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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的“党”与学校
学校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学校的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科举制的推行，更使学校与政治紧密关联。可以说，“道”、“治”合一是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传统。但是，民国初年，一方面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家权威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势力只重视军事，尚未意识到向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性，加之科举制废除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时政治对学校的干预急剧减少，“传统”似有中断的趋势。
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状况。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从运动中看到了学生的巨大威力。他在该年6月份写给蔡冰若的一封信中说到：“试观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铸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有了在学校宣扬“主义”的打算。1923年8月，孙专门派办学经验丰富的邹鲁到广州，组建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并在学校中宣传主义，以使广东的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出版及宣传问题案》中规定：扩大国民党在其他学校的影响，使其他学校逐步变成国民党的学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加快了党化学校的步伐。国民党不仅在学校中宣扬主义，而且逐步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在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要求学校教职员和教育机关人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1928年国民党执政以后，改变方针，不再在学校中发展党员与建立党部，但却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三民主义思想的灌输，“党化教育”成为此后国民党固定的教育政策。
与国民党不同，中共从建党那一天起，就与学校有着不解之缘。中共的缔造者，以及他们早期的党员，多为高校师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的8个共产党小组，也均以高校师生为主要组成。据中共老人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中共还很“学生气”，“共产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其实，整个党都是很学生气的，如当时的中央通告正文前的称呼，不写‘同志们’，而写成‘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写作‘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在中共第一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100%、75%、43%、53.3%和43.5%。在抗战爆发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各著名学府中，均有共产党组织，这些大学党支部承担了向学生宣传中共意识形态以及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任务。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府的西迁，各大学也陆续向大后方迁移。各大学的党员，一部分因有有利社会关系而隐藏了下来，一部分通过各种关系去了抗日前线，其余的则随校南下复学。内迁的学生党员，在到达学校驻地后，便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恢复和重建学校支部，并以支部为屏障，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
抗战前期共产党在高校的组织建设
1939年以前，国共关系较为良好，这便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在国统区高校中扩大影响、发展组织。
创建新支部，开辟新阵地。由于中共在高校中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支部为中心展开，因此开辟党的阵地，创建支部便成为中共在高校的首要工作。而工作的重心便放在了各内迁高校尤其是原先毫无党的基础的高校中。如何在这些高校中开辟党的阵地？陕西党在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后，总结出一套有效模式：第一、首先在学生和学校当局各种革命的进步的斗争中，吸收几个优秀分子入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该校党的支部，作为一地区各学校团结的中心。第二、倡导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如读书会、科学研究会等）去团结学生、接近学生，把这些团体作为接收党员的过渡桥梁。第三、利用学生中半封建落后的团体（如同乡换帖朋友，经常在一块吃饭游玩说笑的），在学校方面统治严密、其他进步组织不易活动的学校，组织这些团体去吸收党员，开展党的工作，往往只要找到这一集团内的一个积极革命分子介绍其入党，以后便很容易把这团体中的优秀分子大部发展成党员。第四、利用学生团体总的领导机关组织（如学联、民先总队部等）去开辟别的团体别的学校的工作。这些团体是各校联合组织的，只要其中有一个党员，便很容易利用这些领导机关去接近各学校救亡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众领袖和干部，使他们变成“种子党员”，然后再经过这些“种子党员”去建立该校的党组织。第五、利用同乡关系去接近外校学生，也是开辟工作的办法之一。第六、在同一没有党的组织的地区，要能抓紧一个中心学校。中心学校的选择要注意这样一些条件：学生家庭、学校管理、压迫的情形及学生籍贯分布的情况。第七、在开始建立学校中党的组织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那些在功课上、品行上、待人接物上、思想意识上都很好的为群众信任的种子党员。第八、在学校中建立起党的组织以后，开始时多半是高年级的学生，但在建立了组织以后发展党员就应着重在低年级的学生，以避免党员毕业，支部也随之“毕业”的现象发生，使该校的组织永续不断地存在下去。陕西党长期在陕西国统区工作，并且由于和延安相隔最近，和党中央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因此，陕西党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发展新党员，注入新血液。