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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在网络当中迅速形成了有关于此的舆情，直接影响着网络空间乃至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当前网络空间中庞杂的舆情信息，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收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文本信息，并对其进行梳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起的网络舆情中，官方信息发布少、移动端用户基数大、次生舆情数量多是当前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传统引导方式、信息传播格局以及人际关系结构等因素的改变直接影响着网络舆情的演化方向，是造成其复杂多变的内在机理。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从提高舆情监测科技化水平、推进舆情治理体系现代化、强化组织联动处着手，应对突发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舆情。
关键词：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5-0016-09
Abstract：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gnited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exerting great impact on the cyberspace， even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mplicated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in current cyberspace， collecting tex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rough web crawler for sorting out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urrent online public opinion cau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featured prominently with a small amount of official inform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obile terminal users and many secondary public opinions in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guidance structure，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ttributes to th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natur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d its evolu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of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 in the face of breaking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e sudden pandemic.
Key words：cyberspace public opinion; emergences; COVID￣19
網络时代的来临为信息交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但也成为社会舆论引导的最大变数。网络空间的开放、无界等特性，既促成了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也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当社会舆情置于网络媒介时，其表现和影响往往更甚。
就当前网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讨论而言，它从起于个人微信到形成舆论场，随着疫情事态本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至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1]至此，网民对此次疫情的关注度达到峰值。此后，网民的关注程度虽略有起伏，但仍保持在一个较高、平稳的水平（见表1）。本文以新浪微博社区舆情为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生成机理，期待为应对突发性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引导提供启示。
一、研究设计
1.样本对象
作为一个网络社交服务平台，新浪微博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和开放性，用户可以从中获取或发布各类消息。同时，微博用户规模也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根据新浪网2018年第四季度报告显示，新浪微博“拥有月活跃用户4.6亿，日活跃用户增至2亿。”[2] 因此，在样本源的选择上，将主要针对新浪微博中话题讨论条目中不同用户的言论及其详细信息作为原始文本进行采集。
2.研究思路
作为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之所以在网络的舆论场域中掀起波澜，主要是因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通常携有突发、危害等特点，容易在全社会范围内弥漫恐慌情绪，并由此形成一定的网络舆情。而网络舆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网络空间内网民群体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情绪与意见。在信息流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中，作为受众的网民通常会被各类信息所包围，接受多元化的信息内容。在当今“流量为王”的传媒环境下，突发性事件会迅速成为不同媒体关注的焦点，并将话题信息汇集一处。因此，在本研究设计中，将在微博社区采集与疫情相关的话题内容与个人信息，并进行总体性概括。而在内在机理和路径引导的分析中，主要以微博社区中采集到的原始样本作为材料支撑，并佐以微博社区中相关案例作为补充例证。 3.样本概况
