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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是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先是逐渐演变为以分散控制为主导，后又从分散控制向协调控制转化；未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常规控制模式将以协调控制主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3-0097-05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层级、多维度、多形式的复杂巨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系统内部既有线性联系又有非线性联系，呈现显著的非平衡演化特征，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巨系统。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等动态特性都和结构、功能有关，都依赖系统的控制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演变大致经历了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以分散控制为主导、从分散控制向协调控制转化三个过程。未来的常规控制模式则将以协调控制主导。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演变的历史进程
1.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
一般而言，复杂大系统的控制需要采取分级控制原则，主要有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两种。如果在执行决策阶段，总问题的决策由最上级子问题导出，即最后决策由最上一级的子系统作出，这就称为集中控制。如果在执行决策阶段，总问题的决策分别由各子系统分担，这些子系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自由选择对总系统施加影响的大小，这就称为分散控制。在分散控制中，最上一级往往只有结构形式上的意义，它只起一个子系统的作用，或在其下级各子系统间起协调作用。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许多分级控制往往介于这两者之间，兼有两者的特性，不过有所偏重罢了[1]94。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是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从系统结构上看是条块结合的矩阵结构。对此，俞可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大国，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的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实施对国家的治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即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平行的权力系统即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条’与‘块’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公共权力的错综复杂的‘矩阵结构’。这一‘矩阵结构’，既体现着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也体现着党委与政府、党委与人大、政府与人大，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2]110实际上，这是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必然具有的系统结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央局的存在使得分散控制占优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集中控制较强，分散控制较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分散控制较强，集中控制较弱；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都较弱，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究其原因，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是高度重合的，整个社会生活都被纳入政治权力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国家消融了社会。而在国家的政治权力体系里面，中央政治局居于顶层组织或系统层级的顶端，负责把握系统演化方向、路径，制定总任务计划和总指标。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党曾初步提出了一些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当时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改造社会的任务十分繁重，需要在各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和集中统一，所以在一元化领导方式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系统控制模式也在集权、分权之间摇摆不定。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逐渐演变为个人集权，系统有序控制模式遭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各部委、各地方党委政府等局部控制中心全面陷入瘫痪。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强调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3]328他还着重指出：“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3]329
2. 改革开放头2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的逐渐演变
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4]7邓小平把党政分开、中央分权、精简机构视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调整控制模式的突破口，即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减少计划经济、指令性经济，强调系统的分散控制。对此他强调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5]177对于精简机构，邓小平称作是一场革命。他说：“这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如果企业、事业单位整顿起来，涉及的人就更多了。单单机关就涉及大约四五百万人的问题。”[3]39720世纪80年代，党委和政府逐渐开始适度分离，党委主要负政治领导责任，政府主要负行政责任。中共中央又相继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和政企分开，党和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城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事务。与此相适应，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大力推进，由原来的98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裁减、合并为52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三分之一左右[6]1208。1984年7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制度，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新体制，省、市、县、乡的自主权限实质性地获得扩大。80年代末，中国在广大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实行村民自治。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此后，企业开始建立自主管理、自负盈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不再是企业的治理主体。