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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查无此人的王政委只是打着“能办北京户口”的幌子，就让饭店老板赵建军、北漂一族杨晓春先后踏入了陷阱
受够了在北京发生的一切，杨晓春从马连洼派出所做完笔录后，立刻动身回到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老家。如果她再回北京，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拿回属于自己的25万元。
从2011年开始，在北京生活许久的杨晓春就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人，但是在花费25万元、耗时一年的情况下，她户口本上的户籍所在地仍然标注的是鄂尔多斯，回到老家，杨晓春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提及在北京发生的一切，她始终认为那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
神通广大的“军哥”
杨晓春口中这件极其丢脸的事开始于2011年10月20日，那一天她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来电的人叫钱国良，是杨晓春老公的发小。钱国良很早就离开鄂尔多斯的老家，到北京定居发展已经十多年，也拿到了北京户口，两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杨晓春也到了北京，因为其老公的原因，钱国良帮杨晓春张罗了很多事情，两家的关系用钱国良的话来讲就是“知根知底”。
在电话里，钱国良告诉杨晓春，他有个朋友叫张伟，张伟在做生意时认识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这个人有本事办理北京户口。
听到这个消息，杨晓春兴奋不已，她正一心想把孩子的户口从鄂尔多斯迁到北京。因为她有三个孩子，分别在上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北京生活许久的她明白北京的教育资源是老家鄂尔多斯无法相比的，更何况大儿子正在上高中，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只有拥有北京户口才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北京高考的分数线要比其他省份低得多，这样儿子考上名牌大学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钱国良带来的消息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杨晓春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立刻让钱国良安排，想和这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见面聊聊这个事情。2011年10月26日，钱国良联系好了一切，他带着杨晓春、张伟来到了解放军309医院旁边的一家饭店，见到了这位关键人物——“渝家坳”饭店老板赵建军。
在饭店的包间里赵建军告诉杨晓春，自己认识军队一位姓王的政委，这位王政委手中有几个军转的户口名额，可以先把杨晓春的户口迁到北京，她的三个孩子随后便能通过随军户口的形式办理北京户口，他还表示以前曾经利用这种方法帮助好几个人办理了北京户口。
对于赵建军的话，杨晓春并没有去判断真伪，她只是单纯地相信她老公的发小钱国良，因为赵建军是钱国良介绍给她认识的。但实际上钱国良对于赵建军的了解也不多，他相信的是张伟，张伟是钱国良到北京后结交到的最好朋友，两人经常玩在一起，钱国良用“他坑谁也不会坑我”来形容张伟。
虽然钱国良对赵建军了解不多，但有些事情让他觉得赵建军还是有些本事的。钱国良的一些亲戚来北京看病，苦于不能进入好的医院，挚友张伟把赵建军介绍给他，在赵建军的疏通下，钱国良的亲戚都能进入解放军309医院进行治疗，这一点让钱国良认为赵建军在军队里还是有些关系的。
在层层关系下，杨晓春觉得赵建军还是比较靠谱的，双方在饭店包间里达成了口头协议，很快这份口头协议又变成了书面协议。
在这份协议书里，赵建军承诺为杨晓春办理北京户口，而杨晓春需要为此支付55万元，支付方式为杨晓春先期支付赵建军25万元，剩余尾款30万元在两个月内打到担保人钱国良的账户上，如果赵建军在5个月内成功办理了北京户口，那么尾款由钱国良打给赵建军，如果没有，赵建军应在一个月内退还所有款项，不能按时退还，还要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或者2%的利息。双方还在协议书里注明：如有任何一方违约，可经法律部门仲裁。
赵建军、杨晓春、钱国良都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作为担保人之一的张伟也签上了自己在身份证上的名字——吴传信。
