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以来，在我们家，孩子是禁忌性的话题。
我在美国念完博士后，通过技术移民与妻子奕雯定居美国。我在美国一家做供暖的公司工作，奕雯则是一名会计。我们均为80后，老家都在辽宁省大连市。工作稳定后，我俩开始着手备孕。2016年3月，奕雯怀孕，她吃起了精心搭配的孕妇营养餐，跑步的习惯也暂时换成了早晚各散步四十分钟，为宝宝的出生做准备。
通过奕雯的这次备孕，我才了解到在美国怀孕生子的流程：首先，医院和医生是分开的，如果不出意外，只有最后生产时才会去医院的产房，前期检查都在OB（产科医生）的诊所完成。
其次，妇科和产科也是分开的，做体检的OB-GYN（妇科医生）专精于各种女性疾病，却不负责照看怀孕生产，需要找专门的OB。
奕雯从备孕开始，就已搜索出附近所有的产科诊所，仔细比对网络排名和评价，最终选定一个看上去非常和善的50多岁的白人女产科医生珍妮弗。
奕雯同珍妮弗做好预约，每隔三周的周四下午去她诊所见面。每次检查完，珍妮弗都笑眯眯地挥手：“看上去一切都非常完美，下次再见，亲爱的。”
前三个月的确风平浪静。奕雯精神十足，连孕吐都没有过一次，每天掰着手指跟我盘算要囤多少尿布，念叨哪个品牌的婴儿服材质是有机棉。
意外在第四个月的开头降临。一开始，奕雯只是早上起来有点头晕，量完体温，她撒娇般窝回我怀里：“我有点小发烧。”“要不请假休息一天？”我照常搂住她，孕期抵抗力下降，的确容易有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们都没当一回事。
没想到第二天，奕雯就在内裤上发现了血迹。她打电话到诊所，珍妮弗仔细询问了出血的颜色、数量和感觉，然后笑着安慰：“不必担心，孕早期少量出血是很常见的现象，只需要注意休息即可。”
我们怎么可能不担心？奕雯提出，能不能在诊所做个检查？珍妮弗说：“这种出血通常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而且深色血迹意味着出血已经停止了，你不需要来。”“那我需要卧床吗？”奕雯小心翼翼地问。“没有必要，亲爱的，”珍妮弗回答：“你可以照常上班，只要工作不是搬运类的体力劳动。”
出血在我们的忐忑不安中持续了一周。奕雯再度打通电话，得到一个临时预约名额。一个半小时后，珍妮弗匆匆赶到。她仔细地为奕雯做了检查，又让她躺下，拿出胎心仪放在她肚子上。“亲爱的，孩子一点儿事都没有，你听，这心跳多么强劲有力。很多出血都是不明原因的，我建议你再观察一段时间。”
奕雯提出，想做个B超看看原因。“我认为目前没有做B超检查的必要，”珍妮弗说：“如果你坚持，我可以给你做一个，但我要提醒你，这是非医学必要的检查，你的保险公司很可能不会报销。”
即使明知美国自费医疗的费用是天价，但出于对孩子的担心，在面对奕雯投过来的犹豫眼神时，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褐色的出血一直持续了三周。那次的自费B超检查没有查出异常，这让我们稍微放松些，但持续出血隨即又将情绪越绷越紧。一周后，我们收到一张236美元的账单，保险公司判定由奕雯全额承担。三周过去，出血突然转为鲜红色，珍妮弗收起笑容，为奕雯安排了第二次B超，这次发现有一小块胎盘剥离了子宫。“我想我们找到出血的原因了，”珍妮弗依旧乐观。“不必担心，剥离区域还不及你的小指甲盖大，会自己长回去的，最多等到大排畸。”她一边说，一边开出一张病假条，要奕雯回家卧床。
但在奕雯要求黄体酮之类的安胎药时，珍妮弗又一次拒绝了她：“首先，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我并不支持孕早期甚至中期人为保胎，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强行留下一个有缺陷的胚胎，我不认为那是好事；其次，从你的血液检测结果来看，孕激素非常正常，额外服用黄体酮对你不会有帮助。”
