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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用劳动素质解释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政策导向缺失来概括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主因，并没有考虑到就业的本质与功能。基于比较优势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中比较优势资源的合理有效投入，比劳动素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就业文化成因。
[关键词] 村改居群体 就业徘徊 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85-04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村改居群体就业状态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14G07）。
[作者简介] 何建宁（1971 — ），女，天津人，西安财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一、 问题的提出
村改居是城市扩张与治理过程中撤村建居的特有产物。村改居群体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论利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都可谓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实现身份的转变、彻底脱离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群体。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和任劳任怨的品质，也具有在城市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居住空间和身份转变的低经济成本。但有相当一部分村改居群体徘徊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他们或在社区内家门口开个麻将馆、摆个菜摊挣个零花钱，或通过各种途径应聘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但持续时间都不长，或守着房租、年终分红，吃着补偿款压根儿就不参与就业。越是靠近繁华地段或市中心地带的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越严重。
本文从比较优势资源的角度来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就业徘徊的3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徘徊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难以实现充分可持续就业？在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下，他们如何摆脱失业？他们的努力导致了哪些结果？
二、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分析
（一）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界定
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主要表现为具有劳动能力的“村人”难以在城市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建立稳定、持久的就业关系。从城中村发展到村改居，该群体的就业出于各种原因始终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前就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稳定的就业个体，当前闲居在家，但也可能过去一定时间内从业。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结合撤村建居前城中村的发展历程和文化积淀，综合考量调研对象的年龄、上学与从业经历，将18～29岁群体中25岁当下正就业者和25岁有5年就业经历、30～39岁群体中至少有5～10年就业经历、40～49岁群体中至少有10～15年就业经历和50岁以上群体中有15年以上就业经历的群体视为就业群体，未及此者为就业徘徊群体。
数据表明，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一定比例的就业徘徊群体，其中，就业比例最高和最低都集中在30～49年龄段；学历高低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就业徘徊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不同年龄群组中，选择就业徘徊的群体依学历由高到低有所增加，但其累计就业时间的长短没有明显区别；只有40～49年龄段和18～29年龄段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群组没有待业现象，这其中可能是因为40～49年龄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群组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相对比较稳定，待遇比较好。18～29年龄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群组基本上都是90后，城市文化思维的养成助推他们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但这并不足以得出结论说村改居群体文化素质与就业参与的正向关系，除非是特别高的学历。
（二）村改居群体的就业障碍
用人单位的雇佣条件是村改居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竞争的门槛。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对于大部分村改居群体而言，属于“望而止步”的领域。一些非正规部门的普通用人单位亦对文化层次和职业技能提出要求。在58同城、智联招聘等国内多家知名在线招聘网站调查，可发现至少60%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须具有本科学历。这对于村改居群体，是最不具备竞争力的要素。
主观就业选择也是村改居群体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大障碍。2010年陕西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在岗人数与之前相比几乎没有发生改变，但城镇私营及个体就业人数比重增加，其就业人数几近城镇在岗职工人数。所以不能说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社会没有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与空间，走访中大部分人倾向于体面、轻松、波动小的就业岗位，或至少收入要高（以当前他们所了解的平均收入和自住房租为参照），而村改居群体能够向就业要价的底气则是他们的可替代收入。
（三）就业徘徊成因
村改居群体之所以难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就业关系，在于他们的主观条件、主观选择以及城市就业市场的客观要求之间存在错位。村改居居民的群体特征资料并没有纳入现有的统计体系，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也大多是基于个案的综合。
笔者的实地调研印证了村改居群体城市就业徘徊的一些共性。从整体来看，他们汇集了城中村改造后社区群体的普遍特点：文化层次低于其他群体，在城市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基于各种原因，部分人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如承包项目、开车、养殖或经营小饭馆等，这部分人与其说是就业，不如说是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各社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高低不等，但普遍拥有安置房若干套、补偿款若干。据可靠资料显示，某社区拥有3～5套房子的居民多达 62.7%，少数居民即便是只有2套房或1套房，也基本都是“姑娘楼”所有者。除去房租收益，所有股民都有商铺分红，普通股民年人均约9000元以上，还有少部分股民年人均15000元左右，这样的可替代收入已成为村改居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种收益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以房谋生、以房养老和以房保医”的收入理念，弱化了他们参与城市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即便是少部分人选择灵活就业，也会因待遇或长期形成的就业习惯影响难以长久，最终与城市社会距离越拉越大，不仅未能实现就业，而且造成社会隔离。访谈中，远郊村改居社区居民比靠近城市中心地带的社区居民的就业自谋职业的主动性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长期以来远郊地段房价偏低，房租和商铺收益少，且补偿安置款低，迫于生存压力下的选择结果。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难以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村改居群体，不仅缺乏竞争力更缺乏生存压力。受限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他们的就业选择只能在劳动力市场最底层，不论是就业收入还是就业层次都难以带给他们成就感和满足感，房租分红收益的稳定性助长了他们的惰性，并成为他们淘汰就业市场和被就业市场淘汰的关键因素。
