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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实现经济“软着陆”和全面兑现入世承诺的关键一年,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的任务艰巨。
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预定的方向运行。
从总供给看,夏粮和秋粮双获丰收,农业生产呈加速增长势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个季度工业生产增长17%,年增长率预计达到9.2%;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房地产等行业较快发展的带动下,全面服务业增速预计将为8.8%。
从总需求分析,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第一季度的43%下降到到第三季度的27.7%,预计全年增长24.9%。居民消费增势强劲,年增长率预计可达14%。全年外贸仍将保持顺差,但规模较去年明显减少,相当于GDP的1.2%
按照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05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放到八项内容和六个重点上,调控力度明显加大。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将如何变化?记者日前采访了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教授,请他就明年的经济形势作了分析和预测。
记者:你如何评价2004年中国的经济发展?
汤敏:整体上,亚行看好中国经济,但也注意到2004年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造成本轮经济过热的体制性原因,如征地用地政策、银行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还远没有厘清;农民增收的长期促进因素尚未形成,增收基础还比较薄弱等。
此外,对经济运行中的一些薄弱环节,也是本轮经济过热中表现为“过冷”的领域,如教育、卫生、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等,还缺乏强有力的长效激励机制;结构失衡状况,包括地区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就业及扶贫方面的不平衡还需进一步扭转;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的不利影响等。
记者:你对明年的经济走势如何判断?
汤敏:宏观调控后,那种短期过热过快的趋势会有所缓解。但影响对经济过快增长的根源还没有消除,一有风吹草动,又会卷土重来。
中国经济发展其实怕的是快而不是慢。快,原则上不是坏事,但往往造成大起大落的现象,对经济、财产和老百姓收入的损失会非常大。所以,中国应该追求一种稳健的长期平稳的经济增长,不要急于求快。
记者:按照这种基调,明年上半年会不会出现“硬着陆”?
汤敏:可能性非常小。最近,又炒起“硬着陆”的问题,我个人倒不担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要“硬着陆”。我担心的是,如果在宏观调控的政策上不抓紧的话,搞不好,其投资可能出现再一次的反弹。因为对于投资机制的冲动,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制约。
比如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企业的投资冲动,银行信贷扩张的冲动。前几个月之所以投资有所回落,是抓得紧。前段时间我谈了我的观点,GDP如果低于7%了,就是“硬着陆”。
实际上,2005年是实现经济“软着陆”和全面兑现入世的关键一年,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的任务艰巨。明年外部经济环境将略逊于今年,出口竞争将更加激烈。但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较今年有所放缓,但仍将维持在约20%的高位;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力。进出口增长率略有下降,经常项目账户顺差进一步缩小。综合分析,明年经济可以“软着陆”的目标,保持8%以上的预期经济增长速度。
记者:那么你如何评价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
汤敏:由于石油价格高企、美元疲软和财政及经常账目双赤字居高不下,2005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会有所放缓。日本经济将因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和国内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而下滑一个百分点左右。欧洲经济受油价波动的影响较大,将保持低速增长。
亚洲发展中国家,除通货膨胀率比较高以外,整体经济形势仍然看好。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约为6.3%,较2004年滑落0.9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印度、韩国和中国台北的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所致。在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冲击下,通货膨胀率可能上升至4.4%。随着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亚洲地区的经常性项目盈余将会有所减少,预计出口增长11%,进口增长13%。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对外贸易顺差减少,加之各国国内利率朝着国际利率水平上浮,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转向中性甚至稍有收缩。
记者:你认为明年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意味着哪些风险?
汤敏:未来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美日欧经济内部日益加深的不平衡,如美国的双赤字和日本与欧洲的财政赤字会导致利率上升和汇率较大幅度的变动,可能会在2005年后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导致2006-2010年间出现一段滞胀时期。
处于高位的石油价格。如果原油价涨到50美元并持续到2005年底,除日本以外的亚洲10个国家将因此损失1.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其中,泰国和菲律宾将遭受的冲击最大。其他将受到明显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记者:你对明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汤敏: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应注意“治热”与“防冷”并重,采取措施缓解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等“过冷”领域的影响。
此外,应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为全面兑现开放服务承诺作好准备;配合宏观调控措施,实行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强化宏观调控效果;缓解能源供应缺口,缩小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
记者:中国宏观经济该如何“防冷”?
