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移民住宅建筑工人的职业伤害和劳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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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移民工人的职业伤害率被广泛的认为是低估了。这项研究目的是提高对拉丁移民住宅建筑工人职业伤害和劳动组织潜在性损伤程度认识。方法 对一个社区样本的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N =107)进行长达3个月观察,获得前瞻性数据。结果 在3个月观察期内,28个参加者受伤,达到55.0/100FTE(95% CI=41.4-71.6)的伤害发生率,包括在观察期内不在工作岗位时间段的3.9/100 FTE (CI=0.2-7.2)伤害发生率。相对于装框工和一般建筑工人,屋顶工的伤害比例升高。屋顶工更多地暴露在各种有害劳动组织因素中。结论 虽然小样本不精确,但研究结果表明,拉丁移民建筑工人的伤害程度被低估了3到4倍。劳动组织可能促成非致命性职业伤害率提高,尤其是屋顶工。
  【关键词】 拉丁裔 建筑工人 职业伤害 劳动组织
  劳动组织在一般职业健康尤其是伤害预防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劳动组织是指工作的完成方式。它关注工作的设计和执行方式(即工作流程)、管理和人力资源政策、所采用的生产方法以及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组织在认识伤害和伤害预防中的潜在价值已经得到认可,在违反安全方面起到着重要作用。劳动组织的隐含价值也同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它可能构成或激活工作中的风险。此外,劳动组织还引起“无形”(职业压力)的额外风险。因此,劳动组织是预防工作伤害风险和过度额外伤害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研究目的是提高对拉丁移民住宅建筑工人的职业伤害和劳动组织潜在性损伤程度认识。从选定行业的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社区样本(n=107)中获得调查数据:(1)记录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3个月的工伤率以及年龄、在美国的时间、原住地和建筑行业引发的发病率变化;(2)描述这些工人的劳动组织特性,包括就业结构的变化(工作时间、不稳定)、工作安排(技能多样化、控制、心理需求、风险暴露)、监督措施(权威、惩罚、沟通能力)以及安全条件条件;(3)探讨伤害风险的变化归因于劳动组织特性。
  1 方法与材料
  使用交互式语音应答(IVR)技术收集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的日记数据。设计4个独立的数据收集:一个基线面谈调查、一个21天使用IVR技术的日志、一个日记周期后期的汇报采访、一个完成日记周期3个月后的采访。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基线和3个月的后续采访。
  1.1 样本
  从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中非概率抽样(N=119)招募获取。参与者入选标准为年龄在18岁以上、拉丁美洲人(自己或父母出生在拉美国家,或自我认定为“拉丁美洲人”或“西班牙裔”)和每周在建筑行業工作的时间达36个小时或以上。3个月的调查107名研究参与者(89.9%)。
  1.2 数据采集
  询问与评估基本情况(年龄、原国籍)、职业特征(建筑行业的工龄及主要工作内容)、健康史(患有的慢性疾病)和反映劳动组织的各方面(控制、心理需求、危险接触、观察测量)。后续调查主要关注受伤的经历和在3个月调查期间内的健康变化。调查问卷的数据由4个训练有素调查员进行收集。
  1.3 测量
  1.3.1 因变量
  伤害率的评估是通过询问参与者是否经历过五种特定类型的伤害(扭伤或拉伤、割伤或撕裂、火烧或化学性烧伤、擦伤或挫伤、骨折或骨裂、错位)和一个附加问题(过去3个月在进行有偿建筑工作时是否经历其他类型的伤害)。对于回答在过去3个月是否有1次以上伤害时说“是”的人,随后问“你在受到伤害几天之后回去工作的?”。回答的选项有“当天/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事故发生后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天或者更长”以及“仍然没能回去工作”。报告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或更久才返回工作的人,被划分为需要离岗休息。
  1.3.2 组织