经济市场化进程迫切要求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民主调控体系。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从决策和管理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削弱、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最大弊端就是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3. 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后，一些政府部门如轻工、纺织、钢铁、煤炭等部委局被改造为行业协会，一些原来的政府管理职能开始移交给行业管理组织，在经济领域党的分散控制正向协调控制转化。1998年2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到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时说，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大原则有四项：“一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二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三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四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7]108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下，在依法治国的总方略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政企分开、简政放权、职能清晰、依法行政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的转换，即从分散控制向协调控制转化。与此相适应，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7]258。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对此作出深刻阐释：“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8]555当然，从分散控制向协调控制转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与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呼应。为此，冯秋婷等认为：“在我们国家，共产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一点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一样的。但是，党作为核心与其外围组织的具体关系模式，特别是与那些跟核心靠得最近、联系最紧密的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模式和权力运行模式，在市场经济的执政环境中必定是有许多不同于在计划经济执政环境中的特点，从前那种纵向的金字塔式的控制结构必定要逐渐向横向的同心圆式的控制结构转变。”[9]166这种控制结构考验系统的协调控制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中包含多种子系统，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这些子系统的性质、职能和作用各不相同，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他们在根本利益和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又有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和观察、处理问题的不同角度，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正确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好各种矛盾和分歧，使这些子系统的关系达到和谐，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是政治生态系统有序运转的基本条件。充当协调主体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每一级组织都是系统控制中的协调级，每一级都在某种程度上受上一级所协调或调节，同时又承担着对同级各子系统的协调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协调控制的基本原理
从理论上说，为了提高系统控制的精确度和效率，各子系统之间“互不影响”的控制原则在系统结构设计时应予考虑。即利用局部控制中心之间的相互关联完全或部分抵消受控对象中的相互关联，也就是“去耦合”，使各个受控量的控制过程不相互影响，从而将多变量关联的大系统分解为单变量“自主”的小系统。从数学方法上来说，是要设计控制矩阵，使系统矩阵“对角线”化，也就是使系统矩阵中非对角线上的元素都等于零。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各受控量的局部控制中心就可以按单变量系统进行设计，简化系统结构。这是理想状态，实际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出现，条块结合的矩阵结构如果不简政放权，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效应很明显，反映在执政过程中就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位主义。实际上，在多变量控制的实践中，有很多场合不必要求各受控量互不影响，而是需要各受控量的控制过程相互配合和协调，使各变量之间保持某种协调关系，使整个系统处在技术上可行、结构上合理、控制上有效的协调工作状态中。一般来说，协调关系是各受控量应满足的某种线性或非线性函数关系：f（y1，y2，…，yn）=c。常见的是比例关系：μ1y1=μ2y2=…=μn yn，当比例系数μI=1，即为最简单的同步关系。要实现系统的协调控制，有几种控制方法：
1. 按“协调偏差”控制，自整定“内部”给定量
按“协调偏差”控制不同于通常的控制系统——按外部给定量与受控量的偏差，进行反馈闭环控制；在多变量协调控制系统中，给定的是各受控量之间的协调关系，而不是个别受控量的给定值。因此，为了保持各受控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减少系统实际运行状态对指定协调状态的偏离，需要按“协调偏差”进行反馈闭环控制。协调偏差定义为εI=[y][··]I-yI，I=1，2，…，n，式中[y][··]I=fI（y1，y2，…，yn）。其中[y][··]I为“内部”给定量，是根据给定的协调关系与系统的实际运行状态，考虑稳态与动态品质要求，由系统内部自行整定，而不是由系统外部给定。当系统受到扰动或其他因素影响而偏离协调工作状态时，在按协调偏差的闭环控制作用下，将迫使各受控量向内部给定量靠近，以减少协调偏差，使系统进入协调工作状态。由于内部给定量[y][··]I为各受控量（y1，y2，…，yn）的函数，所以，任何一个受控量的变化，都将使系统重新整定相应的内部给定量，从而引起协调偏差的重新分配，使其他受控量都向有利于协调的方向转化。因此，各受控量的控制过程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这将有助于加快协调过程，提高协调准确度。 2. 建立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
各受控量之间通过受控对象或过程形成的相互关联——耦合，是复杂巨系统的重要非线性特征，并不总是有害的，有时没有必要都用局部控制中心的相互关联去抵消它们。在实际系统设计中，适当地利用受控对象中固有的耦合，有可能减少所需测量元件或执行机构的数量，简化控制系统。如果不具体分析受控对象中固有耦合的利弊，片面要求完全去耦合，不仅将使控制系统复杂化，其耦合也难以实现。同时，由于实际对象特性的变化与不确定性，互不影响条件不易准确地得到满足，残留的耦合有可能恶化系统品质。因此，应当建立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利用局部控制中心中的耦合，抵消或削弱受控对象中有害的耦合，保留或加强有益于协调的耦合。这种协调联系装置构成控制系统的内反馈，可以根据稳定性、协调准确度、最快协调过程的要求进行设计。
3. 按外扰补偿的原则进行协调
作用于系统的外界扰动，如负荷变化，常常是破坏协调关系的主要因素。如果外扰是可以测量的，那么采用扰动补偿装置，实现协调关系对外扰的不变性，则可以在不影响系统稳定性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协调准确度与动态性能。这里的不变性原则不是个别受控量对扰动的不变性，而是协调关系对扰动的不变性，或协调偏差对外扰的不变性。具有良好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具有外扰补偿功能，能使干扰引起的输出极小，也就是使干扰引起的误差极小。如果系统没有反馈问路，则系统成为一开环系统，此时干扰引起的输出无法被消除，全部形成误差。