（四）就业策略和结果
尽管缺乏强烈的就业愿望，但是只要机会允许，他们也会参与不以生存为前提的就业，或增加自己的收入，或为将来的发展积累一定的职业技能。他们具有不自甘于城市社会之外和追求存在感的强烈愿望，而参与的方式主要是广告招聘、熟人介绍和自谋职业。
市场经济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知识和技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和向上流动的优势资源，是展示自己能力和态度的显示器。村改居群体由于自身条件处于劣势，更多情况只能在主流就业市场的夹缝中通过招聘广告进入城市就业链的底端，游离于就业门槛较低的城市非正规部门。村改居群体只要参与劳动竞争，就会获取相应的报酬，然而，我国城市社会劳动供过于求的压力始终存在，非正规部门多为劳动密集型，劳动力过剩和替代富有弹性导致劳动条件不断“向下竞争”，低水平的劳动报酬难以对有可替代收入做保证的村改居群体产生吸引力，于是在有就业愿望却难以在就业中找到满足感之间就业徘徊便也成为村改居群体常态化的就业选择。
社会资本对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择业方式，熟人介绍是村改居群体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通道，也是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参与的重要途径，这种基于相互信任获取就业信息减少了对就业信息进行分析、辨别的时间和心理成本，但是，自身条件决定了就业领域，同时也决定了就业收入、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难以向上流动。职业效价越低，选择该职业的倾向越小，即便是选择了，由于动机不强烈，积极性不高，持续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小。
由于政府不能提供合适满意的工作岗位，相较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挣取微薄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村改居群体索性放弃就业，即便不考虑补偿款等其他收入，房租及商铺分红也足以维持小康生计。笔者调研中，有居民在补偿安置后拥有多达17套住房，个别“能量级”居民以住房换商铺，这样既可年终多拿分红，又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房屋出租。
与“以房谋生”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有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意识的人。这些人多为可出租房屋少，或地段稍偏远的村改居群体，当然不乏有市场观念强、善把握机遇者。毫无疑问，房屋套数多、房租收益高一定会给相较之下房屋套数少、房租收益低的住户带来生存危机感。而一直以来郊区的农村房子租不上价，收入来源少，村干部少作为甚至不作为，迫于生存压力，只好自己想办法，是远离市中心的村改居群体能动参与就业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讨论
比较优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对村改居群体参与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有系统性的影响。比较优势之下，劳动不再是村改居群体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和竞争优势。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理论视角下对就业功能的理解，结合宏观数据和微观深度访谈资料展开分析，本文形成了有助于加深认识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几点判断。
首先，用劳动素质来解释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其次，简单地以政策导向缺失概括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就业所带来的生存领域之外的满足感。因此，需要提供必要的指导和风险保障，鼓励村改居群体将房租分红收益作为资本要素和其他要素配置投入，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这是解决他们就业徘徊的更有针对性、更为有效的现实途径。
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还意味着微观上该群体在城市的社会交往、流动，城市特质和城市契约精神，与宏观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目标存在一定的不对接。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持续就业是建构其城市社会存在和实现市民化的合理社会支点。而就业徘徊则会导致其在实现城市身份后不但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边缘，进而让他们与城市社会之间互相排斥，使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变得不确定。这个群体面对自己在城市的尴尬身份和地位以及由于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会采取何种选择，是安于现状听天由命还是乐于思变不甘满足，由此带来什么样的政策启示，现有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范畴提供的认知都非常有限。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村改居群体的城市就业徘徊为比较优势资源的配置研究展示了新的议题。以要素禀赋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群体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因、模式、策略和效果上有广泛表现。就业文化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营造的从属于不同群体的择业倾向和从业行为，以及就业态度的差异，导致徘徊于城市就业市场边缘的群体进入和维持城市社会就业都处于劣势。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社会的就业徘徊毫无疑问对自己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要素认识不清、利用不当。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增加收入就是好猫的要素禀赋观念不可否认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价值取向，但是却忽视了“增加收入”、“创造财富”和“财富最大化”的差别，也忽视了“要素投入”和“要素配置投入”的不同效益，即便是比较优势，单枪匹马的投入也难以达到要素合理配置后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益和最大满足。随着身份和居住环境的改变，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的存在感、满足感不只是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参与会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带给他们认同感和归属感。要在资源要素的利用过程中，加以有效引导，确保比较优势资源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 马光川，林聚任.分割与整合：“村改居”的制度困境及未来[J].山东社会科学，2015.9，P78-83.