“那我除了‘卧床休息’之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治疗？”奕雯瞪大了双眼。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同样不敢相信，这是一个连堕胎都不允许的州啊！可在孕妇出现流产症状时，医生竟然拒绝给予帮助！
我试图跟珍妮弗进行一番关于生命、关于人权的辩论，但这样的纠缠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会惹来麻烦，只得不情不愿地闭上嘴，与奕雯一起离开。
回到家，我们相顾无言、一筹莫展。最后，奕雯想出了办法：在当地的华人论坛上求助。
很快，一位网友热心回复，她之前也出现了出血、腹痛等先兆流产症状，OB同样拒绝给予任何保胎药物，她请赴美照顾她的母亲从国内带来了一些黄体酮，可惜为时已晚，孩子还是没有留住。她要了地址，把这批黄体酮全数寄给了我们，分文不取。
药物点燃了一丝希望的火星，又随即熄灭。正如珍妮弗所言，来之不易的黄体酮没有效果。出血量越来越多，甚至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血块，奕雯不得不从护垫换到了卫生巾，又换成了成人纸尿裤。
煎熬中，19周的大排畸B超检查到了。
胎儿在此时已经成长到可以看出性别，当B超师告知是“一个健康的男孩”时，我们却没有多少喜悦之情，只是紧张地望着屏幕，追问胎盘的发育。
B超显示，剥离更严重了，胎囊被各种血块和出血包围。虽然胎儿仍然健康地发育着，但珍妮弗却认为，胎盘出血已经影响到胎儿营养供给，胎儿会慢慢停止发育和心跳，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在说她已无能为力，打算放手不管了吗？我们已经不相信珍妮弗，奕雯又约见了几位OB，也约见过关于胎盘剥离的Specialist（专科医师），医生们一致认为情况非常不乐观，但没有一人给出解决方案。除了卧床，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难道美国就没有一个靠谱的OB了吗？”奕雯愤怒地发帖。得到的回复令她几乎崩溃，网友们纷纷回帖表示，这根本就是整个美国医疗的现状，美国的医生就是这么保守，为了所谓的“不过度医疗”，总要等到确定病情恶化才采取下一步措施。有人建议奕雯“回国住院”，但那根本不现实。 无奈，我们只能继续留在珍妮弗的诊所。
情况日益恶化了，奕雯身下开始时不时地涌出大量鲜血和拳头大小的血块。腹痛持续加剧，她只能一直保持侧卧，连上厕所也不能起床，而每一次从侧卧翻到仰卧用尿壶，都不啻为一场折磨。
赶来照顾奕雯的母亲心痛不已，在帮她换下湿透的纸尿裤或拿走血红的尿壶时，常常忍不住抹眼泪。奕雯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拿出胎心仪听心跳。她为孩子起了名字，盘算着将来要给他吃什么、带他去哪里玩。明明毫无食欲，排尿也很痛苦，奕雯却拼命进食、喝水，只为了给孩子提供充足的养分。
美国OB靠不住，我通过家人，试着联系了一些国内的妇产科专家，意见一致是尽早住院保胎，但远隔重洋，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位老医生在电话里生气地叫嚷：“让他们开抗生素啊！不管胎盘剥离怎么治，先上抗生素！现在出血量这么大，子宫里有很大的伤口，如果感染可是两条命的事情！”
“但你现在并没有感染，所以不能使用抗生素，否则就是滥用，你也很健康，没有必要住院。”美国OB又一次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复。这一次，我没有再徒劳地和OB争辩，而是四处打听，不断联系新的医院。不管网友怎么说，我始终不相信，偌大的一个美国就没有一个愿意使用其他治疗方案的OB。
