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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以及杭州西湖，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纷纷歌颂和赞美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最喜爱的地方之一。毛泽东在杭州曾有过40余次的居停。西湖畔的刘庄(现仍有“毛泽东读书处”)也因此见证了共和国历程中许多重要的事件。
与胡志明在杭州不期而遇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胡志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胡志明经常见面、会谈，其中既有相互商讨和决定抗击帝国主义的战略性决策，也有轻松和随意的话题，如历史掌故、哲学观点等。
1965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重返江西，归途中因患病，在长沙作短暂的停留。此时，胡志明正在中国休假。其实，从1961年到1967年，胡志明因年事已高及工作过于紧张，每年都会来中国度假或治病，并借此机会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商讨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因此，他的休假是“既不公开，又不秘密”。这次胡志明到黄山休假，途经长沙，毛泽东知道后决定立即与他会见。会谈中，两人谈及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胡志明提出请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入越助战的问题，并把一张拟修建的从越南腹地通向中国边境的几条公路的略图交给毛泽东，还请求中国派工程兵帮助越南修建道路、机场、工事等。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此后，胡志明上了黄山。在黄山住了18天后，在董必武的陪同下，胡志明去了杭州。
胡志明到了杭州，恰好毛泽东也在杭州。于是，他们有了再次的会面。
毛泽东视杭州为其第二故乡，他在杭州曾多次接见外宾。据曾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回忆：从1954年到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达22次(批)之多。在这些人当中，就有胡志明，而且不止一次。
1965年6月，胡志明从黄山下山赴杭州养病，住在西湖畔比较隐蔽的谢家花园。谢家花园与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隔湖相望，又与“柳浪闻莺”为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也曾在这里下榻过。当时，毛泽东也在杭州，住在西湖畔的汪庄。他听说胡志明到了杭州，就要去看望。在谢家花园，两人纵论天下大事。一番交谈下来，胡志明感慨良多。在毛泽东离开后，他对翻译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1966年5月，胡志明又到中国度假，这次他选定的目的地是延安。他在途经杭州时，《五一六通知》刚刚公布，“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毛泽东也正在杭州，并在会见胡志明的前一天(即6月9日)，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文革”的问题。6月10日，毛泽东和胡志明进行了会晤。
这次，胡志明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在西湖的住处的。他们来时，毛泽东已站在楼道里迎接，周恩来和康生等陪同参加了会见。寒暄过后，胡志明简要介绍了一年来越南抗美斗争的情况：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对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升级，但北方军民英勇不屈，击落了1000多架美军飞机，以及中国派出的工程兵冒着敌机的轰炸，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还打下了许多敌人的飞机等。听到这些，毛泽东插话：“这就好。”随即，胡志明重申了他在1965年12月8日文告中所说的：“我国人民决心坚持战斗，忍受牺牲，不管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毛泽东听后连说：“好!好!好!”
以前，毛泽东巡视全国各地时，每每要读方志，而在杭州更喜欢谈论诗文。关于杭州，他读过许多古人的诗，兴之所至，也写了一些闲适之作，如《看山》《五云山》《观潮》等。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沉湎在西湖山水之间，萦绕在他心头的，仍是伟大的理想和实践。当然，其中也免不了如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所说的“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特别是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的思想之中。此次在与胡志明会谈中，毛泽东谈锋很健，其中讲了许多哲学问题。
大谈哲学和党史
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许多哲学话题。此前，围绕“文革”的发动，毛泽东也曾在杭州与胡乔木、胡绳等专门学习和研讨过哲学。显然，这次他同胡志明的谈话，是“杭州读书”的某种延续。
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右两个对立面。”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哲学观点之一。为此，在哲学领域曾批判过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斗争。至于斗争的对象，显然，毛泽东在与胡志明谈话的时候是清楚的。于是，他又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谈到“喊‘万岁’的”，毛泽东马上又提到一个人，是中共高层的一位领导人。毛泽东毫不隐瞒地对胡志明说起该领导人有问题的历史，然后反省：“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被)看出来呢?”进而，毛泽东又提到王明、张国焘几个叛变者，并说：“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随即又提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饶漱石、彭德怀等。最后，毛泽东说：“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們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同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显然，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十分沉重的。
在谈到“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时，毛泽东突然对胡志明说：“胡志明同志，你是主张‘合二而一’的吧?”胡志明马上大声地说：“我也是赞成‘一分为二’的，矛盾统一。”显然，胡志明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完全理解毛泽东问话的意思。最后，他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越南正在“抗美救国”，应该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实现国家的统一。