本研究运用网络爬虫应用，在新浪微博社区中以对话题词“#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评论作为样本，共收集到1 127条相关条目，去除重复数据49条，最终保留有效信息条目共1 078条。通过对信息的汇总，可以看到在微博社区中，参与该话题讨论的人数较多。就性别而言，男性用户共有729人，女性用户302人，另有47名用户没有填写性别信息。就媒体类型而言，主要是通过对于新浪微博认证信息去抓取，在信息的搜集过程中，将认证信息中填写有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高校与官方媒体的微博视为官方媒体;新浪、凤凰网等作为大型商业媒体;还有一类是认证自媒体。在搜集过程中没有认证信息或是非以上三种类型的，皆归为个人用户。在众多信息条目当中，由官方媒体发布的涉及新冠疫情的信息146条，自媒体337条，大型商业媒体7条，个人媒体为588条。就发出客户端应用而言，由手机、平板等可移动设备客户端发出参与话题讨论的用户，视为移动端用户，共有754条;使用电脑网页或是社区客户端的视为固定端用户，共有324条。就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而言，通过对个人认证地址信息的抓取，占比较大比重的地区主要是：北京20.1%，海外12.2%，四川9%，河南6.2%，浙江5.8%，广东5.56%，山东3.85%，湖北3.63%，其他29.1%。可以看到除北京与海外用户之外，参与话题讨论积极度较高的用户都是所在地距离湖北较近的地区（见表2）。
二、新冠肺炎网络舆情话题的现状特征
通过对已知信息的汇总，可以看出在当前疫情的背景之下，微博社区的网络舆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相关话题的引导当中，官方媒体的信息条目占比较少。“媒介即信息”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即是说在现代媒体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人们去了解社会不再需要自己亲身经历的验证，而是通过多样化的媒介便可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由于丰富的传媒资源通常为各类媒介组织所掌握，因此可以说作为社会个体所认识和了解到的社会现状，其实是由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社会”，而并非现实社会的完全真实反映。现代的各类媒体在客观上发挥着社会个体了解真实社会的中介作用，然而，媒体在筛选信息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各类媒体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只会摘取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信息文本，再借由相应的媒介传导至受众。“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他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3]也就是说，媒介会潜移默化式地逐步改变受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网络信息源的流量来看，官方媒体所供给的信息量占比较少，仅为13.5%，较之自媒体、商业媒体等在话题引导方面相对处于弱势。这样一来，作为受众的社会个体，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之中，其认知体系势必会受到非主流舆论影响，成为当前网络舆论引导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大多数网民通过移动终端参与网络议题的讨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 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4]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民众是通过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平台接入互联网。从微博用户的使用情况来看，同样是移动端用户占据主导地位（见表3）。
智能手机当然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它不仅是一种连接互联网并在其上接受信息的工具，同时也是向外传输信息的重要平台。有别于受时空限制的固定端，移动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空间中输出自己的言论，这无疑便利了人们在网络中发表自己的言论，增加了网络舆论场中的信息来源，从而使海量信息充斥于网络空间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网络信息的泛滥。
第三，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议题之下，产生了较多的次生舆情。一般来说，突发性社会事件的网络舆情生成之后，会以其为主线衍生出众多的次生舆情，具有爆发突然、演变多样的特点。而这场由突发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网络舆情同样如此。从搜集到的样本内容来看，几乎所有的微博内容都包含了多个话题因素。从如下在微博社区中所采集内容的词云图可知，在主议题之下，衍生出了众多的子话题。
更重要的是，一些次生舆情在积累到一定阶段，会直接反作用于网络舆论环境成为新的舆论热点，成为网络舆情演变中的一大不可控因素。例如，在2020年1月31日，一则“双黄连可以抑制病毒”的消息迅速引起网民们的关注，有关于此话题的热议在一夜之间攀升至顶峰。虽然在次日早晨，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都发表声明，认为双黄连的疗效需要进一步证实，但它还是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和讨论，并造成了现实当中的人们排队购买双黄连相关制品的局面。
三、新冠肺炎网络舆情生成的内在机理
自从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网络舆情的爆发以来，在网络舆论场域中产生了许多言论，看似充满了偶然性，实则是有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次舆情的生成、演化。分析把握网络舆情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对认识舆情演变的内在机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信息传播结构的改变削弱媒介组织的信息筛选功能。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也随之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同样对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典型的是由互联网平台孕育而出的自媒体，这类媒介组织的出现对传统的信息传播具有颠覆性的改变。在以往的信息传播框架内，信息传播的媒介通常是报社、电台、门户网站等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这些组织往往处于信息流传播的上游段，在信息传播圈层中处于中心位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传统媒介组织对信息结构的影响。他指出，各个媒体或是相应的宣传职能部门，一方面扮演着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充当着信息传播的“把门人”。这些组织在信息发出伊始便对新闻信息进行着甄别、筛选，使公众所能接触的信息内容皆符合主流的价值判断，从而营造稳定可控的舆论环境和秩序。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已有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网络信息传播经历了“去中心化—在中心化”的發展过程。这种改变的影响，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网络舆情中体现了出来。就从信息发布量来说，在#新型冠状病毒#的话题讨论中，非官方媒体占绝大多数，达到86.5%，充当着信息发布的主力军。一时间，各类消息层出不穷，有些信息未经筛选，被直接发布在微博社区当中。