那段时间，我仿佛在和奕雯的出血量赛跑。我提前请了年假——本来是我准备在孩子出生后留在家里照顾奕雯坐月子的时候请的——每天开车穿行于各个诊所和医院，打听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案。
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地一家医院给出了一个好消息——这家医院有足够先进的设备，可以接收最小24周出生的早产儿。奕雯已经怀孕快22周了！
我们立刻填写了表格，申请提前入院，理由是胎儿发育良好，即使不满24周也有生存希望，可惜却没有通过。但医院答应，一到孕24周，就让奕雯入院，并随时做好催产和抢救婴儿的准备。
据说，全美最好的医院可以接收早至18周的早产儿，但那家医院对我们来说太远了，奕雯的身体，已无法负荷长途旅行。“我现在的信念就是熬到24周！”奕雯给自己打气，我紧紧握住她。
孕23周的一天深夜，奕雯突然推醒我：“是空调开太低了吗？”我猛然惊醒，才发现她的手冷得像冰，正低声呢喃：“肚子好痛……”
我赶快拨打了911（美国急救电话），奕雯脸色惨白地靠在床头，一一跟我描述她的症状，再由我向接线员转达：头晕、胸闷、腹痛加剧、浑身发冷，甚至开始不停地宫缩，下身在不停地流血。
五分钟后，救护车到了我们的楼下，风一般到了医院后，护士先采血送去检验，值班医生看着奕雯41℃的体温和每分钟180下的心跳，根本来不及等血检结果出来：“这是严重的感染，必须立刻引产，否则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我完全蒙了。“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只能放弃孩子——”医生顿了一下，悲悯地看着我，“我们会努力让你妻子平安。很抱歉，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签完字的，当我回过神来，奕雯已经在抢救室里准备催产了。大剂量的抗生素和催产药物同时注入奕雯的体内，高烧令她浑身颤抖，医生拿冰垫将她裹住，又在病床四周塞满冰袋，却依旧无法降低体温。
“失血太多，先输血，否则产妇太危险！”“抗生素剂量不够，再开一个静脉通道！”医生的话语如此刺耳，在奕雯的一次次寒战中。
体温渐渐下来了，我听到医生和麻醉师在商量：“她太痛了，上epidural（硬脊膜外麻醉）吧？”“不行，风险太大，现在血液里都是病菌，如果穿刺引發脊髓感染就麻烦大了，只能上静脉泵。”
可是奕雯连自控静脉镇痛泵也不敢多用。我知道她心里和我有着同样的念头：万一宝宝生下来能够存活，万一呢？虽然谁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存活。
怀着这个念头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宝宝。护士说，这个周数的胎儿本来是头朝上坐在肚子里，此时，宝宝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急急忙忙在子宫里翻了个身，大头朝下，蜷缩身体，仿佛默默摆出了准备“出生”的姿势。
而奕雯挣扎在半昏迷半醒之间，牙关紧咬，每次痛得实在受不了时，才舍得去按一下泵。
宫口开得很慢，但宝宝的心跳一直还在，那丝渺茫的希望拉扯着我们，奕雯看着胎心监控，一次次熬过阵痛。终于，奕雯“生下”了我们的孩子！
我远远望着他，双手激动得发抖。他是个发育得很好、很漂亮的男宝宝，看上去肉乎乎的，连着胎囊出来，只是和别的宝宝不一样的是，本应透明的胎囊上挂满了厚厚的血痂。
护士说，宝宝出来之后，心跳还保持了一分钟。他被裹上医院统一的蓝格纹襁褓放到奕雯胸口，奕雯拿插满管子的手拥住他，亲吻他温热的小脸，我拥着奕雯，我俩不住地看。
除了小一点、像睡着了一样，他分明和别的宝宝没有什么两样啊？嘴巴像爸爸，鼻子像妈妈，眉毛像爸爸，没睁开的眼睛细细长长，像妈妈。他仿佛下一秒就会睁开眼睛大哭出声，哭完再对着我们笑，跟我们回家，叫我们“爸爸妈妈”。
