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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部委“三公”经费的公布情况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7月28日,在应该公开的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部门向全社会“晒”出了2010年的“三公”经费决算和今年的“三公”经费预算账单。
一纸“三公”经费账本,几多公共利益牵挂。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三公”消费,是因为这笔开支源于纳税人的血汗钱。公众深知血汗钱来之不易,也明白“开门七件事”,政府也有正常开销,只是希望能够把不该花的留下来,把能节省的省下来,而不愿意看到“三公”成了一些部门的“三私”。
现在,数据总算公之于众了,但赢得的却不是公众的理解,而是更多的猜测和质疑。
首先是问责缺失。即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国务院三令五申,中央部门要把“三公”经费在6月份向社会公开。可是至今仍有10个部门逾期“爽约”。其中,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其次是标准不清。比如,计生委去年因公出国(境)费470.54万元,被质疑难道是出国搞计生?住建部的公务接待经费,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仅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少得让人怀疑搞错了小数点。而中科院去年公务接待费则为9995万元,平均每天27万元,比在建部全年还多1万元。对此,网友戏称“三公”花销,部门之间竟然也存在“天上人间”——“一个是天天在太空聚餐,一个是吃喝有房产商埋单。”
再就是细则不明。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农业部细化到人均经费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由于缺乏相对客观的比较标准,加之各部门对“三公”消费的解释“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公众既看不出这些花费是否真实,也难以判断这些花费是否合理。
因此,關于“三公”经费,有关部门仅公开一个数字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应该拿出一个细化、具体、合理、科学的“菜单”,接受民众全面“检阅”。同时还要建立意见反馈机制,积极主动地回应民众的“挑刺”。
公开,只是“三公”经费改革的“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公开“三公”经费,不是为了让民众看热闹,而是要让民众看“门道”,睁大眼睛“明察秋毫”。只有公开,才有公论,才能让公众的质疑不断释放;只有公开,才有公信,才能让类似“三公消费9000亿”的猜想失去市场;只有公开,才有公正,才能使“三公”消费背后的特权腐败得到遏制。
进一步讲,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才有威慑力,这当中,既需要审计部门的严格督查,也需要媒体、公众积极参与监督,更需要人大的依法审查。
然而,这也只是事后的监督。要解决“三公”问题,根本之策还是在于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作为影响最广泛的公共事务,财政预算不仅是简单分配政府资源的技术性工作,也是民众参与政治、人大监督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某种程度而言,预算监督就是宪政民主的试金石。作为“钱袋子”的监管机构,人大理应响应人民的呼声,切实参与、审议政府预算编制情况,从源头上把好用钱关卡,对用钱情况、用钱实效进行全程监控,不让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开支成为一笔糊涂账,从制度上杜绝“三公”消费中公私不分、公权私用的腐败行为。
尽管还有瑕疵,今后的路还很长,但“三公”经费的公开,已经表明了时代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央机关以身作则,率先破冰,实属难能可贵。
一纸“三公”经费账本,几多公共利益牵挂。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三公”消费,是因为这笔开支源于纳税人的血汗钱。公众深知血汗钱来之不易,也明白“开门七件事”,政府也有正常开销,只是希望能够把不该花的留下来,把能节省的省下来,而不愿意看到“三公”成了一些部门的“三私”。
现在,数据总算公之于众了,但赢得的却不是公众的理解,而是更多的猜测和质疑。
首先是问责缺失。即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国务院三令五申,中央部门要把“三公”经费在6月份向社会公开。可是至今仍有10个部门逾期“爽约”。其中,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其次是标准不清。比如,计生委去年因公出国(境)费470.54万元,被质疑难道是出国搞计生?住建部的公务接待经费,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仅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少得让人怀疑搞错了小数点。而中科院去年公务接待费则为9995万元,平均每天27万元,比在建部全年还多1万元。对此,网友戏称“三公”花销,部门之间竟然也存在“天上人间”——“一个是天天在太空聚餐,一个是吃喝有房产商埋单。”
再就是细则不明。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农业部细化到人均经费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由于缺乏相对客观的比较标准,加之各部门对“三公”消费的解释“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公众既看不出这些花费是否真实,也难以判断这些花费是否合理。
因此,關于“三公”经费,有关部门仅公开一个数字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应该拿出一个细化、具体、合理、科学的“菜单”,接受民众全面“检阅”。同时还要建立意见反馈机制,积极主动地回应民众的“挑刺”。
公开,只是“三公”经费改革的“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公开“三公”经费,不是为了让民众看热闹,而是要让民众看“门道”,睁大眼睛“明察秋毫”。只有公开,才有公论,才能让公众的质疑不断释放;只有公开,才有公信,才能让类似“三公消费9000亿”的猜想失去市场;只有公开,才有公正,才能使“三公”消费背后的特权腐败得到遏制。
进一步讲,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才有威慑力,这当中,既需要审计部门的严格督查,也需要媒体、公众积极参与监督,更需要人大的依法审查。
然而,这也只是事后的监督。要解决“三公”问题,根本之策还是在于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作为影响最广泛的公共事务,财政预算不仅是简单分配政府资源的技术性工作,也是民众参与政治、人大监督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某种程度而言,预算监督就是宪政民主的试金石。作为“钱袋子”的监管机构,人大理应响应人民的呼声,切实参与、审议政府预算编制情况,从源头上把好用钱关卡,对用钱情况、用钱实效进行全程监控,不让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开支成为一笔糊涂账,从制度上杜绝“三公”消费中公私不分、公权私用的腐败行为。
尽管还有瑕疵,今后的路还很长,但“三公”经费的公开,已经表明了时代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央机关以身作则,率先破冰,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