因此，在2020年2月7日之后，新浪官方也开始每日发布“微博辟谣消息汇总”，以应对如此局面。这就说明，正是基于网络媒介孕育而生的新兴媒介组织挑战着传统传媒结构之下官方媒体等权威性媒介自组织组成的信息源中心的地位，使其不再是事件信息的唯一来源。许多媒介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布和传播信息，无形中成为了新的信息源。这意味着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在这样的冲击之下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新兴自媒体、大型商业媒体、官方媒体等媒介组织多元共存的传播格局。 与信息传播结构改变相伴而来的是网络信息传播的双向性导致信息传播权力淡化。具体而言，网民之于媒体不再是单向的信息受众，他们通过网络同样可以对相关报道进行反馈，或是直接在网络中发表自己的言论，而网络空间自由公开的环境，使得他们的这些言论同样可以被他人所知，进一步成为新的话题。这在当下的网络舆情中就有所表现，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一出，就迅速成为热点话题之榜首，也引起了微博用户的自发式悼念，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场。而此消息的发布，最早是由个人用户发至网络中，而大型媒体则不断跟进这一舆论热点。这一情形说明，以往由专业媒介组织所塑造的单向度的传播渠道已被颠倒，原本仅有专业化的媒体所享有的信息传播权力，分散流向网络平台中的各类组织和个人手中。同时，由于网络的自由、隐匿等特性，它会使得网络社区中迅速聚集起大量价值各异的公共舆论及其拥簇群体。在此情形下，由于传统监管模式较难作用于自媒体、商业媒体等组织，无法有效对它们发布的内容进行把关，这会导致其传播内容质量的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一些偏激言论、歪曲事实的谣言，诱使网民群体对事件的本来面貌做出误判，致使他们投身到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当中，不经意间扩大了消极信息的传播范围，如此往复的链式反应，势必会对网络空间的稳定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
第二，网络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有别于传统社会。从网民群体的聚合逻辑来看，由于他们主要是受到价值取向各异的媒体的影响，在获取信息时，网民会主观择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和媒体，并以兴趣趋同为核心，不断聚合成为一个新的网络群体，在此基础上形成宣扬某种主张的舆论场域。从这个角度来看，舆论场的形成是以信息易受人群作为基本前提的，这样的网络人际关系结构有别于传统社会。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把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称之为以血缘、地域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熟人社会”。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发展，与之相伴的不仅有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结构。在网络空间中，以兴趣相投作为出发点聚合而成的“后熟人社会”“‘后熟人社会’，是与‘熟人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以大数据、物联网为平台依托建立起来的能够凝聚陌生人为一体的社会。”参见：王晓丽：《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载《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31-36页。的人际关系结构越发明显，它打破了传统社会以血亲、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结构。从微博社区采集的数据中可知（见表4），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话题讨论中，评论量较高的信息源多为个人用户，许多微博用户聚集在这些账号之下进行讨论，而不会在官媒等大型媒体的账号下进行开放式的意见交流。
如此形成的网络群体在发展中会不断向外宣传自己的主张，吸引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并加入其中，从而不断扩大网络群体的规模。在群体内部，团体成员以他们热衷的话题信息不断交流、沟通，凝聚群体共识。
不过，在此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5]而个体在集体性行动中显现出的特质也是冲动的。“许多个体所产生出的公共意志难以做出理性的决策，所有的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6]人们往往会簇拥在一些意见领袖的周围，杜绝外部其他信息的输入，最终形成相对独立而又极端化的公共舆论。网络群体所凝聚的共识，在诞生之初便难免裹挟极端化的特质，为网络舆情环境施加消极影响。
第三，网络舆情传统引导机制的失灵。由于传媒体系硬件与软件基础的改变，舆论的引导方式也已不同于往昔。网络媒介的到来，使得社会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呈现出许多的新变化。首先，是舆论热点显现出条目数量大且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其次，一些笃信非主流舆论的组织和个人将一般性事件比附政治隐喻，容易产生网络舆论的泛政治化现象;再次，相较于传统媒介，网络舆论热点的更迭速度也更为频繁。这些因素，极大增加了当下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在传统的舆论治理中，应对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多是充分运用“议题设置”的功能，将特定的新闻信息作为公众的议事日程，通过一段时间的高频集中报道，将受众的关注与讨论限制在特定的议题范围内，转移公众对其他议题的注意力。这种舆论治理方式虽不能直接改变公众脑海中的所思所想，却足以在公众的印象里提高某些议题的显著性，引导公众对不同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做出判断。在新冠肺炎疫情话题中，大型商媒和官媒多发布积极向上的消息，试图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但是这些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所发布的信息量占比相对较少，仅为14.2%。然而，许多突发性消息却能迅速吸引他人注意力。例如，2020年2月17日微博用户@微客铁汁5发布消息称，实名举报武汉病毒所的工作失误是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一时间将武汉病毒所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将人们的目光从其他议题中转移过来，成为微博社区讨论和质疑的焦点。虽然，此则消息被辟谣，但仍旧使得相应机构与官方媒体跟进，并回应此次事件。这样的突发热点，在此次疫情当中不胜枚举，它们的出现打乱了其他媒体原有的舆论引导议程。由于热点信息的庞杂与多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格局，这致使公众所关注的舆情热点可能并不在主流媒体设置好的议程之内，很容易被其他的事件报道转移注意力。如若有非主流的议题为网民所接受并不断发酵，就有可能迅速成为新生的舆论热点，并使原本由媒介组织设置的议题淡出人们的视野，将舆论的演化推向不可预测的方向。
