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内文化访谈类图书出了不少，近来又添了一本名曰《见解》的书。看到《见解》的书名，令我不禁想起菲利普·罗斯的《行话》，那也是一本好看的访谈录。
　　 谈话（或曰对谈、访谈）这种文体，古已有之，孔子和柏拉图这两位东西方大哲，不约而同地选择以谈话的形式传递他们的思想，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谈话看似随意，却非惯常的闲聊，而是原生态地呈现谈话者的话语及思想，与一般的“论文”比，少了繁文缛节，更添一分自然生气。晋人一高兴，便“扪虱而谈”，清人“围炉夜话”，自是另一种境界——好的谈话文章，那种强烈的现场感，甚至能令读者感受到谈话者的神态和语气。
　　 谈话也有不同的分类，有人作过区分：“柏拉图的著作叫对话，不叫对谈。对谈是真谈，对话则较为抽象，可能是虚拟，纸上谈兵，似乎比对谈高一个档次。大人物和小人物交谈，看似平等，但名之为对话，就不同寻常，带了点俯就与仰望。”（李长声《关于对谈》）以此来看，今天媒体上长篇累牍的“对话某某名人”类文章，真正算得上对话的，恐怕不多。对话对话，要“对得上话”才行。
　　 读《见解》，却是另一种感觉。作者燕舞虽供职于媒体，却无惯常媒体人的那种“职业病”，作者在本书“后记”中对此有专门的解释：“从业七年来，我对媒体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有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很多时候，媒体在选取采访对象尤其是约请专栏作家时，对‘谁在说’、‘怎么说’的关注远远超过‘说什么’，这种一味追逐公众人物的做派让我备感失望，它们的借口无非是发行量、点击率。”
　　 正是因了这个原因，这本书里的访谈对象，诚如作者所言，并没有像市场化媒体的同行们那样采访余英时、许倬云这样的大学者，而是更多选择了像洪子诚、王明珂、周志文这样的学界“边缘人”。以作者供职于《中国青年报》这样重量级的媒体，采访大牌学者，并非什么难事，但作者固执地选择了“祛除和反抗来自媒体与思想文化界的各种遮蔽”，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或许也正因此，作者与访谈者的交流，所采取的姿态，便不是“仰望”，而是真正平等的对话。
　　 当然仅有姿态，还远远不够。两个谈话者之间熟悉的程度，话题的选择与聚焦，双方的学养、旨趣，都是一场访谈必须考虑的因素。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访阿城，上来就问“你想怎么来讲八十年代这个题目呢？”不是极熟的朋友，不可能这么随意。作为媒体人，自然在学养上有不足，好在媒体职业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必须博采众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半个专家。那么作为文化记者，加上作者的兴趣、日常持续性的沟通和交流、精心的准备，也就能做出好看的访谈来。
　　 《見解》中第一篇访洁尘，就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采访手记里，燕舞写道：“在北京50年来最低温的天气里，我很久都不去报社了，就窝在家里书桌前洒满阳光的椅子里读《提笔就老》，一笔一划地读，通宵达旦地读，像在和一个素未谋面的故人聊天一样地读。一字不落地读完洁尘的14万字，一个洋洋洒洒20个问题的采访提纲也在凌晨四点半拟定了。”难怪作序的台湾大学教授周志文先生说，一篇好的访问记，绝不是即兴式的或是逢场作戏式的提问，必须要求深入且多方设计，才能鞭辟入里，燕舞“除了年轻人的热情之外，还极度认真”。
　　 访谈文化名家，好比和老人们聊天，要有一颗善于倾听的心，没有谈话技巧也是不行的。不止是提问，有时候还要有交锋，如周志文先生所说，对访谈对象的作品“不论创作动机与艺术成效都要有所怀疑”，这样才能做出精彩的访谈文章来。洪子诚先生是1957、1958年北大学生杂志《红楼》的作者之一，学者谢泳曾说过，“《红楼》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顺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应时之作，这也是为什么《红楼》作者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评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机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真正的学术成就却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完成的……”作者燕舞拿谢泳的评价来向洪子诚先生提问，这种“冒犯”，其实是很高明的技巧。
　　 李长声先生说，一场好的对谈，事前准备为三分之一，实际对谈的好坏为三分之一，为发表而整理也占三分之一。《见解》在这几方面不能说做到了最好，但至少是有很多出彩的地方。我期待作者再接再厉，继续做出优秀的访谈文章，从文化名家口中掏出更多的宝贝来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