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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源于去年11月的“《中国摄影》杂志永康纪实摄影点评会”，当时摄影家晋永权、卢广（永康人，永康摄影协会主席）和笔者一起，点评了当地摄影人的30多组纪实类照片。这30多组片子是卢广挑选出来的，影友提供的片子数量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近三小时的点评会，近200名影友无人退场，但笔者吃惊的不是这个，而是永康这么一个县级市的摄影协会，在一个有着重商主义传统的小城，居然有这么多人踏踏实实地苦干纪实摄影，涉及的题材这么广，好片子又这么多！
这在全国的县级摄协中也不多见，“永康摄影群”的概念当时就冒了出来。
依笔者之见，“永康摄影群”有三点令人注目。首先，是一种对永康乡土的真关怀、真情怀。一提起“乡土”，国人深植心中的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确，这正是昨日“乡土”的精魂。但昨天已经古老，任你如何的清流急湍、茂林修竹，哪里敌得过商业开发的晚来风急？在现代化、城市化这两个“捉妖人”的无情驱赶下，古老的“乡土”精灵早已无处藏身，就连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在永康，则是那条名为“解放街”的老街—以及许许多多具有“乡土”精神意味的东西，也都急急如律令地成为影像木乃伊。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乡土”正沦落为一个修辞的对象，而不是现实的关爱对象。所谓“修辞的对象”，就是用它来闹娱乐、逗你玩儿，虚晃一枪，言在此，意在沛公。读过刘震云的后现代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的人都记得，“俺村”的村姑袁哨和欧洲小伙米恩·基挺搞到了一块儿，过着男耕女炊的小日子。基挺每天下地回来，“解下腰里扎的红绸带，一边抽打着身上的土沫和草节，一边温柔地问：‘我一天不在家，闷和孤独了你吧？’”
此处“闷和孤独了你”的“乡土”，就是“修辞的对象”，其不过是小说家和后现代玩“比武招亲”游戏的红缨枪罢了。
“永康摄影群”对乡土的态度，显然与此不同。……为留下承载着几代人美好记忆的永康老街（解放街）最后的影像，楼美如从头学习摄影，坚持拍摄老街三年有余；应新新、邵志坚等都非常细腻地拍摄了老街拆迁的最后阶段，其意在个人的情感寄托，也在永康社会变化的历史见证。在与永康摄影人的交流中，许多人都谈到了选题的初衷源于这种“见证意识”，因为即将消失的老街、面临失传的铸锅工艺（吴良杰：《千年铁锅》）、也许明天就会停火的老国企最后的铸造车间（王宪峰：《最后的国企》），是永康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们就是“我”必须做出反应的问题。“永康摄影群”的影像里，充溢着对家乡事物的挚爱，跳动着乡土变化的脉搏，从老国企的工人生活、全球化时代的家庭作坊到劳务市场的招工难、外来工的子女教育，从城里简陋的出租屋、敬老院的寂寞晚年到空壳乡村的留守老人和曾经的农村赤脚医生，从旧城改造到大山里的贫困儿童，从城里到乡下，从孩子到老人，从世界工厂到家庭作坊……摄影人做出“反应”的这些问题，正是永康在变革时代遭遇的问题，其背后有丰富的社会文本，把这些影像拼图在一起，大致就是一幅当下永康的生动剪影—一幅洋溢着本真情愫的乡土剪影。
其次，“永康摄影群”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专题意识。这两个意识，对中国纪实摄影的影像思维和影像形态的转型，曾起过重要作用。……卢广则无疑是最近10余年从问题出发从事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永康摄影群”突出的问题意识和专题意识，与卢广的影响大有关系：他们从卢广那儿学来了带着问题看社会，用专题的形式来表达。说得再近一点，这个“群”里汇集了一批“小卢广”，有一种“欲与卢广试比高”的集体潜意识，其差别只在于摄影的历练和题材着眼点的不同：卢广关心的多是“国家问题”，他们关注的是“乡土问题”，其中陈敏的《花祭》、徐美儿的《大山里的贫困儿童》、杜剑的《留守儿童》、贾锦新的《小候鸟》（外来工双亲与子女分居两地产生的教育、亲情等问题）、项新平的《出租屋》、应新新的《垃圾填埋场》、胡福亮的《世界工厂》等问题指向鲜明，都拍得生气勃勃。这种问题意识和专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超越了县城意识常有的局限性，而具有一种延伸感，得以在更广的视野中与社会和摄影问题相对接。