四、新冠肺炎网络舆情的引导路径
网络舆情都是由社会现实问题所引发的，在其诞生和演变过程中受到实时变化的现实条件影响。通过分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復杂的网络舆情，把握网络舆情生成的规律与内在机理，可为类似突发性疫情事件的网络舆情引导提供启示。
1.提升舆情监测的科技化水平
提升舆情监测的水准，是完善舆情预警和分析机制的基本前提。在传统的传媒结构之下，舆情监测多是基于对已经发生的舆论内容加以收集分析，理清问题现状与潜在风险的因果关系，并在这其中掌握舆情的演化规律，使之成为舆情引导工作的前期准备。但这已明显不能适应这个万物互通的大数据时代。就此次新冠肺炎舆情在微博社区中的表现为例，其信息条目在分秒之间数以万计，面对如此冗余、变化的海量信息数据，仅仅基于舆情热点而进行归因分析已然不可取，因为在这其中，人工采集数据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难以得到保障。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与海量的信息数据，亟须提高舆情监测的科技化水平。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就已经被应用于网络信息的监测与搜集中。例如，美国国防部已然开始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去进行网络信息的监测工作，他们“编写代码来侦查并阻止每场袭击，可能会和马奇诺防线一样有效，五角大楼的网络司令部十分了解这一点。”“21世纪，这些事就可以交给机器学习。”[7]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已有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并且可以同时将多种因素带入特定的算法模型中迅速得出评估结果，这样就极大节省了人工收集和分析的时间，从而迅速对潜在的风险做出预判，有效提高网络信息监测的效率，完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2.对网络舆情及其群体的精细化分析
作为网络舆论引导的前提，舆情分析便是要对已有的信息材料进行准确精细的分析处理，区别复杂舆论环境中不同的观点的性质以及认同此类观点的群体，不能一概而论。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舆论工作应依据形势创新，“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8]这为当前的舆情分析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网络空间中，要针对不同舆情的受用群体精细甄别，并施以对应的引导方式。从群体的聚合过程来看，由于外部信息以多元化的媒介形式源源不断呈现在公众的面前，特别是诸如疫情此类的突发事件，这些信息会自然而然地激发网民对于事件本身的联想，并在心理层面诱发群体性情绪，甚至“引发这些情绪的图景和话语远不及这些情绪本身强大。”[9]一部分网民群体在盲动性的主观情绪感染下，会进一步使他们的集体行动陷入盲动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群体虽然成为了网络空间当中盲动行为的主体，但就本质而言，他们并不是非理性言论与行为的发起者，而是在特定信息影响下的受控群体，因而由他们所引发的群体性行动在正确的规劝引导之下多是可以纠正的。通过对微博社区的信息采集（见表5）可知，在相关信息的发布中，大型媒体的一些微博认证大V（意见领袖）在当前舆情环境中，充当着主要的信息源。为数众多的普通用户在转发过程中，仅仅只是作为信息传递链的次级传递者而存在。基于此，就舆论内容材料与主体人群来说，理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策源者和传递者，强化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对于刻意歪曲抹黑事实的发布群体及其言论，由于它造成了网络舆论秩序的失范，且具有主观刻意性，应将其置于法治的框架之内给予惩戒。
3.对关键信息应做到及时公开
2020年2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10]面对当前汹涌而至的疫情，网络舆情瞬息万变，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对整体的舆论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疾病传播情况、治疗手段等方面，当这些信息的发布出现滞后时，人们就有可能在社会当中造成集体性的紧张情绪或非理性行为，在网络空间中肆意攻击官方机构。与此同时，当人们无法及时有效从权威渠道获得信息时，“受众就会将对事件信息和细节的需求转向网络，期待在网络中获取更多的信息。”[11]虽然这其中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商榷，甚至本就是网络谣言，但依旧不妨碍部分人对它的坚信。因此，面对类似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及时准确报告关键信息，迅速回应社会关切，避免信息真空，有助于消解网络舆情演化中的不可控因素。
4.推进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2]在网络时代，网络舆情是现实社会舆情的一面镜子，甚至是集中反映，因而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类似疫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仅有事后响应还不够，还要依托现代网信技术的进步，建构完善科学的预警机制，加强舆情引导工作的前瞻性，在网络舆情尚未产生，抑或是说其波及范围还不甚广时，基于既有的分析经验，疏导消解舆论环境中潜在的不利因素，防患于未然，从而建构事前引导与事后响应并举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5.主流宣传阵地的组织联动
自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多次强调党对于意识形态及舆论引导的绝对领导，创新发展舆论引导新格局。像众多的网民及自媒体一样，各类官方媒介同样可以借由网络的便利，在网络空间中组织联动起来宣传相关主张。在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发布中，省、市、县党政机关以及国企、高校主办的各类官方媒介积极发声（见表6），它们在转发权威媒体的相关信息的同时，依据各自的实践特点，宣传有关疫情的积极信息，在无形中壮大了主流舆论阵地的体量。
在坚持党对网络舆论工作的统一领导之下，强化多组织间的相互联动，依据职能、受众的不同，进行个性化、互补性的舆论宣传和引导，有助于强化主流舆论的覆盖面积，凝聚主流舆论的力量，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中进一步强化主流舆论阵地。
参考文献：
[1]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N]. 人民日報，2020-01-26（001）.
[2]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8微博用户发展报告[R/OL].（2019-3-15）[2020-2-10].https：//data.weibo.com/report/reportDetail？id=433.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12.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19-8-3）[2020-2-10].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8/t20190830_70800.htm.
