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加重“飞鹰”牌的，河南安阳自行车厂生产，虽然不是名牌，但在38年前的计划经济年代，能够买一辆这样牌子的自行车，确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任何物资包括生活必需品都是凭证供应的，如煤油、火柴、白糖等。谁家能有一辆自行车，就很了不起了。1975年7月，我考上襄城县双庙公社高中，当时家里很穷，根本不敢想买自行车的事情。我们大队距当时的双庙高中有五六里路，在高中学习的两年中，每星期上学和回去都是步行。当看到有的同学上学骑自行车时，我羡慕极了，心想家里要是有辆破自行车该有多好啊！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养育我20年的家乡。为改变家庭面貌，我发挥在校爱好写作的特长，拿起手中的笔开始搞业余通讯报道，给县广播站投稿，实现人生的价值。劳动之余，只要听说哪个大队发生有价值的新闻，就是不吃饭我也要徒步赶去采访，回到家里连夜写稿。第二天，我就扒大队的拖拉机趁车到县广播站送稿。当时，我大队有一辆大型拖拉机，经常去平顶山煤矿拉煤，正好路过县城，给我创造了进城去县广播站送稿的机会。可是，大队拖拉机司机知道我扒车的事后，怕我扒车不安全说啥也不让我趁车。我为了达到送稿的目的，就小心翼翼地趁他不注意时偷偷扒上车，到县城等车减速时迅速跳下去。有一次跳车后落地没有站稳不慎摔倒，好久才站了起来。由于没有自行车，进城送稿是多么难啊！
　　后来，这位司机看我写稿是走正道，就答应让我坐车，使我能够把采写的新闻稿件送到县广播站。从此，凡是大队拖拉机去平顶山拉煤，他都事先到我家问一问，看我进县城送稿不送，帮助我解决了送稿乘车难问题，直至1980年8月5日我家买了第一辆自行车。
　　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采写的新闻稿件陆续在襄城县人民广播站播出了，有的稿件还被市级以上报刊电台采用。那时稿费很低，每篇稿费少则五角，多则二三元。有了微薄的稿费收入，使我又看到了买自行车的希望。
　　当时，自行车、缝纫机还是计划供应，特别是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和天津产的飞鸽牌、红旗牌都得凭工业券才能购买，我们普通群众跟供销社和公社干部没有啥关系，根本买不到。只有安阳产的加重“飞鹰”自行车不是名牌能够买到，但价格也很高，每辆152元。为了早日买到自行车，我省吃俭用，到县域送稿带着干粮，从不乱花一分钱。
　　我投稿一年多时间，积攒了76元稿费，由于凑不够买自行车的钱，我只有望车兴叹。可想而知，作为出身贫穷家庭的我，要想买一辆不是名牌的自行车需要多大的决心啊。那时候，自行车在农村相亲找对象必备的“三转一响”中占着主要位置。（“三转”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是收音机）一时间，我买自行车为筹钱的事陷入了困境。
　　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后，为让我外出采访出行方便，多写稿、写好稿，早出成果，不仅拿出当年卖谷子秤的32元钱给我添上，又到大队信用代办站贷款50元，和我一起到公社所在地—新村供销社门市部，给我买了一辆加重“飞鹰”牌自行车。当时，我和父亲都不会骑自行车，我们只好轮换着一人推一会，高高兴兴地推着自行车回家了。这一天是1980年8月5日，我终身难忘，至今我还珍藏着买这辆自行车的发票。时年我21岁，在邻居一位姐姐的帮助下学会了骑自行车，学习了两天，摔倒无数次，较为熟练后才敢骑车上路了。
　　自行车买回后，我如获至宝。先买了两盘黑塑料胶带，将自行车大梁、前钗、后座缠包得严严实实。每次骑后，总是将车子擦得锃光瓦亮。下雨天根本舍不得骑，有句话很形象：“晴天车驮人，雨天人驮车”。因为那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雨天泥泞不坎，骑不成自行车。
　　有了自行车，我如鱼得水，采访、送稿方便多了，不仅经常骑车给县广播站送稿，有时，还骑车跑50多里路到许昌给许昌市群众艺术馆创办的《许昌文化》报送稿。当时，《许昌日报》还没有复刊。《许昌文化》报主编李伟森老师，看我一位农村青年写稿这么热心，不仅热情给我改稿，挽留我在他家吃住，还给我找写作书籍、送稿纸，鼓励我多读书、读好书，深入采访、积极写稿，走自学成才的道路。从此，李老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后来，他下乡采风，两次专程到我家看望我，并给我们大队干部介绍我热爱写稿的情况，希望他们给我写稿提供一些便利。李老师的支持和鼓勵，更坚定了我自学的信心，我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平均每月在县广播站以上新闻单位发稿20多篇。随着稿费收入的增加，我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就及时归还了大队信用代办站的50元贷款本息。我又到乡邮电所订阅了《河南农民报》《河南科技报》《河南青年》《奔流》等报刊，坚持不断学习，从中汲取营养。由于有了自行车，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得很快。
　　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没少为我出力。我通过写稿改变了命运。开始，大队领导看我经常在县广播站发稿，认为我小有名气，提拔我担任大队团总支书记，并负责管理大队图书室。接着，公社改乡后，双庙乡文化站把我抽到乡里专门从事《双庙乡志》的编纂工作。
　　1986年9月，我的这辆加重“飞鹰”牌自行车，伴我风风雨雨6年后，实在不能骑了，我又到县城大十字街百货大楼花219元买了一辆天津产的“飞鸽”牌自行车。那时，随着改革开放，名牌自行车已敞开供应，不再凭证购买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因孩子上学也需要骑自行车，家里4口人，我又先后购买了三辆自行车。后来我通过写稿，走进了襄城县人民广播站，当上了记者。1998年8月，经文友古西岭先生推荐，我又到襄城县农村信用联社办公室任内刊编辑，至目前已编辑出版《襄城农商银行》报148期，用文字架起了农商银行与外界联系的桥梁。
　　39年来，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我一路走来，与自行车相随相伴，不断前行，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用。年年获得“优秀通讯员”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政协襄城县委员会第八、九届政协委员，并被襄城县人劳局聘用为干部。由于我文学创作小有成就，不仅当选为襄城县作协副秘书长，还被河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家里不仅添置了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还购买了一辆小汽车。虽然出行方便了，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特殊年代购买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它伴我走过了艰难的岁月，创造出了幸福美好的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一辆小小的自行车，不仅记录了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普通百姓太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