西安事变以后，尤其是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后，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其组织发展却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地发展党员便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专门制定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要求：（一）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二）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三）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四）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的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十）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国统区党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立即开展大量发展党员的工作。在国统区高校中，这一工作一般由当地青委和学委领导。青委（学委）先是通过支部会议的方式向每个党员做发展组织的动员，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对统一战线的支持作用以及未来革命的前途需要等方面说明发展组织的重要性。然后指导各支部拟定详密的工作计划，规定本月（下月）支部和每个党员应发展新党员的数目，介绍怎样找寻对象，怎样接近对象，怎样介绍入党等工作技巧。各支部按照计划，在全校范围内选出相当数量的对象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考查，认为符合条件，便派一党员去和他接近，然后介绍其入党。支部定期检查每个党员的计划完成情况，青委（学委）则定期检查每个支部的计划完成情况。经过各支部和党员的努力，国统区高校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仅1938年四五月间，西安各校就发展党员近140人。
强化党员教育，稳固信念信仰。中共深知，信仰的稳固需要教育的不断强化，因此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中共素来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大量发展组织后，许多新党员很可能对党的信念还比较薄弱，而许多老一些的党员在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需要及时得到组织的指导。所以，经常进行党员教育，便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在国统区高校中，针对新旧党员的不同特点，分别进行不同方式的教育。对于新党员，主要的教育方式有：1、举行入党式，通过这一庄重的仪式来强化其党员意识；2、派专人与其进行一对一谈话，告诉他怎样过党的生活；3、发送文件读物，如：《党员须知》《秘密工作规则》《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及《列宁主义概论》等。4、让其按期参加小组会议，通过小组讨论来渐渐提高工作兴趣，加强组织观念。对于老党员的教育，支部则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鼓励他们参加研究会、读书会，或做读书竞赛，并鼓励、说服他们多参加工作团，起领导作用。二是教育他们关注和把握每个现实问题，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克服无兴趣工作的现象。三是通过定期的小组会议，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
抗战中后期共产党在高校的组织建设
从1939年起，国共关系逐渐恶化。这一年，国民党先是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成立“防共委员会”，接着又于会后数月内先后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该年底至次年初，国民党又出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八路军，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以后，国共摩擦不断，直到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国共关系彻底恶化。
中共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其在高校的发展策略，逐步形成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本着“不暴露、能立足”的原则，党的一切活动全面转入地下，活动方式也由公开转为秘密。
1939年8月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在国统区高校停止了组织发展，将大支部化为一个个小的支部，每个支部一般不超过10个人；若支部人数过多，则建立几个平行支部；支部与支部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支部书记只知道他所在支部的几个党员，一旦有人被捕，几个人就同时撤退。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有的高校支部也取消了，小组活动也停止了，改成了党员与领导人的单线联系，党员有什么情况由自己向指定的联系人讲；有的虽然还有支部，也停止了支部活动，只由支部书记同本支部的党员个别联系。支部会议压缩至每个月不超过两次，环境恶劣时少开或在一个学期内停开；支部中已经暴露的党员，设法将其撤离学校，送到延安。或者改变身份在当地秘密隐藏下来；鼓励党员打入三青团，参加国民党一切公开的青年群众组织。
在组织调整的同时，中共在国统区高校中也进行了一次严密的整党审干工作。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到每个党员，逐一审查。一些学校支部和党员在这次审查中被解散或放弃。与此相配合，中共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南方局青委多次举办短期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主要对入党不久的年轻党员进行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对于大学党支部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南方局青委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训练班，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给他们讲课。着重加强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
前面提到的16字发展策略和方针，为中共在国统区高校保留了星星之火，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而逐渐蔓延为燎原之势，为形成争民主的第二条战线，埋葬蒋家王朝贡献了力量。