对于这份协议，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显冬说：“如果这是一份通过合法渠道正常办理北京户口的协议，而且不涉及金钱交易，那是有效的，但是这份协议明显涉及金钱交易，而且北京户口不能进行买卖，所以该协议不受法律保护。”
双规的谎言
签完协议后，杨晓春十分遵守自己的诺言，第二天便在海淀区茉莉园附近的工商银行给赵建军的银行卡里汇了25万元，在2011年11月，她又给担保人钱国良的农业银行卡里汇了30万元。做完这一切，赵建军满口表示北京户口的事情一定能按时办好，让杨晓春安心在家等好消息。
作为担保人的钱国良则有些担心，在签完协议后，他一直要求赵建军把具体办事的王政委约出来，大家见见面。钱国良回忆说，他就此事向赵建军提过多次，但是赵建军每次满口答应后便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
2011年12月20日，赵建军开始了第一次违约，他发短信给杨晓春说户口办理很顺利，只是最近手头紧，希望杨晓春赶紧支付剩余的30万元，杨晓春则表示这30万元已经汇到了钱国良的账户上，一旦户口办好，立即支付。
无奈之下，赵建军便去找钱国良商量。作为担保人，钱国良还是相当负责的，无论赵建军怎么劝说，他都坚持等户口办理好之后才能汇款，两人相持不下，闹得很不愉快。
到了2012年4月，四人签订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六个月，但杨晓春还是没有见到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簿，在反复的催问下，赵建军给了她一个失望至极的答复：王政委被双规，户口不能办了。
除了失望，杨晓春此时已经有所戒备，她担心放在钱国良那里的30万元会被赵建军拿走，就找赵建军、钱国良和张伟又补充了一份协议，注明办理户口的费用是25万元，而这个补充协议下面的日期仍旧与原协议保持一致。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钱国良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和赵建军取得了联系，赵建军表示自己已经无法和王政委取得联系，但是可以先和王政委的儿子商量怎么处理此事。
后来经过四方协商，赵建军同意马上退还杨晓春25万元，而钱国良在得知赵建军明确表态不能办理北京户口之后，第一时间便将30万元汇回给了杨晓春。 赵建军虽然满口答应会马上退还25万元，但是他的效率却是远远不及钱国良，在2012年下半年的时间里，赵建军分三次陆续还给了杨晓春34400元，但这和25万元的还款总数相差太远，而杨晓春在2012年下半年里几乎只做了一件事——要钱。
为了躲避杨晓春的追债，赵建军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和她见面，在外地出差和照顾生病老人成了最常用的借口，实在躲不了，赵建军甚至发誓要把自己的饭店和房子卖了来偿还这笔钱。
后来杨晓春发现赵建军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誓言，仅剩的耐心也被消磨掉，她要和赵建军彻底摊牌。2013年1月2日，杨晓春直接去了赵建军家里，与她同去的还有担保人钱国良和张伟。杨晓春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来这里要钱，而签订协议的四人都到场还是第一次。
这一次的阵势还真把赵建军给吓住了，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眼看事态对自己非常不利，赵建军居然主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很快赶到了这里，在了解情况后，四人被带到了马连洼派出所。
在这期间，钱国良一直紧跟着赵建军，甚至包括上厕所的时候，他担心赵建军会逃跑，直到马连洼派出所，钱国良才彻底放松下来。
查无此人
在马连洼派出所里，警方给四人都做了笔录。直到警察问起，赵建军才详细描述了他认识王政委的过程：“2011年7月的一天晚上，饭店夜市里经常来一位穿军事科学院军装的客人，自称王树兵，是营房部副政委，军衔是大校，王树兵说他们单位有名额，能办理外地随军家属户口落北京的事，还可以带孩子一起户口进京，希望我帮其介绍，办理一个户口要25万元，还说我也能从中和对方多要点好处费，我便记下了这件事，日后才和张伟聊起。”
在做笔录时，赵建军始终坚持自己的确找了王树兵办理北京户口，但是王树兵被双规，25万元没法追回，为了验证赵建军的话，警察特意加快了问话的速度，而赵建军也是对答如流。
“王树兵多大岁数？”“30多岁。”“他孩子多大岁数？”“6岁。”站在一旁的钱国良听到这里时，当时就蒙了，他记得赵建军说会联系王政委的儿子来协商户口办理的事情，冲冠一怒的他立刻大声质问赵建军：“你会去找6岁的孩子商量事情吗？6岁的孩子能接你的电话都是问题。”这句话引得在场所有人都乐了，而赵建军依旧坚持自己的说法。
后来警方去了军事科学院查证，政治部保卫处出具了一份证明：经我部核实，我院在职干部中没有叫王树兵的，也没有王树兵同音名字的人员。
赵建军目前仍在羁押当中，另外3个当事人也并没有为此开心不已，相反陷入了尴尬的局面，杨晓春的老公在过年时一直邀请钱国良来家做客，钱国良心怀内疚不好意思登门，而他与张伟之间的关系也不如从前那么亲密。
杨晓春虽然一直沉默不语，但内心一直惦记的还是那25万元钱，这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的确是个大数目。
