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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斌以他的《上访者》确立了他在中国摄影界的地位,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变革在中国(1976-1986)》,收入了李晓斌1976年至1986年十年间拍摄的部分作品,及李晓斌和丁东的对话。让很多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看到了他更多的作品。解读李晓斌的作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为此,本刊特邀了摄影理论家鲍昆、人民日报《新闻战线》编辑许林、新华社特稿部编辑曾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盛希贵等嘉宾座谈。
同时,我们选择了李晓斌的一些作品,通过“画里话外”形式的点评,对作品进行具体品味和解读。
鲍昆:李晓斌特棒的一点就是他很直接地对接到了摄影的本质
如果要写关于李晓斌作品的文章,至少需要两万字,这是一篇大文章。因为说他的照片,要说到新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的话题。如果深挖掘他拍摄的文化事件,就会上溯到中国几千年深层的文化结构,而且也涉及到“五·四”以来的很多问题。所以说,这个讨论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关于摄影的讨论,他作品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的、社会学、艺术学很多角度来讨论。
李晓斌是一个非常好的觉悟者,也是个幸运的人。我在文章里说过“李晓斌在大家的一不留神中成就了一个大家的角色”。这里面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大家的角色”我说得一点不过分,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民族都处在“集体的无意识”时代中,居然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在用逆向的思维在工作。其实在人类历史中很多事情,只有这种有逆向思维的人才能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
李晓斌特棒的一点就是他很直接地对接到了摄影的本质,在80年代初期,有多少风云人物,他们的作品还能称之为作品么?还能站得住么?多少风花雪月,多少讲究的光影形式,现在看来,又有什么价值呢?只有历史才是摄影的最终追求。这么多年来很多错误的观念、伪科学、伪艺术伤害了我们很多人。
李晓斌的作品是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探讨的案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摄影学文本。
许林:这是一种内在的感召力,它来得温和,但却扎实、隽永
鲍昆在评价李晓斌的作品时曾经说过“内容本身也是形式”,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李晓斌所以这么做,他是想通过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看法,这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技巧,但他是把技巧深深藏起来,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倾全心捕捉和反映1976-1986这十年间人们现实生存状态的瞬间形象信息,并且是活生生的,有历史厚度的,使他的作品在思想层面上的表述高于技术层面的表现,给人以历史的感召,时代的呐喊,而这些感召和呐喊却是在不经意间让读者体味到的。这是一种内在的感召力,它来得温和,但却扎实、隽永。应当说这是一种更高的技巧。
李晓斌到《新观察》之前是业余摄影师,书里讲了他拍“四·五”、拍《上访者》时的情况。对比自己,比如“四·五”,当年上边说“天安门事件是个反动事件,作为党报记者要听招呼,没有命令不能自己去采访”。我听话,不敢出去。当时我是个职业记者,但是在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出现在现场,没有拍照片。要去拍就是违反纪律。那时,我还没有主动寻找新闻、拍摄采访新闻的自觉意识,所以“四·五”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李晓斌不是专业记者,没有这方面的限制。现在看李晓斌写的拍《上访者》时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是很理解的,但在当时恐怕不一定很理解他。当时如果我不是职业摄影师,能不能像李晓斌那样去拍照片?我想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没有他那种胆量。读他照片的时候,我就联想在那个时代我看到的那些社会现象,那些打着时代烙印的珍贵瞬间他记录下来了,我却没有,我算是什么专业记者?!
曾璜:他不仅仅在拍摄内容上影响了一批人,在拍摄手法上也影响了一批人
李晓斌的这本书在中国摄影史上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文本。作为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书架上肯定能站得住,这本书在中国摄影史上可能站得住,但是我不知道它在中国文化史上能不能站得住。因为我觉得非常容易就会比这本书做得更好。
我们现在把李晓斌作为一个文本来研究,应该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仅在拍摄内容上影响了一批人,在拍摄手法上也影响了一批人。所以我要反对李晓斌说“摄影语言不重要”这种说法。我们现在看李晓斌的很多作品,有很多东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当时李晓斌能拍下这些照片,大家觉得摄影技术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二十年后我们手中的相机已经完全自动化,以现在的科技来说拍摄这种照片就很容易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误区:大家用现代的对摄影语言和摄影技术技巧的评判标准去套回去评判李晓斌的二十年前作品的摄影语言和摄影技法,可能会觉得他不讲究摄影语言和技法。其实,李晓斌当时的摄影语言和摄影技法不是差,而是相当棒。当我在20年前甚至1990年我在玛格南图片社看到李晓斌作品的时候,我当时想“哇,中国有这么好的摄影师。”但是现在作为李晓斌如果还在继续他的拍摄活动,就不能以二十年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应该用21世纪的摄影语言和对摄影评判的标准评判现在的作品。
盛希贵:纪实摄影则是要通过时间来验证的,是一种对历史和时间的凝结和概括,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对于这一类摄影图片的解读,更多地应将注意力放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的角度。应当跳出摄影技术、技法和摄影的圈子来考察和体味。
长期以来,在摄影圈里,人们把摄影等同于艺术,把摄影艺术等同于沙龙摄影,追求唯美和技巧,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忽视影像的意义和内涵,对影像表层背后的思考和解读、阐释很少有人倾心研究。
读了这本书,我有如下几点感受:
