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秋天，30岁的杜正贤坐在从杭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身旁是一只不敢离身、层层包裹着的“玻璃杯”。
　　那时的他已参加工作5年，但尚属考古新人，这次进京未敢有丝毫懈怠。从杭州市半山区石桥乡的一处发掘现场离开，便直奔车站，鞋子上甚至还残留着那座编号为90-1战国土墩墓中的泥土。

　　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料想到，这只“玻璃杯”到了北京，竟足足在他的老师、北京大学原考古系主任、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的手中待了40分钟。“宝贝啊，国宝啊”，苏秉琦的一声慨叹，吹开了尘封在战国水晶杯上2300年前的灰土，也再一次印证了杜正贤此前的判断。

令人爱不释手的通透

　　公元前342年，越王无疆即位。这位胸怀大志的越国末主，面对着越国衰落的国运，一心效法列国征伐中原，希冀重振于越雄风。运筹帷幄的越王无疆蛰伏了36年，于公元前306年，终于身披铠甲，率领大军从都城会稽出发，北上伐齐。自知不敌越军的齐威王，派使者游说越王征楚。越王无疆见联合伐齐的楚军未到，恼怒之际听信齐使说辞，举兵西向伐楚。未料楚威王早有准备，越军全军覆没。
　　越国国土被楚国侵占，昔日的余杭城却繁华依旧。彼时在吴越两国之间已三易其主的余杭，在历史的动荡中再一次迎来了新的主人。一个来自楚国的长官，夜夜笙箫、彻夜长歌。他喜好饮酒，身邊斟酒的侍女却不得近身，那盏人人都想一睹“芳容”的水晶杯，唯有他可摆弄。
　　敞口平唇、斜长直壁、深腹圆底、圈足外撇，水晶杯身通体透明无纹饰。整器略带淡琥珀色，器表经抛光处理，平素简洁，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它的造型有别于同时期的酒器，而材质花色又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多用于器皿的青铜与漆器。就连价值连城的玉件，也难以达到这样通透的观赏效果。
　　余杭的地方官对其爱不释手，但在其去世后，余杭城中便再无任何水晶杯的消息。

梦回石塘村

　　1990年的一天，一个杭州古董商从几个主动上门的人手里，收购了数目不小的古文物，其中有一套市面上非常罕见的原始瓷镈。经验丰富的古董商一眼就看出来，这绝对是个“够年头”的老物件，便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可没过几天，伴随着半山镇村民的报警，警察的敲门声打破了古董商的美好幻想。原来，那几个人是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的工人，他们在取土时发现了一些陶瓷的编钟。工人们没有声张，偷偷地把东西藏起来，等到第二天拿到古董商那里卖掉，这一切被附近村民看到了。
　　人赃俱获，杭州文管所的专家从那一套原始瓷镈中看出了此事“非同小可”。镈是古代的一种与钟磬配合使用的打击乐器，一般只有贵族在宴飨和祭祀时才使用。这就意味着，砖瓦厂取土地点之下，一定还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10月底，考古队进驻石塘村，展开了抢救性挖掘。那是黄鹤山西麓一处草木丛生的小溪坞，当时作为考古队一员的杜正贤回忆道：“当时那还是个小山坡，因为取土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就剩下几间炒春茶用的旧房。”
　　在原址挖至1米多的深度时，木炭层已经显露。欣喜若狂的杜正贤知道，木炭具有防潮功能，一般有钱人的墓葬才会铺设。谨慎的杜正贤开始用篾片一点点抠，泥土中出现了一抹晶莹的色彩，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清理，杜正贤“眼前为之一亮”。一尊造型“现代”的水晶杯，渐渐显露出来。
　　与这尊水晶杯一同被发现的，还有那座未被盗掘过的“战国1号墓”，这也是目前为止杭州地区发现的最大战国墓葬。其中出土的陪葬精品器物如玉璜、玛瑙环、玉虎等就有34件。根据碳14年代测定，该墓葬大约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建造。器物带有明显的越文化与楚国元素。自此，那些关于余杭城水晶杯去向的传说，终于有了答案。

国宝中的国宝

　　由粮道山路的步道上行，一路繁枝翠映，百米之外豁然开朗的一面白墙围内，便是杭州博物馆南馆。感知着吴山景区和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的古香古色，人们不难想象，这一带确曾是古杭州最为繁华之地。
　　今天的杭州博物馆，战国水晶杯作为镇馆之宝静静立于常设展一层展厅，展台动线的入口正中。在全馆最醒目的中心位置，这只水晶杯通体素光，器身典雅。它高15.4厘米、圈足高2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如此大的“体量”，让战国水晶杯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文物。时隔三百余年，于公元一世纪在阿富汗贝格拉姆文明诞生的叶纹水晶杯已属珍品，但在器型体量上，仍不敌战国水晶杯的大气。
　　杜正贤早已不是当年的考古新人，经历了二十余年辉煌的一线考古工作后，他成为了业界为人称道的“考古界的奇才”。命运将杜正贤与水晶杯紧紧相连。如今的杜正贤已是杭州博物馆馆长，从水晶杯被发掘到现在，经历了工作换岗的他重新回到了水晶杯的身边，成为了战国水晶杯的“守护者”。
　　作为国宝级文物，水晶杯每天迎来的参观游客络绎不绝。杜正贤说：“这是杭州博物馆唯一一件国宝级文物，更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这是对战国水晶杯最高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