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究竟是什么？似乎没谁说得清楚。从根子上说，所谓“国学”的提出，是同“西学”对立和抗衡的。这一点我从未动摇过。“国学”的一个“国”字已经说明了问题。自清末至如今，所谓“国学”，时兴时废，经过岁月和世事的淘洗，早已没有后劲了。这次“国学”发烧，有人鼓励，有人响应，媒体哄炒，从弘扬民族文化到祭孔尊孔，起孔子于地下，让他跟“国际接轨”，造成四方来朝的声势，于是中学办“读经班”，高等学府办“国学院”，“大款、高官”趋之若鹜。忙着给自己贴上“儒”家标签。然而，所谓“国学”者何？不过相当于现代版的张南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张之洞以为这样就可以“双美并”了。殊不知那是“并”不起来的。那时的“西学”指的是“洋务派”所说的洋枪洋炮之类的物质文明。民国肇始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西学”的内容便意味着“科学与民主”了，而“中学”的内容却没有变，仍是那些老古董。“中学”改称为“国学”，同“国运民瘼”挂上了钩。于是经史子集，宋明理学，乾嘉朴学都囊括了进去。还有什么呢？这不是同“西学”相对的么？
　　我小时念过一些“论孟”，由于彼时的学校教育在总体上是“新式”的了，那些老一套在我脑子里只存零零碎碎的一些语录；在社会上和教育层面，则无论如何时兴不起来了。李大钊早就说过，孔儒碰上西方的工业文明已经败下阵来了。大约在中学时代，我十五六岁，读了些鲁迅、胡适之，幼年念过的“论孟”就更没有多大地盘了。到四十年代我还不太懂何为政治，但是隐隐约约地在脑子里的反封建礼教的意识愈来愈多了。这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在那时所共有的。鲁迅劝青年人少读或不读古书，说字里行间挤出了两个字：“吃人”。鲁迅矫枉过正，但说到了骨子里。清代的戴东原说，宋明理学以“理”杀人，那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说的，不可能上升到制度上。鲁迅的“吃人”二字则戳到了旧制度的神经中枢。1949年以后，我略懂了些世事。一次看袁雪芬扮演的“祥林嫂”，她在台上凄切反复地喊：“我的阿毛被狼吃了。”最后拿着斧头向土地祠走去，去砍那她捐的“门槛”，那日是除夕之夜，老爷家正鞭炮齐鸣，“祝福”来年。戏剧里的冲突直捣表面上温良敦厚的封建制度。印象至深。
　　“五四”后曾有整理国故一说。在新条件下看待国故有一层清理和清算它们的意义。闻一多整理笺注考据古籍，用功甚勤，但是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又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因此，“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闻一多开的什么“方”，当然就是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努力变为现实。“旧学”或“国学”能完成这个任务么？如今改革开放了，反倒搬出逆时而退的“国学”来了。岂不怪哉!
　　说要让青年人读些文言文，念点古文，这我是赞成的；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说的，因为那是一种关乎文化学养的问题，脑子里有些历史感了，也多些文史知识；若做文章，思维也可以更活络些，连用语也可能更生动些。我劝他们不妨先读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这两种书，是朱先生写给中学生看的，现在大学以上的人也可以看看。有这样的书垫底，在这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志趣，选读些《古文观止》之类，能读得多些更好。则什么“国学班”、“读经班”都可以免了。显然，这与让“国学”发起烧来，是两回事。
　　很有些人拿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四大导师“国学院”说事儿，似乎所谓“清华学派”由此奠基。陈寅恪先生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虽早年留学域外，且曾说过古希腊文化优于我三代周秦，但揆其一生所致力的全在于从经学起到与西方文明碰头之前几千年的学问。不过陈先生从来不以“国学”称之。与当时短暂的“国学院”相比，之后的清华文学院所从事的教学和创获，在长得多的时期中比“国学院”要广得多，也新得多了。如今一提“清华学派”便抬出四大导师的“国学院”，而很少提甚至几乎不提名师如云的文学院。这至少有失偏颇，不大公允。这话扯得有些远了。
　　其实，我确实用不着对今天的“国学热”哓舌，或杞忧，因为它太不合时宜，那热度注定是长不了的。久而久之，自会退烧。学问之事一旦与功利挂上钩，攀上亲，就早晚会产生与学问的目的相悖的“异化”或谬种。唉!“国学”、“国学”，多少荒唐假汝之名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