（文中当事人皆为化名）
受够了在北京发生的一切，杨晓春从马连洼派出所做完笔录后，立刻动身回到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老家。如果她再回北京，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拿回属于自己的25万元。
从2011年开始，在北京生活许久的杨晓春就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人，但是在花费25万元、耗时一年的情况下，她户口本上的户籍所在地仍然标注的是鄂尔多斯，回到老家，杨晓春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提及在北京发生的一切，她始终认为那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
神通广大的“军哥”
杨晓春口中这件极其丢脸的事开始于2011年10月20日，那一天她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来电的人叫钱国良，是杨晓春老公的发小。钱国良很早就离开鄂尔多斯的老家，到北京定居发展已经十多年，也拿到了北京户口，两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杨晓春也到了北京，因为其老公的原因，钱国良帮杨晓春张罗了很多事情，两家的关系用钱国良的话来讲就是“知根知底”。
在电话里，钱国良告诉杨晓春，他有个朋友叫张伟，张伟在做生意时认识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这个人有本事办理北京户口。
听到这个消息，杨晓春兴奋不已，她正一心想把孩子的户口从鄂尔多斯迁到北京。因为她有三个孩子，分别在上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北京生活许久的她明白北京的教育资源是老家鄂尔多斯无法相比的，更何况大儿子正在上高中，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只有拥有北京户口才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北京高考的分数线要比其他省份低得多，这样儿子考上名牌大学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钱国良带来的消息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杨晓春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立刻让钱国良安排，想和这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见面聊聊这个事情。2011年10月26日，钱国良联系好了一切，他带着杨晓春、张伟来到了解放军309医院旁边的一家饭店，见到了这位关键人物——“渝家坳”饭店老板赵建军。
在饭店的包间里赵建军告诉杨晓春，自己认识军队一位姓王的政委，这位王政委手中有几个军转的户口名额，可以先把杨晓春的户口迁到北京，她的三个孩子随后便能通过随军户口的形式办理北京户口，他还表示以前曾经利用这种方法帮助好几个人办理了北京户口。
对于赵建军的话，杨晓春并没有去判断真伪，她只是单纯地相信她老公的发小钱国良，因为赵建军是钱国良介绍给她认识的。但实际上钱国良对于赵建军的了解也不多，他相信的是张伟，张伟是钱国良到北京后结交到的最好朋友，两人经常玩在一起，钱国良用“他坑谁也不会坑我”来形容张伟。
虽然钱国良对赵建军了解不多，但有些事情让他觉得赵建军还是有些本事的。钱国良的一些亲戚来北京看病，苦于不能进入好的医院，挚友张伟把赵建军介绍给他，在赵建军的疏通下，钱国良的亲戚都能进入解放军309医院进行治疗，这一点让钱国良认为赵建军在军队里还是有些关系的。
在层层关系下，杨晓春觉得赵建军还是比较靠谱的，双方在饭店包间里达成了口头协议，很快这份口头协议又变成了书面协议。
在这份协议书里，赵建军承诺为杨晓春办理北京户口，而杨晓春需要为此支付55万元，支付方式为杨晓春先期支付赵建军25万元，剩余尾款30万元在两个月内打到担保人钱国良的账户上，如果赵建军在5个月内成功办理了北京户口，那么尾款由钱国良打给赵建军，如果没有，赵建军应在一个月内退还所有款项，不能按时退还，还要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或者2%的利息。双方还在协议书里注明：如有任何一方违约，可经法律部门仲裁。
赵建军、杨晓春、钱国良都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作为担保人之一的张伟也签上了自己在身份证上的名字——吴传信。
对于这份协议，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显冬说：“如果这是一份通过合法渠道正常办理北京户口的协议，而且不涉及金钱交易，那是有效的，但是这份协议明显涉及金钱交易，而且北京户口不能进行买卖，所以该协议不受法律保护。”
双规的谎言