  劳动组织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施工作业的结构属性,由两个变量进行评估。第一个变量是建筑行业平均劳动时间长,划分为每周超过45小时的编码为1,反之为0。第二个变量是不稳定就业,“哪个陈述最能描述你在建筑行业的工作状况?”,对应三个选项“我是一个建筑承包商或分包商,自己做交易”、“我已经为同一个承包商或分包商工作超过三个月了”和“在过去的三个月,我已经为几个承包商或分包商工作过”。回答在过去的三个月已经为几个人工作过的参与者,在不稳定就业中编码为1,其他的编码为0。
  劳动组织用工作安排内容问卷修改版进行评估,包含四个变量。控制3个评估项,种类6个评估项,心理需求9个评估项目,危险接触6个评估项。工作内容问卷修改版每一个项的选项涵盖了从“很少或从不= 1”到“几乎总是= 4”的范围。每一个变量较高值代表更高级别的属性。
  劳动组织的监管设置四个评估变量。权威性监督4个评估项,惩罚性监督3个评估项,选项范围从“强烈反对=1”到“非常赞同=4”,分值越高,属性层次越高。缺乏与监督者的交流1个评估项,“你与自己的直属上司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沟通?”。可能的回答有“非常好”、“有点难”和“很难”。回答“有点难”或“很难”的人编码为1,被认为沟通不畅;其他人编码为0。安全条件10个评估项,分值越高表明在安全与健康方面更好地参与管理。
  1.3.3 个人特征
  年龄(以年计)和受教育程度使用拉美国家的分级评估系统(即小学、中学、学院、大学)评估。参与者被分为三个建筑行业工种。如果每周至少有3天使用木材或轻量金属框架来参与建筑或装配地板、墙壁或天花板工作内容的人,被列入一个装框工;如果通常每周至少有3天开展使用屋顶瓦、搬动现有的屋顶瓦、使用热屋顶焦油或建屋面、将屋面材料带到屋顶的活动,被列为屋顶工;自认为是一个普通建筑工人和没有满足“装框工”或“屋顶工”定义的人,被列为一个普通建筑工人。最后问参与者是否曾经完成任一个建筑行业的学徒期。
  1.4 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观察到的受伤数量被假定为遵循泊松分布。所观察到的发病率计算公式为:总伤害数/3个月内工作总时长。3个月内的总工作小时数是3个月的调查所得数据,总工作小时数包括自雇承包商或分包商在内的所有参与者以及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数。预计估计受伤率是用100个人3个月(13个星期)内每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相当于52,000个小时的工作量)的总工作时间乘以受伤率的上、下置信区间95%计算出来。
  单变量统计包括百分比、平均值和标准差计算,用于描述建筑工作的组织。装框工、屋顶工和一般建筑工人之间的劳动组织因素比较,使用专门用于劳动组织因素离散和连续分布的卡方或F检验统计分别进行评估。逻辑回归研究每一个劳动组织要素二元联系。所有分析使用SASv9.2和第一类错误率0.05。
  2 结果
  参与者平均年龄31.7岁(σ=7.6)。大多数人没受过正规教育;样本(n=40)的37.4%只受过小学或以下的教育,42%(n=45)的人受过中等教育。参与者在美国平均工作时间为9.7年(σ=6.0),西班牙语已经成为参与者(n=100,93.5%)主要语言。将近样本1/4(22.4%)的人表示已经完成一个学徒期。大多数工人(n=73,68.2%)表示,“我已经为同一个承包商或分包商工作了3个月以上”。而少数人(n=29,24.4%)表示,“我在过去3个月中已经为不同的承包商或分包商工作过”。在调查中,参与者过去一年在建筑行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为38.3周(σ=16.9),平均每周工作42个小时(σ=8.6)。参与者在调查之前的12个星期内,平均工作时间为7.7周(σ=3.3),在此期间通常每周34.2小时(σ=12.7)建筑工作。
  28个参与者回答了在调查前的工伤情况。伤害包括骨头破损或断裂(n=4)、错位(n=3)、扭伤或拉伤(n=7)、火烧伤或化学烧伤(n=1),以及割伤或撕裂、擦伤或撞伤。3个月内所观察到的每100个全职工人的伤害率为55.0(95%CI=41.4-71.6)。如果只是计算骨头破损或断裂、错位或烧伤(n=8),观察到的伤害率是15.7/100FTE(95%CI=3.4-15.8)。有2个存在两天以上离开工作岗位的受伤报告,致使每100个全职工人(95%CI=0.2-7.2)中有3.9的损失工时受伤率。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的受伤风险并因为年龄、在美国工作时间、受教育程度或者原籍国的不同而不同(见表1)。尽管如此,屋顶工的受伤害次数要比装框工或一般建筑工人(P<0.02)多。