奕雯把孩子的胸口和自己贴在一起，仿佛这样就可以留住他的心跳。但孩子小小的身体，在奕雯滚热的怀里一点一点变凉了。
接下来的日子，全在泪水中度过。奕雯抱着宝宝不肯放手，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她把孩子送去太平间。谁也没有嚎啕大哭，但无声的眼泪，却仿佛一直从心里淌出来，怎么都干不了。
出院之前，护士拿来一张表格说，因为胎儿超过20周，我们必须填写Still Birth（死产）表格，然后把宝宝送去专门的地方火化。
据说，这是出于对未出世的小生命的尊重。
我愤怒地撕掉那张纸，说：“如果真的尊重他，为什么不早点采取措施，让他活下来！”医生后来告诉我们，如果再晚送来一些，可能连奕雯都性命不保。
我们为宝宝选了一方小小的墓地，在家附近一个湖边的墓园。奕雯后来恢复得很好，我却常在夜半醒来，沉默地望着房顶直到天空亮起。
去年圣诞，奕雯喝醉了酒，拉着我的手去握紧她脖子上的小小链坠。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那是我亲手替她挂上去的坠子，里面镶着张婴儿照，看上去比一般的孩子还要更小一点，裹在蓝格纹斗篷里，闭着眼偎在奕雯的颊侧。“他本来可以出生的。”奕雯流下了眼泪，反复呢喃说。
[编后]许是中国今年6月的疫苗事件，让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傅辰心有戚戚，他为我们写来了此稿。他还告诉我们，美国医疗同样令人忧心：预约难、等候时间长、用药保守，经常延误病情。我们不做评价与比较，只如实记录。今天的故事来自知音公众号：真实故事在线，相比其他稿件，你更喜欢哪一类？请致电027-68883338或027-68890779，我们邮寄《知音》杂志5本，作为回赠奖品。
编辑/白秋芳
孕妻先兆性流产，美国OB淡定诊疗
我在美国念完博士后，通过技术移民与妻子奕雯定居美国。我在美国一家做供暖的公司工作，奕雯则是一名会计。我们均为80后，老家都在辽宁省大连市。工作稳定后，我俩开始着手备孕。2016年3月，奕雯怀孕，她吃起了精心搭配的孕妇营养餐，跑步的习惯也暂时换成了早晚各散步四十分钟，为宝宝的出生做准备。
通过奕雯的这次备孕，我才了解到在美国怀孕生子的流程：首先，医院和医生是分开的，如果不出意外，只有最后生产时才会去医院的产房，前期检查都在OB（产科医生）的诊所完成。
其次，妇科和产科也是分开的，做体检的OB-GYN（妇科医生）专精于各种女性疾病，却不负责照看怀孕生产，需要找专门的OB。
奕雯从备孕开始，就已搜索出附近所有的产科诊所，仔细比对网络排名和评价，最终选定一个看上去非常和善的50多岁的白人女产科医生珍妮弗。
奕雯同珍妮弗做好预约，每隔三周的周四下午去她诊所见面。每次检查完，珍妮弗都笑眯眯地挥手：“看上去一切都非常完美，下次再见，亲爱的。”
前三个月的确风平浪静。奕雯精神十足，连孕吐都没有过一次，每天掰着手指跟我盘算要囤多少尿布，念叨哪个品牌的婴儿服材质是有机棉。
意外在第四个月的开头降临。一开始，奕雯只是早上起来有点头晕，量完体温，她撒娇般窝回我怀里：“我有点小发烧。”“要不请假休息一天？”我照常搂住她，孕期抵抗力下降，的确容易有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们都没当一回事。
没想到第二天，奕雯就在内裤上发现了血迹。她打电话到诊所，珍妮弗仔细询问了出血的颜色、数量和感觉，然后笑着安慰：“不必担心，孕早期少量出血是很常见的现象，只需要注意休息即可。”
我们怎么可能不担心？奕雯提出，能不能在诊所做个检查？珍妮弗说：“这种出血通常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而且深色血迹意味着出血已经停止了，你不需要来。”“那我需要卧床吗？”奕雯小心翼翼地问。“没有必要，亲爱的，”珍妮弗回答：“你可以照常上班，只要工作不是搬运类的体力劳动。”