建议胡志明观看大字报
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提到刚刚开始的“文革”。他说：“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人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的时候，正是“文革”即将全面爆发的关口。面对严重形势，6月3同，刘少奇曾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除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工作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围人参观，外围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对于这八条要求，毛泽东是不高兴的。在杭州。针对“八条”，毛泽东要“破”它一下。于是，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建议胡志明到浙江大学观看大字报(针对“八条”中的“不准外国人参观”)。然而，胡志明却有些反应不过来。不过，他随即坚定地回答说：“越南不是没有问题，但目前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还要搞‘武化’大革命。”毛泽东随口说：“是的，越南不能搞文化大革命。”
谈话结束后，在回程的车上，胡志明对翻译说：“今天，毛同志谈得很多，
(不过)没有同定的主题。”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胡志明果真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乘车去浙汀大学看大字报了。不过由于时间很早，在校园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只看到校园里有许多大字报。至于内容，不外是批判文化界、教育界、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以及本校的领导和教师的。胡志明浏览了一圈，见校园里人多了起来，怕被人认出，就上车离开了。在车上，胡志明沉默许久，忽然对翻译说：“受到公开点名批评的人，肯定会很难过。”
提出到越南去看看美国飞机的轰炸情况
毛泽东在与胡志明谈话时，曾建议在杭州召开一个万人声援越南人民反帝的大会。他说：这个大会，“两三万人，欢迎你，声援越南。我们两人都参加。有西方报纸说，我已经死了。病了是真的，可没有死。露一露面，对我也有必要”。毛泽东说完后，胡志明接着说：“我对我们党中央说过，我到中国度假，不是公开访问，不便出席群众人会。”这样，这个大会才没有布置和举行。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曾问胡志明：“胡志明同志，听说你也反对个人崇拜?”胡志明回答：“我不赞成个人崇拜。”毛泽东说：“在你们越南南方，要是人们不崇拜你一点，能这样听你的话起来斗争吗?”胡志明没有听出毛泽东话里的意思，说：“越南南方有位画家，刺破了自己的指头，用血画了一幅我的素描，从敌后送出来给我。”也许这是胡志明所理解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又说：“美国飞机天天在你们那里狂轰滥炸，你们打下来很多飞机。我想到越南去看看美国飞机的轰炸情况。怎么样，胡志明同志?”胡志明馬上回答：“美国飞机轰炸的地方，你不能去。连我，他们也不让去呢。”毛泽东却说：“不要紧，我秘密去好了，不公开。在越南不是有很多中国专家吗?我化装成中国专家就是了。”胡志明又说：“不行啊，不管你到哪里，每个越南人都认得出你来的。等我们胜利了，就请你去。”听了胡志明这样说，毛泽东遗憾地说：“胡志明同志不让去，我就没办法了。”
1961年，胡志明曾专程到湖南湘潭访问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毛泽东想起这件事来，说：“胡志明同志，你去过我的老家，可我还没去过你的老家呢。”胡志明以为毛泽东还是要去越南，急忙说：“现在，越南正处于战争时期，等将来胜利后，一定要请你到我的老家去。”毛泽东接着说：“其实，韶山没有什么看头。不过到乡下去走走也好。”胡志明又说：“在黄山休息得不错，黄山风景好，可惜没有登上山顶，听说那里风景更好。”胡志明说起黄山，可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黄山，他对胡志明说：“黄山，我没有去过，但我不相信就那么好。”在有些问题上，毛泽东总是有着自己的主见。
毛泽东此次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及江青等也在杭州。此前的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批评学术界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这已经透露出“文革”爆发的苗头了。在此前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巡视，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外出期间与人多次谈话，谈话涉及批评《二月提纲》和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等。事实上，毛泽东已经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完全否定了。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彭真。5月，刘少奇在北京按照毛泽东在杭州的部署，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处理了“彭、罗、陆、杨”四人，并重新设立了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5月16日，通过了由陈伯达等起草、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革”爆发。而毛泽东与胡志明在杭州的谈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
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杭州会见的翌日，在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与胡志明进行了会谈。后来，赵健民在回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讲述了一个对他来说印象十分深刻的细节。那是刘少奇在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在杭州与来访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话的一个细节。胡志明从谈话中得知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一个“彭、罗、陆、杨事件”，非常不理解，就问刘少奇：“你们党内今天出这个事，明天出那个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回答说：“发现什么问题，就追，要追下去，通过一追，许多不符合中央政策的东西就会被追出来，这是我们的一条经验。”胡志明大为惊诧。他说：“啊呀!你们这种搞法可怕呀!”胡志明原来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就有一些惊讶。听了刘少奇的讲述，更是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其实，就是谈话人之一的刘少奇，也未必清楚正在发动的“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这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困惑了。