再次，“永康摄影群”的作品有一种浓郁的人情味儿。最近20年，西方摄影批评中自由主义泛滥，突出表现之一是对纪实摄影中人文关怀传统的质疑。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拍摄非洲穷人，得名又得利，这是“用摄影剥削穷人”；你同情上不起学的穷孩子，为他们募捐，这是抢占“道德高地”；此类苛责所在多有，逐渐使人文关怀这一纪实摄影的传统抓手儿，变得如烫手山芋。但“永康摄影群”没理这些矫情，他们把“人文关怀”用镜头直接翻译成朴实的永康土话，那就是：纪实摄影这事儿得有人情味儿。这使他们的照片有一种草根的气质，一种亲切的气质，一种民歌的率性和质朴，有了快感你就喊，有了忧愁你就唱，有了泪水你就哭，有了感动你就拍。这里没有什么现代性当代性可能性好讲，他们最在意的，是镜头与被摄者之间是否有人性？
当然，这会使他们的某些专题（比如徐美儿的《大山里的贫困儿童》）有点老套，有人可能会说：“吓！又是失学儿童！又是苦情戏！又是煽情主义！”也会使他们在讨论摄影时显得很土。他们几乎不谈摄影的时髦名词和学术专用名词，而在北京上海广州，你不谈身份话语权利权力性别本质后现代化妆置换同性社会自洽于自身等等，哪个圈子你都没烟儿抽。好在这些“县级摄影家”不是从概念出发的，他们的影像是为解决永康的问题而发声，他们知道要解决贫困孩子的学费，要解决垃圾围城，靠谈现代性当代性就像要把斧头卖给习大大一样不靠谱。所以还是来点实在的，结果便是做医生的徐美儿发起了阳光爱心社志愿者行动，三年来百余名志愿者走访了500多户贫困家庭，帮134名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而徐美儿自己，则是到了大年三十家里还不见人，她在山里给孩子们包饺子呢。这样的摄影虽然不够时尚，却让永康那个小社会看到了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光彩；而“永康摄影群”对摄影的理解和实践，其实已经超越了永康小社会，堪为中国“县级摄影家”的宣言。
这些“县级摄影家”都不太出名。去年11月的一天，笔者很荣幸地认识了他们，在一堆儿喝小酒聊大天侃照片讲段子，弄得挺俗的，夜深未散。
这在全国的县级摄协中也不多见，“永康摄影群”的概念当时就冒了出来。
依笔者之见，“永康摄影群”有三点令人注目。首先，是一种对永康乡土的真关怀、真情怀。一提起“乡土”，国人深植心中的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确，这正是昨日“乡土”的精魂。但昨天已经古老，任你如何的清流急湍、茂林修竹，哪里敌得过商业开发的晚来风急？在现代化、城市化这两个“捉妖人”的无情驱赶下，古老的“乡土”精灵早已无处藏身，就连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在永康，则是那条名为“解放街”的老街—以及许许多多具有“乡土”精神意味的东西，也都急急如律令地成为影像木乃伊。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乡土”正沦落为一个修辞的对象，而不是现实的关爱对象。所谓“修辞的对象”，就是用它来闹娱乐、逗你玩儿，虚晃一枪，言在此，意在沛公。读过刘震云的后现代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的人都记得，“俺村”的村姑袁哨和欧洲小伙米恩·基挺搞到了一块儿，过着男耕女炊的小日子。基挺每天下地回来，“解下腰里扎的红绸带，一边抽打着身上的土沫和草节，一边温柔地问：‘我一天不在家，闷和孤独了你吧？’”
此处“闷和孤独了你”的“乡土”，就是“修辞的对象”，其不过是小说家和后现代玩“比武招亲”游戏的红缨枪罢了。