汤敏: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当前“治热防冷”,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的一着好棋。但由于体制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经济紧缩中最先受到伤害的往往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小企业。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份开始,银行业的短期贷款不但增速在急剧下降,就连绝对值也一直在下降。9月份金融机构的短期货款比5月份少763亿人民币。其中国家银行同期的短期贷款更减少了1689亿。因为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靠的是短期贷款,短期贷款的大幅度下降,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
除去小钢铁、小水泥企业,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集中在服务业、小制造业、农业等行业,是关系到统筹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经济力量,不属于国家重点调控的范围。但只要宏观政策一紧收,受损害的首先还是这些中小企业。商业银行在压缩信贷规模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项目,特别是流动资金的贷款,往往首当其冲。而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往往有长期贷款合同,不容易受影响
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到它的负面效果,有意识地采取一些对冲措施,以缓解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利影响。
可以考虑适度加大对中小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通过窗口指导,适度控制长期贷款,增加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为了防止一些地方担保公司成立过快、过小、过多和运作不规范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部门应尽快进早建立专门针对担保公司的鉴别和信贷审核制度,有关部门应尽快规范担保公司的准入与退出制度。通过这些措施,用灵活的信用担保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制定有关法规政策,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亦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你对中国金融改革有哪些建议?
汤敏:金融政策应在适度控制货币供应、防止经济过热的同时,加快改革步伐。主要措施应包括明晰银行产权、激活证券市场、规范企业债的发行与流量管理、确定民营金融机构的法定地位等,重点推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村金融服务缺位措施。
明年是兑现入世承诺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之前的关键一年,应加快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使银行产权多元化、民营金融机构合法化、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服务现代化。同时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债券市场。此外,还应加快国家范围内征信系统建设,扩大民营银行试点范围,加速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否面临着转型?
汤敏:中国财政政策已经步入转型阶段,应明确提出退出积极财政政策,转而实行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即不扩大财政赤字绝对额,并通过GDP的快速增长相对压缩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中性财政政策并不是一种“不作为”的财政政策,应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更加灵活地支持社会经济事业发展。具体可考虑以下措施:
一是逐步推行差别性地区财政政策,在制定开支标准和选择开支项目方面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使地方政府也能做到以收定支。明年可考虑先下放工资和办公费的支出制定权限。
二是财政贴息。这是针对“过冷”领域,采取财政对冲措施,可缩小货币政策对这些领域的边际影响,改善经济结构。
三是开征能源消耗税。这项措施既可以有针对性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又有利于缓解能源供求矛盾。
四是加大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支出。应尽快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改革社会救济制度,以及对贫困户子女实行包括大学在内的全免费上学政策。五是应抓住当前经济与财政承受能力较强的机遇,加快处理政府的或然债,降低财政脆弱度。
记者:你认为中国该如何防止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汤敏:国际油价回落是短暂的,从长远看,还可能继续攀升,应做好长期因对挑战的准备。
中国应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石油价格走势,灵活运用现行石油定价机制,及时调整国内油价,避免因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造成国内价格的扭曲。
加快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建设步伐,稳步推行石油期货交易,可以部分地规避石油价格风险。
通过建设虚拟电厂,鼓励节能。所谓虚拟电厂,就是把用于电厂建设的投资改为对各种节能项目的补贴,通过对受益用户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偿还投资与运营成本。如果节约下来的电力需求等同于新建电厂的发电厂能力,就等同于建立了一个虚拟电厂。测算表明,在上海建设一个34万千瓦的虚拟电厂,约需两年,总投资约为1亿3千万美元,节省一度电的投资仅为6分钱,不到生产一度电成本的六分之一。此外,还可以节约输电成本,减少环境污染。
政府还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政府应从税收、价格和融资等方面建立激励机制,大力促进水能、风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