[5]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3-14.
[7]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24-25.
[8]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J].紫光阁，2016（3）：7.
[9]沃尔特·李普曼.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57.
[10]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EB/OL].（2020-2-5）[2020-2-10].http：//www.gov.cn/xinwen/2020-02/05/content_5474875.htm.
[11]姜胜洪.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2（6）：12-20.
[1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001）.
（责任编辑：杨 洋）
关键词：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5-0016-09
Abstract：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gnited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exerting great impact on the cyberspace， even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mplicated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in current cyberspace， collecting tex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rough web crawler for sorting out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urrent online public opinion cau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featured prominently with a small amount of official inform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obile terminal users and many secondary public opinions in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guidance structure，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ttributes to th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natur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d its evolu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of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 in the face of breaking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e sudden pandemic.
Key words：cyberspace public opinion; emergences; COVID￣19
網络时代的来临为信息交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但也成为社会舆论引导的最大变数。网络空间的开放、无界等特性，既促成了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也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当社会舆情置于网络媒介时，其表现和影响往往更甚。
就当前网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讨论而言，它从起于个人微信到形成舆论场，随着疫情事态本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至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1]至此，网民对此次疫情的关注度达到峰值。此后，网民的关注程度虽略有起伏，但仍保持在一个较高、平稳的水平（见表1）。本文以新浪微博社区舆情为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生成机理，期待为应对突发性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引导提供启示。
一、研究设计
1.样本对象
作为一个网络社交服务平台，新浪微博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和开放性，用户可以从中获取或发布各类消息。同时，微博用户规模也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根据新浪网2018年第四季度报告显示，新浪微博“拥有月活跃用户4.6亿，日活跃用户增至2亿。”[2] 因此，在样本源的选择上，将主要针对新浪微博中话题讨论条目中不同用户的言论及其详细信息作为原始文本进行采集。
2.研究思路
作为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之所以在网络的舆论场域中掀起波澜，主要是因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通常携有突发、危害等特点，容易在全社会范围内弥漫恐慌情绪，并由此形成一定的网络舆情。而网络舆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网络空间内网民群体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情绪与意见。在信息流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中，作为受众的网民通常会被各类信息所包围，接受多元化的信息内容。在当今“流量为王”的传媒环境下，突发性事件会迅速成为不同媒体关注的焦点，并将话题信息汇集一处。因此，在本研究设计中，将在微博社区采集与疫情相关的话题内容与个人信息，并进行总体性概括。而在内在机理和路径引导的分析中，主要以微博社区中采集到的原始样本作为材料支撑，并佐以微博社区中相关案例作为补充例证。 3.样本概况
本研究运用网络爬虫应用，在新浪微博社区中以对话题词“#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评论作为样本，共收集到1 127条相关条目，去除重复数据49条，最终保留有效信息条目共1 078条。通过对信息的汇总，可以看到在微博社区中，参与该话题讨论的人数较多。就性别而言，男性用户共有729人，女性用户302人，另有47名用户没有填写性别信息。就媒体类型而言，主要是通过对于新浪微博认证信息去抓取，在信息的搜集过程中，将认证信息中填写有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高校与官方媒体的微博视为官方媒体;新浪、凤凰网等作为大型商业媒体;还有一类是认证自媒体。在搜集过程中没有认证信息或是非以上三种类型的，皆归为个人用户。在众多信息条目当中，由官方媒体发布的涉及新冠疫情的信息146条，自媒体337条，大型商业媒体7条，个人媒体为588条。就发出客户端应用而言，由手机、平板等可移动设备客户端发出参与话题讨论的用户，视为移动端用户，共有754条;使用电脑网页或是社区客户端的视为固定端用户，共有324条。就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而言，通过对个人认证地址信息的抓取，占比较大比重的地区主要是：北京20.1%，海外12.2%，四川9%，河南6.2%，浙江5.8%，广东5.56%，山东3.85%，湖北3.63%，其他29.1%。可以看到除北京与海外用户之外，参与话题讨论积极度较高的用户都是所在地距离湖北较近的地区（见表2）。