  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之间的劳动组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见表2)。1/5参与者工作时间很长,1/4参与者认为就业不稳定。暴露在危险环境的平均水平接近于可能分值区间中点(即暴露在危险条件下可能分值范围分别为3-12和6-24),而技能种类和心理需求平均水平则低于可能分值区间中点(即技能种类和心理需求可能分值区间范围分别为6-24和9-36)。权威性和惩罚性监督同样也是在可能分值范围中点(即权威性和惩罚性监督分值范围分别为4-16和3-12)。1/5参与者无法与上司沟通。一般认为安全条件分值接近可能分值范围中点(即10-39)。
  简单二元分析表明,很少有证据证明劳动组织因素与伤害风险有关(见表3)。更大危险感知接触与更大伤害风险相关(OR=1.10)。在对工人类型和观察期内工人工作总时长进行调整后,两个劳动组织因素与更大伤害风险相关。每增加1单位心理需求,遇到伤害几率会增加4%。同样每增加1单位感知伤害,遇到伤害几率会增加12%。
  3 讨论
  该研究目的是提高对拉丁移民住宅建筑工人的职业伤害和劳动组织潜在性损伤程度认识。非致命性职业伤害程度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数据要高,同时对关拉丁移民劳动组织过程的具体研究有可能揭示拉丁裔建筑工人为什么会遇到较大恶性事故、伤害和疾病。研究数据表明劳动组织对拉丁移民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威胁。
  样本中伤害率与先前的报告相比有所提高。在超过3个月的时间里,在样本中所观察到的职业伤害发生率为55/100FTE(95%CI=41.4-71.6);这个比率比每年公布的建筑行业伤害发生率(即每100个工人中有4.2人受伤)要大10倍。尽管小样本不太精确,但数据提示了比以前的研究报告更高的受伤率。如果估计值仅限于“主要”伤害,如骨头破损或断裂、错位和烧伤,不包括在3个月观察期内不在工作时间所观察到的受伤率为15.7/100FTE(95%CI=3.4-15.8):超过每年公布的发生率4倍以上的增长。如果估计值限于包括不在工作时间的受伤率,数据显示超过每年公布的发生率将近3倍的增长。虽然数据收集和测量策略的差异,无法与劳工统计局的官方数据进行直接地比较,但是这个拉丁移民住宅建筑工人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以前可能没有查出漏报伤害数量的全部问题和潜在的真实范围。
  本研究的贡献是描述了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的几个劳动组织因素。虽然对比数据很少,但该研究所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建筑劳动组织存在潜在风险;尽管只对工作时间长进行评估,但这两者都被认为与职业健康不佳的结果有关。平均“各种”分值都在可能范围分值区间中点之上,显示拉丁裔建筑工人正在从事一个相对多元化的与工作相关活动,且正在避免重复的、潜在单调的任务。
  整个建筑行业的劳动组织存在系统的差异。就工作安排特点而言,屋顶工被认为是调查中技能多样性和控制水平最低、危险接触最高的。屋顶工同样也被认为是安全条件分值最低的工作。但是,屋顶工很少参与长时间工作,且有更为有利的监管措施,包括权威性和惩罚性监督的分值最低。然而,与以前的研究相一致,屋頂工的受伤率比装框工或一般建筑工人有所提高。虽然在这个小样本中没有证据表明劳动组织因素能够有力地预测伤害,但是与装框工和一般建筑工人相比较,有限地揭示了几点被认为影响屋顶工健康和安全的工作安排,可能对增加伤害率起作用。对于将来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成熟领域,尤其是为研究较大心理需求和感知伤害可能增加受伤风险提供启发性提示。
  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因为样本小且是区域性的,并通过非概率方法进行招募,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是未知的。其次,涉及不在工作岗位的工伤发生率应谨慎解释,因为用来收集工作损失时间的措施没有区分是否仅仅是返回工作之前的受伤休息时间数、伤害发生当天或没来工作。如果一个工人通常在周一到周五工作,在周五遇到伤害,而且报告说直到受伤后的第二天(或更晚)都没有返回工作岗位,是有可能没有损失工作时间的。最后,由于没有非拉丁裔对照组,因此在这个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经历对于拉丁裔住宅建筑工人来说是否是特殊的,或者他们在这个类别分组中是否更全面地反映了工人的经历,都是不明确的。未来的比较研究有必要确定类别分组中拉丁裔工人的遭遇与类别分组中其他工人的遭遇是否有不同。
  总的来说,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组织可能会增加拉丁移民建筑工人非致命性职业伤害比率。虽然更多的研究需要通过概率抽样选择更大的样本,但提高劳动组织可能有助于减少移民工人遭遇职业伤害比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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