[2] 郭荣茂，许斗斗.关注村改居后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问题[J].发展研究，2007.3 ，P99-101.
[3] 宋仁登.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12.1 ，P27-32. [4] 梁绮惠.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村改居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6，P126-129.
[5] 许美翠，朱新华，朱渝铖.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再就业[J].农村经济，2007.6 P84-88.
[6] 国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文化滞后现象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7.4，P54-58.
[7] 任强，毛丹.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J].浙江社会科学，2008.2，P75-80.
[8] 杨贵华.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11.5，P63-66.
[9] 黄春蕾.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转型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7，P11-20.
[10] [印]阿马蒂亚 .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62.
[11] 郭界秀.比较优势理论的延承、发展和创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4.8，P56-63.
[12] 韦艳，张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1.9，P58-70.
[13] 陈正.陕西省劳动力供求现状与就业形势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P81-86.
[14] 何建宁.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3，P73-78.
[15] 唐任伍，赵国钦.我国劳动与资本要素报酬差异及其对策建议[J].改革，2009.4，P55-61 .
[16] 何建宁.“村改居”群体市民化的目标定位与策略分析[J].江汉学术，2015.5，P5-10.
On Low Employment of Urban Residents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He Jianning
（ Xi’an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Xi’an， Shaanxi Province 710061 ）
Abstract： The unemployment of urban residents who have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of China during the rapid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ployment dilemma of urban residents who have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t is argued that the group’s low emplpyment is jeopardized not so much by the availability of labor quality as by rational and effective use of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employment resources.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low employm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
（收稿日期：2016-03-28 责任编辑：廖令鹏）
[关键词] 村改居群体 就业徘徊 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85-04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村改居群体就业状态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14G07）。
[作者简介] 何建宁（1971 — ），女，天津人，西安财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一、 问题的提出
村改居是城市扩张与治理过程中撤村建居的特有产物。村改居群体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论利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都可谓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实现身份的转变、彻底脱离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群体。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和任劳任怨的品质，也具有在城市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居住空间和身份转变的低经济成本。但有相当一部分村改居群体徘徊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他们或在社区内家门口开个麻将馆、摆个菜摊挣个零花钱，或通过各种途径应聘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但持续时间都不长，或守着房租、年终分红，吃着补偿款压根儿就不参与就业。越是靠近繁华地段或市中心地带的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越严重。
本文从比较优势资源的角度来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就业徘徊的3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徘徊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难以实现充分可持续就业？在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下，他们如何摆脱失业？他们的努力导致了哪些结果？
二、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分析
（一）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界定
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主要表现为具有劳动能力的“村人”难以在城市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建立稳定、持久的就业关系。从城中村发展到村改居，该群体的就业出于各种原因始终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前就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稳定的就业个体，当前闲居在家，但也可能过去一定时间内从业。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结合撤村建居前城中村的发展历程和文化积淀，综合考量调研对象的年龄、上学与从业经历，将18～29岁群体中25岁当下正就业者和25岁有5年就业经历、30～39岁群体中至少有5～10年就业经历、40～49岁群体中至少有10～15年就业经历和50岁以上群体中有15年以上就业经历的群体视为就业群体，未及此者为就业徘徊群体。