二、新冠肺炎网络舆情话题的现状特征
通过对已知信息的汇总，可以看出在当前疫情的背景之下，微博社区的网络舆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相关话题的引导当中，官方媒体的信息条目占比较少。“媒介即信息”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即是说在现代媒体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人们去了解社会不再需要自己亲身经历的验证，而是通过多样化的媒介便可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由于丰富的传媒资源通常为各类媒介组织所掌握，因此可以说作为社会个体所认识和了解到的社会现状，其实是由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社会”，而并非现实社会的完全真实反映。现代的各类媒体在客观上发挥着社会个体了解真实社会的中介作用，然而，媒体在筛选信息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各类媒体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只会摘取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信息文本，再借由相应的媒介传导至受众。“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他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3]也就是说，媒介会潜移默化式地逐步改变受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网络信息源的流量来看，官方媒体所供给的信息量占比较少，仅为13.5%，较之自媒体、商业媒体等在话题引导方面相对处于弱势。这样一来，作为受众的社会个体，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之中，其认知体系势必会受到非主流舆论影响，成为当前网络舆论引导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大多数网民通过移动终端参与网络议题的讨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 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4]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民众是通过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平台接入互联网。从微博用户的使用情况来看，同样是移动端用户占据主导地位（见表3）。
智能手机当然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它不仅是一种连接互联网并在其上接受信息的工具，同时也是向外传输信息的重要平台。有别于受时空限制的固定端，移动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空间中输出自己的言论，这无疑便利了人们在网络中发表自己的言论，增加了网络舆论场中的信息来源，从而使海量信息充斥于网络空间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网络信息的泛滥。
第三，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议题之下，产生了较多的次生舆情。一般来说，突发性社会事件的网络舆情生成之后，会以其为主线衍生出众多的次生舆情，具有爆发突然、演变多样的特点。而这场由突发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网络舆情同样如此。从搜集到的样本内容来看，几乎所有的微博内容都包含了多个话题因素。从如下在微博社区中所采集内容的词云图可知，在主议题之下，衍生出了众多的子话题。
更重要的是，一些次生舆情在积累到一定阶段，会直接反作用于网络舆论环境成为新的舆论热点，成为网络舆情演变中的一大不可控因素。例如，在2020年1月31日，一则“双黄连可以抑制病毒”的消息迅速引起网民们的关注，有关于此话题的热议在一夜之间攀升至顶峰。虽然在次日早晨，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都发表声明，认为双黄连的疗效需要进一步证实，但它还是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和讨论，并造成了现实当中的人们排队购买双黄连相关制品的局面。
三、新冠肺炎网络舆情生成的内在机理
自从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网络舆情的爆发以来，在网络舆论场域中产生了许多言论，看似充满了偶然性，实则是有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次舆情的生成、演化。分析把握网络舆情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对认识舆情演变的内在机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信息传播结构的改变削弱媒介组织的信息筛选功能。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也随之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同样对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典型的是由互联网平台孕育而出的自媒体，这类媒介组织的出现对传统的信息传播具有颠覆性的改变。在以往的信息传播框架内，信息传播的媒介通常是报社、电台、门户网站等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这些组织往往处于信息流传播的上游段，在信息传播圈层中处于中心位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传统媒介组织对信息结构的影响。他指出，各个媒体或是相应的宣传职能部门，一方面扮演着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充当着信息传播的“把门人”。这些组织在信息发出伊始便对新闻信息进行着甄别、筛选，使公众所能接触的信息内容皆符合主流的价值判断，从而营造稳定可控的舆论环境和秩序。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已有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网络信息传播经历了“去中心化—在中心化”的發展过程。这种改变的影响，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网络舆情中体现了出来。就从信息发布量来说，在#新型冠状病毒#的话题讨论中，非官方媒体占绝大多数，达到86.5%，充当着信息发布的主力军。一时间，各类消息层出不穷，有些信息未经筛选，被直接发布在微博社区当中。因此，在2020年2月7日之后，新浪官方也开始每日发布“微博辟谣消息汇总”，以应对如此局面。这就说明，正是基于网络媒介孕育而生的新兴媒介组织挑战着传统传媒结构之下官方媒体等权威性媒介自组织组成的信息源中心的地位，使其不再是事件信息的唯一来源。