签完协议后，杨晓春十分遵守自己的诺言，第二天便在海淀区茉莉园附近的工商银行给赵建军的银行卡里汇了25万元，在2011年11月，她又给担保人钱国良的农业银行卡里汇了30万元。做完这一切，赵建军满口表示北京户口的事情一定能按时办好，让杨晓春安心在家等好消息。
作为担保人的钱国良则有些担心，在签完协议后，他一直要求赵建军把具体办事的王政委约出来，大家见见面。钱国良回忆说，他就此事向赵建军提过多次，但是赵建军每次满口答应后便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
2011年12月20日，赵建军开始了第一次违约，他发短信给杨晓春说户口办理很顺利，只是最近手头紧，希望杨晓春赶紧支付剩余的30万元，杨晓春则表示这30万元已经汇到了钱国良的账户上，一旦户口办好，立即支付。
无奈之下，赵建军便去找钱国良商量。作为担保人，钱国良还是相当负责的，无论赵建军怎么劝说，他都坚持等户口办理好之后才能汇款，两人相持不下，闹得很不愉快。
到了2012年4月，四人签订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六个月，但杨晓春还是没有见到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簿，在反复的催问下，赵建军给了她一个失望至极的答复：王政委被双规，户口不能办了。
除了失望，杨晓春此时已经有所戒备，她担心放在钱国良那里的30万元会被赵建军拿走，就找赵建军、钱国良和张伟又补充了一份协议，注明办理户口的费用是25万元，而这个补充协议下面的日期仍旧与原协议保持一致。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钱国良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和赵建军取得了联系，赵建军表示自己已经无法和王政委取得联系，但是可以先和王政委的儿子商量怎么处理此事。
后来经过四方协商，赵建军同意马上退还杨晓春25万元，而钱国良在得知赵建军明确表态不能办理北京户口之后，第一时间便将30万元汇回给了杨晓春。 赵建军虽然满口答应会马上退还25万元，但是他的效率却是远远不及钱国良，在2012年下半年的时间里，赵建军分三次陆续还给了杨晓春34400元，但这和25万元的还款总数相差太远，而杨晓春在2012年下半年里几乎只做了一件事——要钱。
为了躲避杨晓春的追债，赵建军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和她见面，在外地出差和照顾生病老人成了最常用的借口，实在躲不了，赵建军甚至发誓要把自己的饭店和房子卖了来偿还这笔钱。
后来杨晓春发现赵建军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誓言，仅剩的耐心也被消磨掉，她要和赵建军彻底摊牌。2013年1月2日，杨晓春直接去了赵建军家里，与她同去的还有担保人钱国良和张伟。杨晓春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来这里要钱，而签订协议的四人都到场还是第一次。
这一次的阵势还真把赵建军给吓住了，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眼看事态对自己非常不利，赵建军居然主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很快赶到了这里，在了解情况后，四人被带到了马连洼派出所。
在这期间，钱国良一直紧跟着赵建军，甚至包括上厕所的时候，他担心赵建军会逃跑，直到马连洼派出所，钱国良才彻底放松下来。
查无此人
在马连洼派出所里，警方给四人都做了笔录。直到警察问起，赵建军才详细描述了他认识王政委的过程：“2011年7月的一天晚上，饭店夜市里经常来一位穿军事科学院军装的客人，自称王树兵，是营房部副政委，军衔是大校，王树兵说他们单位有名额，能办理外地随军家属户口落北京的事，还可以带孩子一起户口进京，希望我帮其介绍，办理一个户口要25万元，还说我也能从中和对方多要点好处费，我便记下了这件事，日后才和张伟聊起。”
在做笔录时，赵建军始终坚持自己的确找了王树兵办理北京户口，但是王树兵被双规，25万元没法追回，为了验证赵建军的话，警察特意加快了问话的速度，而赵建军也是对答如流。
“王树兵多大岁数？”“30多岁。”“他孩子多大岁数？”“6岁。”站在一旁的钱国良听到这里时，当时就蒙了，他记得赵建军说会联系王政委的儿子来协商户口办理的事情，冲冠一怒的他立刻大声质问赵建军：“你会去找6岁的孩子商量事情吗？6岁的孩子能接你的电话都是问题。”这句话引得在场所有人都乐了，而赵建军依旧坚持自己的说法。
后来警方去了军事科学院查证，政治部保卫处出具了一份证明：经我部核实，我院在职干部中没有叫王树兵的，也没有王树兵同音名字的人员。
赵建军目前仍在羁押当中，另外3个当事人也并没有为此开心不已，相反陷入了尴尬的局面，杨晓春的老公在过年时一直邀请钱国良来家做客，钱国良心怀内疚不好意思登门，而他与张伟之间的关系也不如从前那么亲密。
杨晓春虽然一直沉默不语，但内心一直惦记的还是那25万元钱，这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的确是个大数目。
（文中当事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