（责编 任志）
学校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学校的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科举制的推行，更使学校与政治紧密关联。可以说，“道”、“治”合一是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传统。但是，民国初年，一方面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家权威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势力只重视军事，尚未意识到向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性，加之科举制废除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时政治对学校的干预急剧减少，“传统”似有中断的趋势。
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状况。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从运动中看到了学生的巨大威力。他在该年6月份写给蔡冰若的一封信中说到：“试观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铸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有了在学校宣扬“主义”的打算。1923年8月，孙专门派办学经验丰富的邹鲁到广州，组建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并在学校中宣传主义，以使广东的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出版及宣传问题案》中规定：扩大国民党在其他学校的影响，使其他学校逐步变成国民党的学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加快了党化学校的步伐。国民党不仅在学校中宣扬主义，而且逐步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在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要求学校教职员和教育机关人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1928年国民党执政以后，改变方针，不再在学校中发展党员与建立党部，但却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三民主义思想的灌输，“党化教育”成为此后国民党固定的教育政策。
与国民党不同，中共从建党那一天起，就与学校有着不解之缘。中共的缔造者，以及他们早期的党员，多为高校师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的8个共产党小组，也均以高校师生为主要组成。据中共老人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中共还很“学生气”，“共产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其实，整个党都是很学生气的，如当时的中央通告正文前的称呼，不写‘同志们’，而写成‘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写作‘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在中共第一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100%、75%、43%、53.3%和43.5%。在抗战爆发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各著名学府中，均有共产党组织，这些大学党支部承担了向学生宣传中共意识形态以及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任务。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府的西迁，各大学也陆续向大后方迁移。各大学的党员，一部分因有有利社会关系而隐藏了下来，一部分通过各种关系去了抗日前线，其余的则随校南下复学。内迁的学生党员，在到达学校驻地后，便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恢复和重建学校支部，并以支部为屏障，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
抗战前期共产党在高校的组织建设
1939年以前，国共关系较为良好，这便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在国统区高校中扩大影响、发展组织。
创建新支部，开辟新阵地。由于中共在高校中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支部为中心展开，因此开辟党的阵地，创建支部便成为中共在高校的首要工作。而工作的重心便放在了各内迁高校尤其是原先毫无党的基础的高校中。如何在这些高校中开辟党的阵地？陕西党在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后，总结出一套有效模式：第一、首先在学生和学校当局各种革命的进步的斗争中，吸收几个优秀分子入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该校党的支部，作为一地区各学校团结的中心。第二、倡导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如读书会、科学研究会等）去团结学生、接近学生，把这些团体作为接收党员的过渡桥梁。第三、利用学生中半封建落后的团体（如同乡换帖朋友，经常在一块吃饭游玩说笑的），在学校方面统治严密、其他进步组织不易活动的学校，组织这些团体去吸收党员，开展党的工作，往往只要找到这一集团内的一个积极革命分子介绍其入党，以后便很容易把这团体中的优秀分子大部发展成党员。第四、利用学生团体总的领导机关组织（如学联、民先总队部等）去开辟别的团体别的学校的工作。这些团体是各校联合组织的，只要其中有一个党员，便很容易利用这些领导机关去接近各学校救亡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众领袖和干部，使他们变成“种子党员”，然后再经过这些“种子党员”去建立该校的党组织。第五、利用同乡关系去接近外校学生，也是开辟工作的办法之一。第六、在同一没有党的组织的地区，要能抓紧一个中心学校。中心学校的选择要注意这样一些条件：学生家庭、学校管理、压迫的情形及学生籍贯分布的情况。第七、在开始建立学校中党的组织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那些在功课上、品行上、待人接物上、思想意识上都很好的为群众信任的种子党员。第八、在学校中建立起党的组织以后，开始时多半是高年级的学生，但在建立了组织以后发展党员就应着重在低年级的学生，以避免党员毕业，支部也随之“毕业”的现象发生，使该校的组织永续不断地存在下去。陕西党长期在陕西国统区工作，并且由于和延安相隔最近，和党中央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因此，陕西党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发展新党员，注入新血液。