第一,视而不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更可怕的是摄影人的“视而不见”,或者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和形式,而对内容缺乏思考和凝练;
第二,对于这类摄影而言,真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境界。新闻摄影的真实常常是一事一议的,纪实摄影则是要通过时间来验证的,是一种对历史和时间的凝结和概括,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要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洗刷,从而实现去伪存真;
第三,图文结合的纪实摄影形式是记录社会、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手段。对于纪实摄影而言,文字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很好的文字修养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判断能力,就难以形成和影像完美结合的文字;
第四,以一种非职业、非功利的态度和方式自由地独立思考,思想上的框框少,拍摄的自由度大,没有题材的限制,没有赶时间的逼迫和发稿的压力,成就了李晓斌,让人们能感受到他的洒脱、大气、超然,同时又深沉、凝重,是那些“风花雪月”的“美丽影像”难以比拟的。
另外还有两点建议:
一是可以将这些影像和文字与历史更好地结合起来,多一些介绍历史背景的描述性文字,少一些议论和定性分析;
二是可以将这个题目做得更深入、细致,更全面完整。作者自己选图片,自己动笔来写文字,也许会更生动,更真切,更能原汁原味地将那些影像和与之相关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1979年北京颐和园。当时人们对跳摇摆舞的时尚青年还有一种异样的心理,观看的人离得远远的静静的,时而还能听到几句带刺的议论。
☆在角落起舞的抗拒封建的舞蹈。
☆在当时评价这张照片的时候,说她要构图没构图要光线没光线,还犯了大忌讳,破铁栏杆突然出来影响视线。后来在说起这张照片的时候,意思就多了,比如,可以说铁栏杆代表了一种禁锢。
☆这张照片也根本不存在影像语言的种种要素,它的历史价值在于画面中的那些人,那些面孔都是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有位置的人。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
☆1979年在北京跳摇摆舞是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的。照片中的两个青年是中国少有的敢于吃螃蟹的人。感谢李晓斌为我们留下这个难得的镜头,使我们看到、感觉到多元文化传到中国有多么艰难和苦涩。
☆80年代初,圆明园的星期天已经成为文艺青年同一些外国朋友交流、娱乐、跳迪斯科的沙龙场所。他们熟练地跳着现代流行舞蹈,传播和接受着现代文化。这些现在年轻人看来十分普通的事情,在当时可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被作者定格在历史的视框中。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星星美展”、“四月影会”、“无名画会”及今天的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些文艺青年每到星期天经常聚集在圆明园。
☆那是国家领导人号召穿西装的年代;那是跳舞不扭动臀部的年代;那是跳舞很前卫的年代;那是穿喇叭裤不许上班的年代;那是披肩发不许进办公楼的年代;那是缺少影像纪录的年代。
《妇女半边天》1980年3月摄于北京动物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媒体上大谈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那几年北京街头公园内,男的给女的背包,给女的打伞一度成为亮丽的风景。
☆《上访者》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对现在有这一段政治记忆的人是有感染力的,再过30年或50年,这种政治意义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反而也许有个姑娘会看这张照片,她会从时尚的角度去研究这个人造革的包。也许在说到书包史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资料。30年后,年轻人再看《上访者》时打动他的肯定不是老头坎坷的身世,他可能会对《上访者》头上戴的破皮帽子感兴趣。
☆纪实要拍有时代感的东西。经济学家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会看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这个情景很有怀旧的感觉,我甚至觉得那个给女朋友背包的人就是当年的我。
☆一张照片要有一个地方“击中”读者,或是一个眼神、或是一个瞬间、或是一个细节。这张照片在构图上也许没什么,但是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会被这个人造革包击中,这就是这张照片成功的地方。
☆其实这张照片构图上是十分讲究的,瞬间抓取的也十分得当,左肩挎包左手搂,右肩挎包右手搂,好像是个镜像。相近的服装,相近的发型,相同的姿势,显现出那个时代的单一性。而前后一虚一实的拍摄对象和摄影作品的本质告诉人们,在历史上我们确曾被抹去个性特点成为一个符号,是改革开放使人字再度大写。
《吃西红柿的一家人》1980年摄于北京动物园。
☆平均的贫穷曾经是幸福。
☆像舞蹈,又像音乐,还像部队,动作那么一致,那么和谐,那么生动,那么幽默。
☆左手一同举着,右手一同握着,嘴里都在嚼着,画面再左移一点就完整了,但完整不等于完美,残缺有时也是美 ,作品最吸引人的是味道。
《禁忌》摄于1982年冬北京颐和园知春亭餐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一下打开,有一些场所出现了划拳、行令、放音乐的人群,禁忌又开始回潮。
☆“禁止“两个字是中国大地上使用频率最高一个词。都到了1982年,还在北京饭馆里挂上这样“禁止”“播放音乐、跳舞”的牌子,是否有侵犯人权的嫌疑?
☆还在游荡的疯狂梦魇,告诉我们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禁止划拳、行令尚可理解,为什么要禁止播放音乐?今天的读者很难明白那个年代。
1978年春节,北京芳草地使馆区围观看老外拍雪景的孩子。
1980年摄于故宫。当时游人不看国宝,不看大殿,却围观外国游客。
☆将一个普通洋人视为外星人,说明我们真是没见识。
☆闭关锁国的结果不仅是思想文化的隔阂,连外国人也成为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抓住那个时代寻常的景致却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不再的风景。
☆长期闭关锁国,被封闭的人们忽然看见了同类不同族的外国人,少见多怪的心态一下子奔涌出来,挡都挡不住。照片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围观外国人现象的评论。
《农村个体摄影户》1982年春节,摄于河北霸县。
☆当相机把人和画贴在一起时,梦想就开始了。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照相也时髦。只不过没有经过礼仪训练,站立姿势多为“赵本山”式。
☆时尚影楼方式方法今犹在,只是服饰仪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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