数据表明，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一定比例的就业徘徊群体，其中，就业比例最高和最低都集中在30～49年龄段；学历高低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就业徘徊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不同年龄群组中，选择就业徘徊的群体依学历由高到低有所增加，但其累计就业时间的长短没有明显区别；只有40～49年龄段和18～29年龄段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群组没有待业现象，这其中可能是因为40～49年龄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群组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相对比较稳定，待遇比较好。18～29年龄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群组基本上都是90后，城市文化思维的养成助推他们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但这并不足以得出结论说村改居群体文化素质与就业参与的正向关系，除非是特别高的学历。
（二）村改居群体的就业障碍
用人单位的雇佣条件是村改居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竞争的门槛。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对于大部分村改居群体而言，属于“望而止步”的领域。一些非正规部门的普通用人单位亦对文化层次和职业技能提出要求。在58同城、智联招聘等国内多家知名在线招聘网站调查，可发现至少60%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须具有本科学历。这对于村改居群体，是最不具备竞争力的要素。
主观就业选择也是村改居群体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大障碍。2010年陕西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在岗人数与之前相比几乎没有发生改变，但城镇私营及个体就业人数比重增加，其就业人数几近城镇在岗职工人数。所以不能说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社会没有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与空间，走访中大部分人倾向于体面、轻松、波动小的就业岗位，或至少收入要高（以当前他们所了解的平均收入和自住房租为参照），而村改居群体能够向就业要价的底气则是他们的可替代收入。
（三）就业徘徊成因
村改居群体之所以难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就业关系，在于他们的主观条件、主观选择以及城市就业市场的客观要求之间存在错位。村改居居民的群体特征资料并没有纳入现有的统计体系，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也大多是基于个案的综合。
笔者的实地调研印证了村改居群体城市就业徘徊的一些共性。从整体来看，他们汇集了城中村改造后社区群体的普遍特点：文化层次低于其他群体，在城市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基于各种原因，部分人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如承包项目、开车、养殖或经营小饭馆等，这部分人与其说是就业，不如说是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各社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高低不等，但普遍拥有安置房若干套、补偿款若干。据可靠资料显示，某社区拥有3～5套房子的居民多达 62.7%，少数居民即便是只有2套房或1套房，也基本都是“姑娘楼”所有者。除去房租收益，所有股民都有商铺分红，普通股民年人均约9000元以上，还有少部分股民年人均15000元左右，这样的可替代收入已成为村改居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种收益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以房谋生、以房养老和以房保医”的收入理念，弱化了他们参与城市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即便是少部分人选择灵活就业，也会因待遇或长期形成的就业习惯影响难以长久，最终与城市社会距离越拉越大，不仅未能实现就业，而且造成社会隔离。访谈中，远郊村改居社区居民比靠近城市中心地带的社区居民的就业自谋职业的主动性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长期以来远郊地段房价偏低，房租和商铺收益少，且补偿安置款低，迫于生存压力下的选择结果。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难以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村改居群体，不仅缺乏竞争力更缺乏生存压力。受限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他们的就业选择只能在劳动力市场最底层，不论是就业收入还是就业层次都难以带给他们成就感和满足感，房租分红收益的稳定性助长了他们的惰性，并成为他们淘汰就业市场和被就业市场淘汰的关键因素。
（四）就业策略和结果
尽管缺乏强烈的就业愿望，但是只要机会允许，他们也会参与不以生存为前提的就业，或增加自己的收入，或为将来的发展积累一定的职业技能。他们具有不自甘于城市社会之外和追求存在感的强烈愿望，而参与的方式主要是广告招聘、熟人介绍和自谋职业。
市场经济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知识和技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和向上流动的优势资源，是展示自己能力和态度的显示器。村改居群体由于自身条件处于劣势，更多情况只能在主流就业市场的夹缝中通过招聘广告进入城市就业链的底端，游离于就业门槛较低的城市非正规部门。村改居群体只要参与劳动竞争，就会获取相应的报酬，然而，我国城市社会劳动供过于求的压力始终存在，非正规部门多为劳动密集型，劳动力过剩和替代富有弹性导致劳动条件不断“向下竞争”，低水平的劳动报酬难以对有可替代收入做保证的村改居群体产生吸引力，于是在有就业愿望却难以在就业中找到满足感之间就业徘徊便也成为村改居群体常态化的就业选择。
社会资本对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择业方式，熟人介绍是村改居群体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通道，也是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参与的重要途径，这种基于相互信任获取就业信息减少了对就业信息进行分析、辨别的时间和心理成本，但是，自身条件决定了就业领域，同时也决定了就业收入、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难以向上流动。职业效价越低，选择该职业的倾向越小，即便是选择了，由于动机不强烈，积极性不高，持续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小。
由于政府不能提供合适满意的工作岗位，相较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挣取微薄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村改居群体索性放弃就业，即便不考虑补偿款等其他收入，房租及商铺分红也足以维持小康生计。笔者调研中，有居民在补偿安置后拥有多达17套住房，个别“能量级”居民以住房换商铺，这样既可年终多拿分红，又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房屋出租。
与“以房谋生”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有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意识的人。这些人多为可出租房屋少，或地段稍偏远的村改居群体，当然不乏有市场观念强、善把握机遇者。毫无疑问，房屋套数多、房租收益高一定会给相较之下房屋套数少、房租收益低的住户带来生存危机感。而一直以来郊区的农村房子租不上价，收入来源少，村干部少作为甚至不作为，迫于生存压力，只好自己想办法，是远离市中心的村改居群体能动参与就业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讨论
比较优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对村改居群体参与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有系统性的影响。比较优势之下，劳动不再是村改居群体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和竞争优势。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理论视角下对就业功能的理解，结合宏观数据和微观深度访谈资料展开分析，本文形成了有助于加深认识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几点判断。
