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件件记下喜欢过的事物，假使有一天，万一真有那么一天，我慢慢失去了记忆，从这个备忘录里，能够掇拾的，是我真心喜欢过的事情。比方我喜欢在午后弹琴唱歌，唱整整一个下午。失忆的人，手指触抚琴弦还会有感应吗？歌声可以跨越认知，奔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是吗？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天天过这样一种惬意的下午时光。我离开一家莫名其妙的杂志社（呃，那是个杂志大爆炸的时代），老板是个官方关系良好的科技博士，找来不少年轻人创办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要做什么的杂志，管账的是他老婆，很典型地长着一张刻薄的脸相。真的是无头苍蝇瞎撞啊，撞三个月我头就昏了，昏到离职后竟去应征一份证券记者的工作，而我对股票的知识，连一个公司的营业额和盈余是什么都分不清楚。
　　那是一份要三十五元的证券晚报，在台湾迎接大多头市场来临时大张旗鼓征才。面试时，社长一边低头看着我在杂志社写的报道说：“文笔不弱啊！”另一位面试主管问我：“你对郭婉容一句话造成股市连跌十九天有什么看法？”我愣了愣才开始说：“买卖股票课税，很公平啊……”
　　没站在股票族这一边，我以為一定不会被录取的，继续看着报纸上的人事广告，第二天要我去上班的电话却来了。
　　我一张股票都不曾买卖过，连公司小妹都比我懂；组长指派给我的却是当时的产业龙头水泥股，再搭配纸业，两个路线，扣掉在中南部的公司平日只要电话联系，加起来需要跑的上市公司不到十家。比起在杂志社，每月企划新题目、重新建立人脉、不断归零的状态，报社工作很单纯。不过一切从头，我不避讳对人说：“我不懂财经，更不懂股票……”不久却发觉，“什么都不懂”，在那个股市狂烧烟雾弥天的时空里，竟成一道微妙的护身符，令我处处遇贵人。
　　那些公司发言人第一次见到我时似乎都觉得怪怪的，那是我的尼泊尔时期。一位同业，某报的阿仁有次忍不住对我说：“去买几套正式点的套装穿吧！你的形象太不专业了。”不是我少女病，我解释：“我穿那种正式的套装、窄裙很难看的，我嫂嫂说我太瘦穿窄裙好像修更。”“像谁？”“小卷。”阿仁大笑。不必穿名牌套装我也很有自信的，忍不住炫耀：“别小看我，不信你试试看！”我问他有哪家公司是平常采访不到的？他说了家不太理他的水泥公司，唔，那位发言人比较起来稍年轻，未婚，很健谈，三句话要夹一个英文单词。我立刻带阿仁找他去。阿仁出来后很感慨的样子：“你知道你们女孩子在这个圈子里跑新闻，最好的出路是什么吗？”“什么？”“找个有钱老公吧，把握机会，我说真的。”阿仁真直接啊。其实我常接触的都是公司“发言人”，至少都是中年人了，我又没有恋父情结。而那些发言人，可能平日见到的记者，更在意的是指数与股价，我乱问一些怪问题，比他们有趣多了，大概会有这种心理吧。“你还是小孩子！”那个满口英文单词的发言人曾重复对我说这句话，他说：“我看女人的年龄不看外表，听讲话的声音、语调，比什么都准。”那年我二十四岁。
　　声音也会老的。种种的回春手术、秘方，针对的都是外型上的。近日听到一位医师的说法：都没有用的，因为眼睛会泄露年龄，无法整形！我想还有声音，声音里饱含时间的残留物，像海浪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碎砾，亦是不能整型的。
　　有一位纸业公司的副总，每次见面总耐心地给我上财经课，建议我找什么书参考，我很快地恶补、熟悉了所有相关术语，才能听懂别人说的话。有一位水泥公司副总，每个月水泥业各公司发货量报表一出来，首先传真给我，我的新闻刊登出来时，他报记者都才刚收到工会的公告而已。发货量是水泥业的景气指标，我到同业工会找来历年各月份发货量资料，做成趋势图、比较图表，就把产业新闻当图像诗写好了，有时则找些人物，当小说写吧。随着水泥业景气指数的狂飙，我居然成为组里的杰出记者，每个月拿奖金。像我这样一个数字感奇糟、绝对不要问我身上任何东西多少钱买的──从来记不住价格的人，竟然会是杰出财经记者，真是我人生的光荣时刻啊！在我的好朋友们大牙还没笑掉之前，还真的有人来挖角了。
　　那时报禁解除不久，报社普遍人才荒吧，同时有三家报社向我招手，其中之一是阿仁帮我推荐的。找我去，不怕我抢他饭碗吗？阿仁笑着重申一次他对我的“出路”的忠告。我跟他的上司谈过，一切都说好了，结果没去成。因为妈妈。