许多媒介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布和传播信息，无形中成为了新的信息源。这意味着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在这样的冲击之下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新兴自媒体、大型商业媒体、官方媒体等媒介组织多元共存的传播格局。 与信息传播结构改变相伴而来的是网络信息传播的双向性导致信息传播权力淡化。具体而言，网民之于媒体不再是单向的信息受众，他们通过网络同样可以对相关报道进行反馈，或是直接在网络中发表自己的言论，而网络空间自由公开的环境，使得他们的这些言论同样可以被他人所知，进一步成为新的话题。这在当下的网络舆情中就有所表现，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一出，就迅速成为热点话题之榜首，也引起了微博用户的自发式悼念，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场。而此消息的发布，最早是由个人用户发至网络中，而大型媒体则不断跟进这一舆论热点。这一情形说明，以往由专业媒介组织所塑造的单向度的传播渠道已被颠倒，原本仅有专业化的媒体所享有的信息传播权力，分散流向网络平台中的各类组织和个人手中。同时，由于网络的自由、隐匿等特性，它会使得网络社区中迅速聚集起大量价值各异的公共舆论及其拥簇群体。在此情形下，由于传统监管模式较难作用于自媒体、商业媒体等组织，无法有效对它们发布的内容进行把关，这会导致其传播内容质量的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一些偏激言论、歪曲事实的谣言，诱使网民群体对事件的本来面貌做出误判，致使他们投身到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当中，不经意间扩大了消极信息的传播范围，如此往复的链式反应，势必会对网络空间的稳定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
第二，网络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有别于传统社会。从网民群体的聚合逻辑来看，由于他们主要是受到价值取向各异的媒体的影响，在获取信息时，网民会主观择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和媒体，并以兴趣趋同为核心，不断聚合成为一个新的网络群体，在此基础上形成宣扬某种主张的舆论场域。从这个角度来看，舆论场的形成是以信息易受人群作为基本前提的，这样的网络人际关系结构有别于传统社会。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把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称之为以血缘、地域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熟人社会”。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发展，与之相伴的不仅有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结构。在网络空间中，以兴趣相投作为出发点聚合而成的“后熟人社会”“‘后熟人社会’，是与‘熟人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以大数据、物联网为平台依托建立起来的能够凝聚陌生人为一体的社会。”参见：王晓丽：《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载《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31-36页。的人际关系结构越发明显，它打破了传统社会以血亲、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结构。从微博社区采集的数据中可知（见表4），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话题讨论中，评论量较高的信息源多为个人用户，许多微博用户聚集在这些账号之下进行讨论，而不会在官媒等大型媒体的账号下进行开放式的意见交流。
如此形成的网络群体在发展中会不断向外宣传自己的主张，吸引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并加入其中，从而不断扩大网络群体的规模。在群体内部，团体成员以他们热衷的话题信息不断交流、沟通，凝聚群体共识。
不过，在此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5]而个体在集体性行动中显现出的特质也是冲动的。“许多个体所产生出的公共意志难以做出理性的决策，所有的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6]人们往往会簇拥在一些意见领袖的周围，杜绝外部其他信息的输入，最终形成相对独立而又极端化的公共舆论。网络群体所凝聚的共识，在诞生之初便难免裹挟极端化的特质，为网络舆情环境施加消极影响。
第三，网络舆情传统引导机制的失灵。由于传媒体系硬件与软件基础的改变，舆论的引导方式也已不同于往昔。网络媒介的到来，使得社会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呈现出许多的新变化。首先，是舆论热点显现出条目数量大且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其次，一些笃信非主流舆论的组织和个人将一般性事件比附政治隐喻，容易产生网络舆论的泛政治化现象;再次，相较于传统媒介，网络舆论热点的更迭速度也更为频繁。这些因素，极大增加了当下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在传统的舆论治理中，应对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多是充分运用“议题设置”的功能，将特定的新闻信息作为公众的议事日程，通过一段时间的高频集中报道，将受众的关注与讨论限制在特定的议题范围内，转移公众对其他议题的注意力。这种舆论治理方式虽不能直接改变公众脑海中的所思所想，却足以在公众的印象里提高某些议题的显著性，引导公众对不同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做出判断。在新冠肺炎疫情话题中，大型商媒和官媒多发布积极向上的消息，试图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但是这些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所发布的信息量占比相对较少，仅为14.2%。然而，许多突发性消息却能迅速吸引他人注意力。例如，2020年2月17日微博用户@微客铁汁5发布消息称，实名举报武汉病毒所的工作失误是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一时间将武汉病毒所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将人们的目光从其他议题中转移过来，成为微博社区讨论和质疑的焦点。虽然，此则消息被辟谣，但仍旧使得相应机构与官方媒体跟进，并回应此次事件。这样的突发热点，在此次疫情当中不胜枚举，它们的出现打乱了其他媒体原有的舆论引导议程。由于热点信息的庞杂与多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格局，这致使公众所关注的舆情热点可能并不在主流媒体设置好的议程之内，很容易被其他的事件报道转移注意力。如若有非主流的议题为网民所接受并不断发酵，就有可能迅速成为新生的舆论热点，并使原本由媒介组织设置的议题淡出人们的视野，将舆论的演化推向不可预测的方向。
四、新冠肺炎网络舆情的引导路径
网络舆情都是由社会现实问题所引发的，在其诞生和演变过程中受到实时变化的现实条件影响。通过分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復杂的网络舆情，把握网络舆情生成的规律与内在机理，可为类似突发性疫情事件的网络舆情引导提供启示。
