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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民国初年北京城区空间结构的转换为例，指出中国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种类型的西方制度监控形式的渗透：警察系统与医疗系统。史料证明，现代医疗系统比警察系统更为有效地打破了城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秩序。２０年代所谓“兰安生模式”的引进和拓展，实现了北京城原有的“自然社区”与“医疗社区”的全面叠合，从而把北京人的出生与死亡纳入一个非常严密的档案化网络之中，通过取消产婆和阴阳先生在原有社区内的文化与仪式协调功能，更为彻底地破坏了城区的自治组织状态。本文认为，在这一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空间转换中，不应忽视生活于传统社区内的民众所作出的反应，并试图通过档案资料对这些被压抑的声音进行考古分析，以期复原那些在档案化过程中被遮蔽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