出血在我们的忐忑不安中持续了一周。奕雯再度打通电话，得到一个临时预约名额。一个半小时后，珍妮弗匆匆赶到。她仔细地为奕雯做了检查，又让她躺下，拿出胎心仪放在她肚子上。“亲爱的，孩子一点儿事都没有，你听，这心跳多么强劲有力。很多出血都是不明原因的，我建议你再观察一段时间。”
奕雯提出，想做个B超看看原因。“我认为目前没有做B超检查的必要，”珍妮弗说：“如果你坚持，我可以给你做一个，但我要提醒你，这是非医学必要的检查，你的保险公司很可能不会报销。”
即使明知美国自费医疗的费用是天价，但出于对孩子的担心，在面对奕雯投过来的犹豫眼神时，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褐色的出血一直持续了三周。那次的自费B超检查没有查出异常，这让我们稍微放松些，但持续出血隨即又将情绪越绷越紧。一周后，我们收到一张236美元的账单，保险公司判定由奕雯全额承担。三周过去，出血突然转为鲜红色，珍妮弗收起笑容，为奕雯安排了第二次B超，这次发现有一小块胎盘剥离了子宫。“我想我们找到出血的原因了，”珍妮弗依旧乐观。“不必担心，剥离区域还不及你的小指甲盖大，会自己长回去的，最多等到大排畸。”她一边说，一边开出一张病假条，要奕雯回家卧床。
但在奕雯要求黄体酮之类的安胎药时，珍妮弗又一次拒绝了她：“首先，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我并不支持孕早期甚至中期人为保胎，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强行留下一个有缺陷的胚胎，我不认为那是好事；其次，从你的血液检测结果来看，孕激素非常正常，额外服用黄体酮对你不会有帮助。”
“那我除了‘卧床休息’之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治疗？”奕雯瞪大了双眼。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同样不敢相信，这是一个连堕胎都不允许的州啊！可在孕妇出现流产症状时，医生竟然拒绝给予帮助！
我试图跟珍妮弗进行一番关于生命、关于人权的辩论，但这样的纠缠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会惹来麻烦，只得不情不愿地闭上嘴，与奕雯一起离开。
险情一再频发，各大医院无能为力
回到家，我们相顾无言、一筹莫展。最后，奕雯想出了办法：在当地的华人论坛上求助。
很快，一位网友热心回复，她之前也出现了出血、腹痛等先兆流产症状，OB同样拒绝给予任何保胎药物，她请赴美照顾她的母亲从国内带来了一些黄体酮，可惜为时已晚，孩子还是没有留住。她要了地址，把这批黄体酮全数寄给了我们，分文不取。
药物点燃了一丝希望的火星，又随即熄灭。正如珍妮弗所言，来之不易的黄体酮没有效果。出血量越来越多，甚至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血块，奕雯不得不从护垫换到了卫生巾，又换成了成人纸尿裤。
煎熬中，19周的大排畸B超检查到了。
胎儿在此时已经成长到可以看出性别，当B超师告知是“一个健康的男孩”时，我们却没有多少喜悦之情，只是紧张地望着屏幕，追问胎盘的发育。
B超显示，剥离更严重了，胎囊被各种血块和出血包围。虽然胎儿仍然健康地发育着，但珍妮弗却认为，胎盘出血已经影响到胎儿营养供给，胎儿会慢慢停止发育和心跳，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在说她已无能为力，打算放手不管了吗？我们已经不相信珍妮弗，奕雯又约见了几位OB，也约见过关于胎盘剥离的Specialist（专科医师），医生们一致认为情况非常不乐观，但没有一人给出解决方案。除了卧床，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难道美国就没有一个靠谱的OB了吗？”奕雯愤怒地发帖。得到的回复令她几乎崩溃，网友们纷纷回帖表示，这根本就是整个美国医疗的现状，美国的医生就是这么保守，为了所谓的“不过度医疗”，总要等到确定病情恶化才采取下一步措施。有人建议奕雯“回国住院”，但那根本不现实。 无奈，我们只能继续留在珍妮弗的诊所。