首先，用劳动素质来解释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其次，简单地以政策导向缺失概括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就业所带来的生存领域之外的满足感。因此，需要提供必要的指导和风险保障，鼓励村改居群体将房租分红收益作为资本要素和其他要素配置投入，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这是解决他们就业徘徊的更有针对性、更为有效的现实途径。
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还意味着微观上该群体在城市的社会交往、流动，城市特质和城市契约精神，与宏观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目标存在一定的不对接。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持续就业是建构其城市社会存在和实现市民化的合理社会支点。而就业徘徊则会导致其在实现城市身份后不但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边缘，进而让他们与城市社会之间互相排斥，使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变得不确定。这个群体面对自己在城市的尴尬身份和地位以及由于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会采取何种选择，是安于现状听天由命还是乐于思变不甘满足，由此带来什么样的政策启示，现有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范畴提供的认知都非常有限。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村改居群体的城市就业徘徊为比较优势资源的配置研究展示了新的议题。以要素禀赋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群体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因、模式、策略和效果上有广泛表现。就业文化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营造的从属于不同群体的择业倾向和从业行为，以及就业态度的差异，导致徘徊于城市就业市场边缘的群体进入和维持城市社会就业都处于劣势。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社会的就业徘徊毫无疑问对自己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要素认识不清、利用不当。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增加收入就是好猫的要素禀赋观念不可否认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价值取向，但是却忽视了“增加收入”、“创造财富”和“财富最大化”的差别，也忽视了“要素投入”和“要素配置投入”的不同效益，即便是比较优势，单枪匹马的投入也难以达到要素合理配置后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益和最大满足。随着身份和居住环境的改变，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的存在感、满足感不只是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参与会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带给他们认同感和归属感。要在资源要素的利用过程中，加以有效引导，确保比较优势资源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 马光川，林聚任.分割与整合：“村改居”的制度困境及未来[J].山东社会科学，2015.9，P78-83.
[2] 郭荣茂，许斗斗.关注村改居后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问题[J].发展研究，2007.3 ，P99-101.
[3] 宋仁登.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12.1 ，P27-32. [4] 梁绮惠.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村改居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6，P126-129.
[5] 许美翠，朱新华，朱渝铖.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再就业[J].农村经济，2007.6 P84-88.
[6] 国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文化滞后现象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7.4，P54-58.
[7] 任强，毛丹.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J].浙江社会科学，2008.2，P75-80.
[8] 杨贵华.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11.5，P63-66.
[9] 黄春蕾.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转型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7，P11-20.
[10] [印]阿马蒂亚 .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62.
[11] 郭界秀.比较优势理论的延承、发展和创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4.8，P56-63.
[12] 韦艳，张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1.9，P58-70.
[13] 陈正.陕西省劳动力供求现状与就业形势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P81-86.
[14] 何建宁.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3，P73-78.
[15] 唐任伍，赵国钦.我国劳动与资本要素报酬差异及其对策建议[J].改革，2009.4，P55-61 .
[16] 何建宁.“村改居”群体市民化的目标定位与策略分析[J].江汉学术，2015.5，P5-10.
On Low Employment of Urban Residents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He Jianning
（ Xi’an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Xi’an， Shaanxi Province 710061 ）
Abstract： The unemployment of urban residents who have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of China during the rapid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ployment dilemma of urban residents who have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t is argued that the group’s low emplpyment is jeopardized not so much by the availability of labor quality as by rational and effective use of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employment resources.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 changed from rural residents， low employm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
（收稿日期：2016-03-28 责任编辑：廖令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