“永康摄影群”对乡土的态度，显然与此不同。……为留下承载着几代人美好记忆的永康老街（解放街）最后的影像，楼美如从头学习摄影，坚持拍摄老街三年有余；应新新、邵志坚等都非常细腻地拍摄了老街拆迁的最后阶段，其意在个人的情感寄托，也在永康社会变化的历史见证。在与永康摄影人的交流中，许多人都谈到了选题的初衷源于这种“见证意识”，因为即将消失的老街、面临失传的铸锅工艺（吴良杰：《千年铁锅》）、也许明天就会停火的老国企最后的铸造车间（王宪峰：《最后的国企》），是永康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们就是“我”必须做出反应的问题。“永康摄影群”的影像里，充溢着对家乡事物的挚爱，跳动着乡土变化的脉搏，从老国企的工人生活、全球化时代的家庭作坊到劳务市场的招工难、外来工的子女教育，从城里简陋的出租屋、敬老院的寂寞晚年到空壳乡村的留守老人和曾经的农村赤脚医生，从旧城改造到大山里的贫困儿童，从城里到乡下，从孩子到老人，从世界工厂到家庭作坊……摄影人做出“反应”的这些问题，正是永康在变革时代遭遇的问题，其背后有丰富的社会文本，把这些影像拼图在一起，大致就是一幅当下永康的生动剪影—一幅洋溢着本真情愫的乡土剪影。
其次，“永康摄影群”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专题意识。这两个意识，对中国纪实摄影的影像思维和影像形态的转型，曾起过重要作用。……卢广则无疑是最近10余年从问题出发从事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永康摄影群”突出的问题意识和专题意识，与卢广的影响大有关系：他们从卢广那儿学来了带着问题看社会，用专题的形式来表达。说得再近一点，这个“群”里汇集了一批“小卢广”，有一种“欲与卢广试比高”的集体潜意识，其差别只在于摄影的历练和题材着眼点的不同：卢广关心的多是“国家问题”，他们关注的是“乡土问题”，其中陈敏的《花祭》、徐美儿的《大山里的贫困儿童》、杜剑的《留守儿童》、贾锦新的《小候鸟》（外来工双亲与子女分居两地产生的教育、亲情等问题）、项新平的《出租屋》、应新新的《垃圾填埋场》、胡福亮的《世界工厂》等问题指向鲜明，都拍得生气勃勃。这种问题意识和专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超越了县城意识常有的局限性，而具有一种延伸感，得以在更广的视野中与社会和摄影问题相对接。
再次，“永康摄影群”的作品有一种浓郁的人情味儿。最近20年，西方摄影批评中自由主义泛滥，突出表现之一是对纪实摄影中人文关怀传统的质疑。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拍摄非洲穷人，得名又得利，这是“用摄影剥削穷人”；你同情上不起学的穷孩子，为他们募捐，这是抢占“道德高地”；此类苛责所在多有，逐渐使人文关怀这一纪实摄影的传统抓手儿，变得如烫手山芋。但“永康摄影群”没理这些矫情，他们把“人文关怀”用镜头直接翻译成朴实的永康土话，那就是：纪实摄影这事儿得有人情味儿。这使他们的照片有一种草根的气质，一种亲切的气质，一种民歌的率性和质朴，有了快感你就喊，有了忧愁你就唱，有了泪水你就哭，有了感动你就拍。这里没有什么现代性当代性可能性好讲，他们最在意的，是镜头与被摄者之间是否有人性？
当然，这会使他们的某些专题（比如徐美儿的《大山里的贫困儿童》）有点老套，有人可能会说：“吓！又是失学儿童！又是苦情戏！又是煽情主义！”也会使他们在讨论摄影时显得很土。他们几乎不谈摄影的时髦名词和学术专用名词，而在北京上海广州，你不谈身份话语权利权力性别本质后现代化妆置换同性社会自洽于自身等等，哪个圈子你都没烟儿抽。好在这些“县级摄影家”不是从概念出发的，他们的影像是为解决永康的问题而发声，他们知道要解决贫困孩子的学费，要解决垃圾围城，靠谈现代性当代性就像要把斧头卖给习大大一样不靠谱。所以还是来点实在的，结果便是做医生的徐美儿发起了阳光爱心社志愿者行动，三年来百余名志愿者走访了500多户贫困家庭，帮134名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而徐美儿自己，则是到了大年三十家里还不见人，她在山里给孩子们包饺子呢。这样的摄影虽然不够时尚，却让永康那个小社会看到了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光彩；而“永康摄影群”对摄影的理解和实践，其实已经超越了永康小社会，堪为中国“县级摄影家”的宣言。
这些“县级摄影家”都不太出名。去年11月的一天，笔者很荣幸地认识了他们，在一堆儿喝小酒聊大天侃照片讲段子，弄得挺俗的，夜深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