西安事变以后，尤其是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后，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其组织发展却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地发展党员便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专门制定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要求：（一）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二）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三）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四）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的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十）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国统区党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立即开展大量发展党员的工作。在国统区高校中，这一工作一般由当地青委和学委领导。青委（学委）先是通过支部会议的方式向每个党员做发展组织的动员，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对统一战线的支持作用以及未来革命的前途需要等方面说明发展组织的重要性。然后指导各支部拟定详密的工作计划，规定本月（下月）支部和每个党员应发展新党员的数目，介绍怎样找寻对象，怎样接近对象，怎样介绍入党等工作技巧。各支部按照计划，在全校范围内选出相当数量的对象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考查，认为符合条件，便派一党员去和他接近，然后介绍其入党。支部定期检查每个党员的计划完成情况，青委（学委）则定期检查每个支部的计划完成情况。经过各支部和党员的努力，国统区高校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仅1938年四五月间，西安各校就发展党员近140人。
强化党员教育，稳固信念信仰。中共深知，信仰的稳固需要教育的不断强化，因此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中共素来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大量发展组织后，许多新党员很可能对党的信念还比较薄弱，而许多老一些的党员在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需要及时得到组织的指导。所以，经常进行党员教育，便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在国统区高校中，针对新旧党员的不同特点，分别进行不同方式的教育。对于新党员，主要的教育方式有：1、举行入党式，通过这一庄重的仪式来强化其党员意识；2、派专人与其进行一对一谈话，告诉他怎样过党的生活；3、发送文件读物，如：《党员须知》《秘密工作规则》《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及《列宁主义概论》等。4、让其按期参加小组会议，通过小组讨论来渐渐提高工作兴趣，加强组织观念。对于老党员的教育，支部则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鼓励他们参加研究会、读书会，或做读书竞赛，并鼓励、说服他们多参加工作团，起领导作用。二是教育他们关注和把握每个现实问题，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克服无兴趣工作的现象。三是通过定期的小组会议，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
抗战中后期共产党在高校的组织建设
从1939年起，国共关系逐渐恶化。这一年，国民党先是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成立“防共委员会”，接着又于会后数月内先后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该年底至次年初，国民党又出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八路军，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以后，国共摩擦不断，直到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国共关系彻底恶化。
中共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其在高校的发展策略，逐步形成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本着“不暴露、能立足”的原则，党的一切活动全面转入地下，活动方式也由公开转为秘密。
1939年8月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在国统区高校停止了组织发展，将大支部化为一个个小的支部，每个支部一般不超过10个人；若支部人数过多，则建立几个平行支部；支部与支部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支部书记只知道他所在支部的几个党员，一旦有人被捕，几个人就同时撤退。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有的高校支部也取消了，小组活动也停止了，改成了党员与领导人的单线联系，党员有什么情况由自己向指定的联系人讲；有的虽然还有支部，也停止了支部活动，只由支部书记同本支部的党员个别联系。支部会议压缩至每个月不超过两次，环境恶劣时少开或在一个学期内停开；支部中已经暴露的党员，设法将其撤离学校，送到延安。或者改变身份在当地秘密隐藏下来；鼓励党员打入三青团，参加国民党一切公开的青年群众组织。
在组织调整的同时，中共在国统区高校中也进行了一次严密的整党审干工作。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到每个党员，逐一审查。一些学校支部和党员在这次审查中被解散或放弃。与此相配合，中共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南方局青委多次举办短期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主要对入党不久的年轻党员进行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对于大学党支部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南方局青委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训练班，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给他们讲课。着重加强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
前面提到的16字发展策略和方针，为中共在国统区高校保留了星星之火，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而逐渐蔓延为燎原之势，为形成争民主的第二条战线，埋葬蒋家王朝贡献了力量。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