情况日益恶化了，奕雯身下开始时不时地涌出大量鲜血和拳头大小的血块。腹痛持续加剧，她只能一直保持侧卧，连上厕所也不能起床，而每一次从侧卧翻到仰卧用尿壶，都不啻为一场折磨。
赶来照顾奕雯的母亲心痛不已，在帮她换下湿透的纸尿裤或拿走血红的尿壶时，常常忍不住抹眼泪。奕雯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拿出胎心仪听心跳。她为孩子起了名字，盘算着将来要给他吃什么、带他去哪里玩。明明毫无食欲，排尿也很痛苦，奕雯却拼命进食、喝水，只为了给孩子提供充足的养分。
美国OB靠不住，我通过家人，试着联系了一些国内的妇产科专家，意见一致是尽早住院保胎，但远隔重洋，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位老医生在电话里生气地叫嚷：“让他们开抗生素啊！不管胎盘剥离怎么治，先上抗生素！现在出血量这么大，子宫里有很大的伤口，如果感染可是两条命的事情！”
“但你现在并没有感染，所以不能使用抗生素，否则就是滥用，你也很健康，没有必要住院。”美国OB又一次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复。这一次，我没有再徒劳地和OB争辩，而是四处打听，不断联系新的医院。不管网友怎么说，我始终不相信，偌大的一个美国就没有一个愿意使用其他治疗方案的OB。
那段时间，我仿佛在和奕雯的出血量赛跑。我提前请了年假——本来是我准备在孩子出生后留在家里照顾奕雯坐月子的时候请的——每天开车穿行于各个诊所和医院，打听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案。
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地一家医院给出了一个好消息——这家医院有足够先进的设备，可以接收最小24周出生的早产儿。奕雯已经怀孕快22周了！
我们立刻填写了表格，申请提前入院，理由是胎儿发育良好，即使不满24周也有生存希望，可惜却没有通过。但医院答应，一到孕24周，就让奕雯入院，并随时做好催产和抢救婴儿的准备。
据说，全美最好的医院可以接收早至18周的早产儿，但那家医院对我们来说太远了，奕雯的身体，已无法负荷长途旅行。“我现在的信念就是熬到24周！”奕雯给自己打气，我紧紧握住她。
本该出世的儿子走了，美式医疗谁之过？
孕23周的一天深夜，奕雯突然推醒我：“是空调开太低了吗？”我猛然惊醒，才发现她的手冷得像冰，正低声呢喃：“肚子好痛……”
我赶快拨打了911（美国急救电话），奕雯脸色惨白地靠在床头，一一跟我描述她的症状，再由我向接线员转达：头晕、胸闷、腹痛加剧、浑身发冷，甚至开始不停地宫缩，下身在不停地流血。
五分钟后，救护车到了我们的楼下，风一般到了医院后，护士先采血送去检验，值班医生看着奕雯41℃的体温和每分钟180下的心跳，根本来不及等血检结果出来：“这是严重的感染，必须立刻引产，否则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我完全蒙了。“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只能放弃孩子——”医生顿了一下，悲悯地看着我，“我们会努力让你妻子平安。很抱歉，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签完字的，当我回过神来，奕雯已经在抢救室里准备催产了。大剂量的抗生素和催产药物同时注入奕雯的体内，高烧令她浑身颤抖，医生拿冰垫将她裹住，又在病床四周塞满冰袋，却依旧无法降低体温。