“文革”的风暴，随后在全国迅猛地刮了起来。
与胡志明在杭州不期而遇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胡志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胡志明经常见面、会谈，其中既有相互商讨和决定抗击帝国主义的战略性决策，也有轻松和随意的话题，如历史掌故、哲学观点等。
1965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重返江西，归途中因患病，在长沙作短暂的停留。此时，胡志明正在中国休假。其实，从1961年到1967年，胡志明因年事已高及工作过于紧张，每年都会来中国度假或治病，并借此机会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商讨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因此，他的休假是“既不公开，又不秘密”。这次胡志明到黄山休假，途经长沙，毛泽东知道后决定立即与他会见。会谈中，两人谈及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胡志明提出请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入越助战的问题，并把一张拟修建的从越南腹地通向中国边境的几条公路的略图交给毛泽东，还请求中国派工程兵帮助越南修建道路、机场、工事等。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此后，胡志明上了黄山。在黄山住了18天后，在董必武的陪同下，胡志明去了杭州。
胡志明到了杭州，恰好毛泽东也在杭州。于是，他们有了再次的会面。
毛泽东视杭州为其第二故乡，他在杭州曾多次接见外宾。据曾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回忆：从1954年到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达22次(批)之多。在这些人当中，就有胡志明，而且不止一次。
1965年6月，胡志明从黄山下山赴杭州养病，住在西湖畔比较隐蔽的谢家花园。谢家花园与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隔湖相望，又与“柳浪闻莺”为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也曾在这里下榻过。当时，毛泽东也在杭州，住在西湖畔的汪庄。他听说胡志明到了杭州，就要去看望。在谢家花园，两人纵论天下大事。一番交谈下来，胡志明感慨良多。在毛泽东离开后，他对翻译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1966年5月，胡志明又到中国度假，这次他选定的目的地是延安。他在途经杭州时，《五一六通知》刚刚公布，“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毛泽东也正在杭州，并在会见胡志明的前一天(即6月9日)，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文革”的问题。6月10日，毛泽东和胡志明进行了会晤。
这次，胡志明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在西湖的住处的。他们来时，毛泽东已站在楼道里迎接，周恩来和康生等陪同参加了会见。寒暄过后，胡志明简要介绍了一年来越南抗美斗争的情况：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对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升级，但北方军民英勇不屈，击落了1000多架美军飞机，以及中国派出的工程兵冒着敌机的轰炸，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还打下了许多敌人的飞机等。听到这些，毛泽东插话：“这就好。”随即，胡志明重申了他在1965年12月8日文告中所说的：“我国人民决心坚持战斗，忍受牺牲，不管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毛泽东听后连说：“好!好!好!”
以前，毛泽东巡视全国各地时，每每要读方志，而在杭州更喜欢谈论诗文。关于杭州，他读过许多古人的诗，兴之所至，也写了一些闲适之作，如《看山》《五云山》《观潮》等。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沉湎在西湖山水之间，萦绕在他心头的，仍是伟大的理想和实践。当然，其中也免不了如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所说的“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特别是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的思想之中。此次在与胡志明会谈中，毛泽东谈锋很健，其中讲了许多哲学问题。
大谈哲学和党史
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许多哲学话题。此前，围绕“文革”的发动，毛泽东也曾在杭州与胡乔木、胡绳等专门学习和研讨过哲学。显然，这次他同胡志明的谈话，是“杭州读书”的某种延续。
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右两个对立面。”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哲学观点之一。为此，在哲学领域曾批判过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斗争。至于斗争的对象，显然，毛泽东在与胡志明谈话的时候是清楚的。于是，他又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谈到“喊‘万岁’的”，毛泽东马上又提到一个人，是中共高层的一位领导人。毛泽东毫不隐瞒地对胡志明说起该领导人有问题的历史，然后反省：“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被)看出来呢?”进而，毛泽东又提到王明、张国焘几个叛变者，并说：“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随即又提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饶漱石、彭德怀等。最后，毛泽东说：“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們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同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显然，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十分沉重的。
在谈到“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时，毛泽东突然对胡志明说：“胡志明同志，你是主张‘合二而一’的吧?”胡志明马上大声地说：“我也是赞成‘一分为二’的，矛盾统一。”显然，胡志明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完全理解毛泽东问话的意思。最后，他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越南正在“抗美救国”，应该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实现国家的统一。
建议胡志明观看大字报
