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如痴如狂地练过一阵小提琴，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加人红卫兵，于是做了逍遥派，迷上了小提琴，天天在家苦练。
　　1969年下乡插队，一年多的时间，干满了四季农活。当时样板戏大热，我凭着“一技之长”，考上了县文工团乐队。虽说只是个合同工，但初涉社会，走乡串镇，自是一番“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苦乐年华。两年后我离开了剧团。我要感谢这一段时光，它不仅使我的琴艺在竞争中大有长进，也让我这个青涩少年在磕磕绊绊中经受了历练。
　　那一年的冬天，南京艺术学院面向全省招生。这次招生的原则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用我们大队书记的解释，就是“政治上我们把关推荐，业务上他们考核选拔。说到底，还得政治挂帅”。我报不报名？能不能被推荐？成为那些天困扰我的头等大事。
　　直到报名截止的那一天，我也没有勇气去乡下开推荐证明。晚上，我被几位朋友“挟持”着，到了初试的考场河滨饭店。现场像我一样没有推荐证明的，还有不少。对此，招生组网开一面，同意排在最后“听一听”，但不作为正式考试。得了这个允诺，我赶紧到四楼的屋顶露台上练琴“热身”。天气奇冷，双手冻得麻木、僵硬，只得又回到二楼过道，不停地搓手跺脚以取暖。
　　虽说只是“听一听”，程序却一样严格不含糊。主考官是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大提琴演奏家宋保军。我拉的第一首曲子是《牧歌》。我很喜欢这段行板，那悠扬、舒展的旋律，每每唤我进入一种澄净、高远的意境。拉完了，宋老师走到我身旁，分别握起我的两只手审视了一番，还用手指弹了弹我左手指尖的肉垫。他示意我继续拉。我拉了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片段“快乐的女战士”，而后又拉了几段练习曲。到临了，宋老师只是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对我说：“报名今天已经截止了。你明天回大队，尽快补开一张推荐证明来。”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陪着我，大队和公社跑了几趟，答复要么是“不清楚”，要么是“要研究”。也难怪，六七年不招生了，这次招生的推荐权又交给了大队，这是一个新课题，是得用心思去琢磨琢磨。
　　二十多天后，招生组来镇江复试。有人告诉我，宋老师曾问起我报名的情况。母亲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她去找招生组，接待她的正是宋老师。宋老师说，根据招生的原则，如果没有推荐，很为难，也很无奈。复试两三天就结束了。我还是没能报上名。
　　春节过后不久，母亲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宋老师的。他要我带上琴，当天晚上去交际处也就是今天的京口饭店。匆匆吃了晚饭，我和母亲赶去。宋老师打开房门，房间内迎候我们的竟是南京艺术学院革委会主任龚惠山。龚主任说，这次下来就是对招生工作做一点调研，处理一些善后问题的。他谈笑风生地跟我们拉家常，捎带着听我拉了几首曲子。他说这次招生是文化革命以来的第一次“试水”，好多做法还在探索、磨合之中。从现实情况看，对人才是全社会共有资源的认识有待加强，有别于招工的专业人才遴选机制有待健全。听龚主任一席话，我如沐春风。
　　春天快要过去，南艺开始发放录取通知。我对报考南艺已经不存指望。一天下午，母亲又接到宋老师打来的长途，让我当晚就赶到南京，第二天要准备拉琴。
　　我怀揣着重又燃起的希望和幻想，夹杂着几许惶恐和不安，一路问到草场门南京艺术学院，天已经完全黑了。一位年轻人来传达室接待了我。当他对着内线电话说“龚主任，您的客人到了”时，一股暖流穿透了我的全身。
　　第二天早晨，宋老师带我进入一个教室。陆陆续续地来了几位老师。他们当中有著名声乐教授黄友葵，有小提琴演奏家、《庆丰收》的作者张靖平。宋老师搀扶着最后一个进来的是盛雪老人，早就听闻这位满门桃李的艺术教育家的大名，他的長子盛中国是享誉国内外的小提琴大师。
　　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慌忙中我乱了方寸。拉完《红色娘子军》的“常青指路”，我竟然头脑发热，拉起了高难度的《魔鬼的颤音》。张靖平老师是本场的主考，他一直站在我的身边，目光如炬，点评犀利。特别是他说到“学琴，不在于会几段半生不熟、一味炫技的名曲，而在于扎实的基本功和对音乐的理解力”，这番话既鞭辟人里，又令我心悦诚服。宋老师走近我，让我拉《牧歌》，拉练习曲，稍稍缓解了我的紧张。
　　结束时，宋老师等在门外，掏出十块钱给我报销交通费。他对我说：“没有基层的推荐，报考就很难办，今天也只是听听指点指点，如果有好消息会通知你的。回去后做两手准备，有招工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毕竟你年纪轻，将来的路还很长。”我眼含泪水点点头，向宋老师深深鞠了一躬。
　　彈指间四十四年过去了。南艺我终究没有去成，这段报考的曲折经历，几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伴我终生，他们堪为我的“恩师”。对一个素不相识又没有背景的知识青年如此出手相助，看似有违“规则”，可正因为肩上担道义，胸中有丘壑，他们才能也才敢把赋予他们的公权，用得如此坦荡自然，如此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