“失血太多，先输血，否则产妇太危险！”“抗生素剂量不够，再开一个静脉通道！”医生的话语如此刺耳，在奕雯的一次次寒战中。
体温渐渐下来了，我听到医生和麻醉师在商量：“她太痛了，上epidural（硬脊膜外麻醉）吧？”“不行，风险太大，现在血液里都是病菌，如果穿刺引發脊髓感染就麻烦大了，只能上静脉泵。”
可是奕雯连自控静脉镇痛泵也不敢多用。我知道她心里和我有着同样的念头：万一宝宝生下来能够存活，万一呢？虽然谁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存活。
怀着这个念头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宝宝。护士说，这个周数的胎儿本来是头朝上坐在肚子里，此时，宝宝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急急忙忙在子宫里翻了个身，大头朝下，蜷缩身体，仿佛默默摆出了准备“出生”的姿势。
而奕雯挣扎在半昏迷半醒之间，牙关紧咬，每次痛得实在受不了时，才舍得去按一下泵。
宫口开得很慢，但宝宝的心跳一直还在，那丝渺茫的希望拉扯着我们，奕雯看着胎心监控，一次次熬过阵痛。终于，奕雯“生下”了我们的孩子！
我远远望着他，双手激动得发抖。他是个发育得很好、很漂亮的男宝宝，看上去肉乎乎的，连着胎囊出来，只是和别的宝宝不一样的是，本应透明的胎囊上挂满了厚厚的血痂。
护士说，宝宝出来之后，心跳还保持了一分钟。他被裹上医院统一的蓝格纹襁褓放到奕雯胸口，奕雯拿插满管子的手拥住他，亲吻他温热的小脸，我拥着奕雯，我俩不住地看。
除了小一点、像睡着了一样，他分明和别的宝宝没有什么两样啊？嘴巴像爸爸，鼻子像妈妈，眉毛像爸爸，没睁开的眼睛细细长长，像妈妈。他仿佛下一秒就会睁开眼睛大哭出声，哭完再对着我们笑，跟我们回家，叫我们“爸爸妈妈”。
奕雯把孩子的胸口和自己贴在一起，仿佛这样就可以留住他的心跳。但孩子小小的身体，在奕雯滚热的怀里一点一点变凉了。
接下来的日子，全在泪水中度过。奕雯抱着宝宝不肯放手，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她把孩子送去太平间。谁也没有嚎啕大哭，但无声的眼泪，却仿佛一直从心里淌出来，怎么都干不了。
出院之前，护士拿来一张表格说，因为胎儿超过20周，我们必须填写Still Birth（死产）表格，然后把宝宝送去专门的地方火化。
据说，这是出于对未出世的小生命的尊重。
我愤怒地撕掉那张纸，说：“如果真的尊重他，为什么不早点采取措施，让他活下来！”医生后来告诉我们，如果再晚送来一些，可能连奕雯都性命不保。
我们为宝宝选了一方小小的墓地，在家附近一个湖边的墓园。奕雯后来恢复得很好，我却常在夜半醒来，沉默地望着房顶直到天空亮起。
去年圣诞，奕雯喝醉了酒，拉着我的手去握紧她脖子上的小小链坠。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那是我亲手替她挂上去的坠子，里面镶着张婴儿照，看上去比一般的孩子还要更小一点，裹在蓝格纹斗篷里，闭着眼偎在奕雯的颊侧。“他本来可以出生的。”奕雯流下了眼泪，反复呢喃说。
[编后]许是中国今年6月的疫苗事件，让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傅辰心有戚戚，他为我们写来了此稿。他还告诉我们，美国医疗同样令人忧心：预约难、等候时间长、用药保守，经常延误病情。我们不做评价与比较，只如实记录。今天的故事来自知音公众号：真实故事在线，相比其他稿件，你更喜欢哪一类？请致电027-68883338或027-68890779，我们邮寄《知音》杂志5本，作为回赠奖品。
编辑/白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