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提到刚刚开始的“文革”。他说：“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人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的时候，正是“文革”即将全面爆发的关口。面对严重形势，6月3同，刘少奇曾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除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工作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围人参观，外围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对于这八条要求，毛泽东是不高兴的。在杭州。针对“八条”，毛泽东要“破”它一下。于是，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建议胡志明到浙江大学观看大字报(针对“八条”中的“不准外国人参观”)。然而，胡志明却有些反应不过来。不过，他随即坚定地回答说：“越南不是没有问题，但目前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还要搞‘武化’大革命。”毛泽东随口说：“是的，越南不能搞文化大革命。”
谈话结束后，在回程的车上，胡志明对翻译说：“今天，毛同志谈得很多，
(不过)没有同定的主题。”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胡志明果真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乘车去浙汀大学看大字报了。不过由于时间很早，在校园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只看到校园里有许多大字报。至于内容，不外是批判文化界、教育界、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以及本校的领导和教师的。胡志明浏览了一圈，见校园里人多了起来，怕被人认出，就上车离开了。在车上，胡志明沉默许久，忽然对翻译说：“受到公开点名批评的人，肯定会很难过。”
提出到越南去看看美国飞机的轰炸情况
毛泽东在与胡志明谈话时，曾建议在杭州召开一个万人声援越南人民反帝的大会。他说：这个大会，“两三万人，欢迎你，声援越南。我们两人都参加。有西方报纸说，我已经死了。病了是真的，可没有死。露一露面，对我也有必要”。毛泽东说完后，胡志明接着说：“我对我们党中央说过，我到中国度假，不是公开访问，不便出席群众人会。”这样，这个大会才没有布置和举行。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曾问胡志明：“胡志明同志，听说你也反对个人崇拜?”胡志明回答：“我不赞成个人崇拜。”毛泽东说：“在你们越南南方，要是人们不崇拜你一点，能这样听你的话起来斗争吗?”胡志明没有听出毛泽东话里的意思，说：“越南南方有位画家，刺破了自己的指头，用血画了一幅我的素描，从敌后送出来给我。”也许这是胡志明所理解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又说：“美国飞机天天在你们那里狂轰滥炸，你们打下来很多飞机。我想到越南去看看美国飞机的轰炸情况。怎么样，胡志明同志?”胡志明馬上回答：“美国飞机轰炸的地方，你不能去。连我，他们也不让去呢。”毛泽东却说：“不要紧，我秘密去好了，不公开。在越南不是有很多中国专家吗?我化装成中国专家就是了。”胡志明又说：“不行啊，不管你到哪里，每个越南人都认得出你来的。等我们胜利了，就请你去。”听了胡志明这样说，毛泽东遗憾地说：“胡志明同志不让去，我就没办法了。”
1961年，胡志明曾专程到湖南湘潭访问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毛泽东想起这件事来，说：“胡志明同志，你去过我的老家，可我还没去过你的老家呢。”胡志明以为毛泽东还是要去越南，急忙说：“现在，越南正处于战争时期，等将来胜利后，一定要请你到我的老家去。”毛泽东接着说：“其实，韶山没有什么看头。不过到乡下去走走也好。”胡志明又说：“在黄山休息得不错，黄山风景好，可惜没有登上山顶，听说那里风景更好。”胡志明说起黄山，可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黄山，他对胡志明说：“黄山，我没有去过，但我不相信就那么好。”在有些问题上，毛泽东总是有着自己的主见。
毛泽东此次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及江青等也在杭州。此前的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批评学术界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这已经透露出“文革”爆发的苗头了。在此前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巡视，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外出期间与人多次谈话，谈话涉及批评《二月提纲》和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等。事实上，毛泽东已经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完全否定了。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彭真。5月，刘少奇在北京按照毛泽东在杭州的部署，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处理了“彭、罗、陆、杨”四人，并重新设立了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5月16日，通过了由陈伯达等起草、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革”爆发。而毛泽东与胡志明在杭州的谈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
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杭州会见的翌日，在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与胡志明进行了会谈。后来，赵健民在回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讲述了一个对他来说印象十分深刻的细节。那是刘少奇在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在杭州与来访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话的一个细节。胡志明从谈话中得知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一个“彭、罗、陆、杨事件”，非常不理解，就问刘少奇：“你们党内今天出这个事，明天出那个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回答说：“发现什么问题，就追，要追下去，通过一追，许多不符合中央政策的东西就会被追出来，这是我们的一条经验。”胡志明大为惊诧。他说：“啊呀!你们这种搞法可怕呀!”胡志明原来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就有一些惊讶。听了刘少奇的讲述，更是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其实，就是谈话人之一的刘少奇，也未必清楚正在发动的“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这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困惑了。
“文革”的风暴，随后在全国迅猛地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