1.提升舆情监测的科技化水平
提升舆情监测的水准，是完善舆情预警和分析机制的基本前提。在传统的传媒结构之下，舆情监测多是基于对已经发生的舆论内容加以收集分析，理清问题现状与潜在风险的因果关系，并在这其中掌握舆情的演化规律，使之成为舆情引导工作的前期准备。但这已明显不能适应这个万物互通的大数据时代。就此次新冠肺炎舆情在微博社区中的表现为例，其信息条目在分秒之间数以万计，面对如此冗余、变化的海量信息数据，仅仅基于舆情热点而进行归因分析已然不可取，因为在这其中，人工采集数据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难以得到保障。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与海量的信息数据，亟须提高舆情监测的科技化水平。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就已经被应用于网络信息的监测与搜集中。例如，美国国防部已然开始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去进行网络信息的监测工作，他们“编写代码来侦查并阻止每场袭击，可能会和马奇诺防线一样有效，五角大楼的网络司令部十分了解这一点。”“21世纪，这些事就可以交给机器学习。”[7]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已有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并且可以同时将多种因素带入特定的算法模型中迅速得出评估结果，这样就极大节省了人工收集和分析的时间，从而迅速对潜在的风险做出预判，有效提高网络信息监测的效率，完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2.对网络舆情及其群体的精细化分析
作为网络舆论引导的前提，舆情分析便是要对已有的信息材料进行准确精细的分析处理，区别复杂舆论环境中不同的观点的性质以及认同此类观点的群体，不能一概而论。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舆论工作应依据形势创新，“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8]这为当前的舆情分析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网络空间中，要针对不同舆情的受用群体精细甄别，并施以对应的引导方式。从群体的聚合过程来看，由于外部信息以多元化的媒介形式源源不断呈现在公众的面前，特别是诸如疫情此类的突发事件，这些信息会自然而然地激发网民对于事件本身的联想，并在心理层面诱发群体性情绪，甚至“引发这些情绪的图景和话语远不及这些情绪本身强大。”[9]一部分网民群体在盲动性的主观情绪感染下，会进一步使他们的集体行动陷入盲动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群体虽然成为了网络空间当中盲动行为的主体，但就本质而言，他们并不是非理性言论与行为的发起者，而是在特定信息影响下的受控群体，因而由他们所引发的群体性行动在正确的规劝引导之下多是可以纠正的。通过对微博社区的信息采集（见表5）可知，在相关信息的发布中，大型媒体的一些微博认证大V（意见领袖）在当前舆情环境中，充当着主要的信息源。为数众多的普通用户在转发过程中，仅仅只是作为信息传递链的次级传递者而存在。基于此，就舆论内容材料与主体人群来说，理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策源者和传递者，强化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对于刻意歪曲抹黑事实的发布群体及其言论，由于它造成了网络舆论秩序的失范，且具有主观刻意性，应将其置于法治的框架之内给予惩戒。
3.对关键信息应做到及时公开
2020年2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10]面对当前汹涌而至的疫情，网络舆情瞬息万变，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对整体的舆论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疾病传播情况、治疗手段等方面，当这些信息的发布出现滞后时，人们就有可能在社会当中造成集体性的紧张情绪或非理性行为，在网络空间中肆意攻击官方机构。与此同时，当人们无法及时有效从权威渠道获得信息时，“受众就会将对事件信息和细节的需求转向网络，期待在网络中获取更多的信息。”[11]虽然这其中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商榷，甚至本就是网络谣言，但依旧不妨碍部分人对它的坚信。因此，面对类似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及时准确报告关键信息，迅速回应社会关切，避免信息真空，有助于消解网络舆情演化中的不可控因素。
4.推进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2]在网络时代，网络舆情是现实社会舆情的一面镜子，甚至是集中反映，因而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类似疫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仅有事后响应还不够，还要依托现代网信技术的进步，建构完善科学的预警机制，加强舆情引导工作的前瞻性，在网络舆情尚未产生，抑或是说其波及范围还不甚广时，基于既有的分析经验，疏导消解舆论环境中潜在的不利因素，防患于未然，从而建构事前引导与事后响应并举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5.主流宣传阵地的组织联动
自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多次强调党对于意识形态及舆论引导的绝对领导，创新发展舆论引导新格局。像众多的网民及自媒体一样，各类官方媒介同样可以借由网络的便利，在网络空间中组织联动起来宣传相关主张。在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发布中，省、市、县党政机关以及国企、高校主办的各类官方媒介积极发声（见表6），它们在转发权威媒体的相关信息的同时，依据各自的实践特点，宣传有关疫情的积极信息，在无形中壮大了主流舆论阵地的体量。
在坚持党对网络舆论工作的统一领导之下，强化多组织间的相互联动，依据职能、受众的不同，进行个性化、互补性的舆论宣传和引导，有助于强化主流舆论的覆盖面积，凝聚主流舆论的力量，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中进一步强化主流舆论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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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沃尔特·李普曼.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57.
[10]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EB/OL].（2020-2-5）[2020-2-10].http：//www.gov.cn/xinwen/2020-02/05/content_5474875.htm.
[11]姜胜洪.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2（6）：12-20.
[1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001）.
（责任编辑：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