　　妈妈那时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她洗完头发，我帮她上卷子，摸到她的头皮底下有地方软软的，紧张得不敢问，我们总不谈病。我那时几家公司早已跑得烂熟，有什么事情，他们会主动通知。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不像同事们要早起看盘。做早餐跟妈妈一起吃，我做的法国吐司不是吹牛的，妈妈不会弄这些西式的东西。中午以前进报社写稿；下午选一家公司走一趟，甚至有时哪也不想去，两三点钟就回家了。母亲在楼下，我在楼上弹唱，或者敲扬琴。我自学的扬琴，已能敲《天山之春》《春到沂河》这样的曲子。书桌上，有时妈妈剪支茶花给我插着。那是我俩一段亲密的时光，虽然大半时间并不太对话。
　　我好像处在一种近乎极乐世界的状态里。常看到一些小故事描述天堂的样貌，说在那里每个人静静地看书。那的确是天堂，但有点无聊；怕读书的人吓得说：还是不要上天堂吧！我的天堂，早晚读喜欢的书，下午要弹琴唱歌的。许多作家描述对音乐的痴狂，都只在聆听，但人体就是一个最好的乐器啊。太多人写美食、看画、听音乐的美感经验；而歌唱，声气从腹部悠悠通过咽喉、唇齿，把具象的歌词、抽象的旋律抛吐出来，听觉器官同时承接住这歌声，不更是一个完满自足的美感创造？
　　那真是一段奇异的时光，我在全台疯狂、股市长红的年代，近距离从事报道工作，心灵却是彻底地与世隔绝。一边陪伴生病的妈妈，一边整个人放空了，暂不考虑未来，完全没有工作压力、成就压力，一旦换工作，这个状态就结束了。我跟妈妈说了，以后没有这种好日子了，最主要日报是晚上进报社，白天跑新闻，以后要很晚才能回家哦！我忘不了妈妈失落的眼神。那完全不是她，她是极好强的女性，我大学成绩不错，但对自己的未来彷徨犹疑不想考研究所，她曾失望得不得了，她希望我当教授。她不是那种要小孩陪在身边的人。 　　那时候的她，真的不像她。在我书桌上插瓶花？她从来不做这种文诌诌的事，在以往，大概连听到都会啐一口：“肉麻！”也许，她已经预感自己的时候到了。我们又亲密，又遥远，一个在楼上弹琴唱歌，一个在楼下翻报纸读小说；仿佛我是退休的人，而她倒比较像酝酿着要写作的样子。
　　我已经预演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吧？那些午后，我玩吉他玩得指尖长了茧，声音在最好的状态。可那声音是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春雷大作的午后，母亲突然休克倒在路上，送到医院时已经不治。我想不起妈妈最后对我说过什么话，我们总只是静静地相处啊！我像小时候在夜市里迷路找不到妈媽那样大哭。
　　一心一意弹琴唱歌的午后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母亲过世不到一个月，便有报社的文化中心负责人来找我。那位留着两撇短髭的主任跟我面谈时，手上拿着一份过期的流行杂志，原来是一位老同事向他推荐了我。我毕业后为那份杂志工作了一年多，每天早出晚归，是真的“上山”、“下海”采访，月月熬夜写稿、校对，那可能是我工作至今吃最多苦头的一年，严重睡眠不足，也面对最多不可预期的状况。比如在人马杂沓的屏鹅公路上，犹豫自己要不要坐上飙车少年的摩托车？比如在超轻航机上，亲手握住驾驶员放开手丢给我的操纵杆，呼啸掠过脚下的大地、河川。比如面对一位帅得不得了的建筑师，考我某某他佩服的名女人：“你知道她吗？”我尴尬地摇摇头。“你完蛋了！”他目光犀利地盯着我说。我痛苦得要窒息，到现在想起还难受，即使后来那“名女人”的名声并不光彩，实在不怎么值得佩服，我想起当时的难堪还是笑不出来。又比如我采访过一个作风特异的设计师，他住在交通不便的山上，经营公司只用电话遥控；在家，他喜欢裸体。我奉命约访他，挂上电话前，忍不住问了一句：“可是……我去的时候，你会穿衣服吧？”话筒里传来狮子般的狂笑。那位留着两撇短髭的主任，手里拿的正是那一期的杂志。

　　我如愿进入那家报社跑音乐，不知道自己即将卷入生命里一段痛楚的风暴。风雨来临之前，我每天为那架五桥半大扬琴一弦一轴细细调音。敲琴时，手腕要松，两手力度要平衡，轮竹才轮得均匀……不久，这些全都失衡、走音了。情感世界像有人把我的琴轴乱拨乱转一通。自己想做什么，更不知道了。好像忽然失了声，也无法唱歌了。
　　一年后，我终于打起精神，到美国去。临行前，我一一到那些久违的公司告别，谢谢他们的宽容。尤其那位纸业公司的副总，我对他深深一鞠躬，感谢他如师如父的教导。还有那位水泥公司发言人，临别那天我对他说了很多话，说自己这一年来的近况，过去总是我听他说。我们握手道别时，他说：“你比较不像小孩子了。”
　　唉，声音也是会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