三、未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常规控制模式将以协调控制为主导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讲，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协调控制的能力，包括“协调偏差”控制、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外扰补偿”协调，重点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强系统各层级、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控制。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巨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因此系统还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自组织控制模式。根据系统论、控制论原理，大系统除了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协调控制等组织控制或常规控制模式外，还有非常规控制模式——自组织控制。常规控制不仅要求对系统随时进行观测，而且也要求不断地对系统进行微调，以使系统的运行与目标之间的误差不致积累起来。自组织控制虽然也要求对系统的运行进行不断地观测，但控制却是跳跃或间断地进行的，仅在某些最重要的关节点上才发挥作用，而平常则是“任其自流”的[10]285。
首先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这一意义上，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当中重要的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同时，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10“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11]12譬如，这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经过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四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政府组成部门的正部级单位二十五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时期。
其次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再次是加强系统各层级、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控制。“协调”两字在“决定”中频繁出现，涵盖国企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如“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11]32，等等。要综合运用多种协调控制方式，建立良好通畅的内外反馈机制，及时修正协调偏差，保持各受控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将外部干扰的影响降至最低。党内的纪检监察机构和制度体系、党内民主生活的完善是系统内反馈最重要的制度设计，人民民主、协商民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是系统外反馈的主要形式。同时，要善于利用各受控量之间通过受控对象或过程形成的关联效应、耦合效应建立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为此，刘云山同志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要求非常高。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之间互相牵扯，甚至互相抵触，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打折扣。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谋划改革方案和具体举措，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确保各项改革相互配合、协同推进。”[11]62
参考文献：
[1]何维凌，邓英淘.经济控制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冯秋婷，等.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探析[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10]邓英淘，何维凌.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何成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3-0097-05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层级、多维度、多形式的复杂巨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系统内部既有线性联系又有非线性联系，呈现显著的非平衡演化特征，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巨系统。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等动态特性都和结构、功能有关，都依赖系统的控制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演变大致经历了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以分散控制为主导、从分散控制向协调控制转化三个过程。未来的常规控制模式则将以协调控制主导。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演变的历史进程
1.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
一般而言，复杂大系统的控制需要采取分级控制原则，主要有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两种。如果在执行决策阶段，总问题的决策由最上级子问题导出，即最后决策由最上一级的子系统作出，这就称为集中控制。如果在执行决策阶段，总问题的决策分别由各子系统分担，这些子系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自由选择对总系统施加影响的大小，这就称为分散控制。在分散控制中，最上一级往往只有结构形式上的意义，它只起一个子系统的作用，或在其下级各子系统间起协调作用。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许多分级控制往往介于这两者之间，兼有两者的特性，不过有所偏重罢了[1]94。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是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从系统结构上看是条块结合的矩阵结构。对此，俞可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大国，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的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实施对国家的治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即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平行的权力系统即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条’与‘块’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公共权力的错综复杂的‘矩阵结构’。这一‘矩阵结构’，既体现着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也体现着党委与政府、党委与人大、政府与人大，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2]110实际上，这是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必然具有的系统结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央局的存在使得分散控制占优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集中控制较强，分散控制较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分散控制较强，集中控制较弱；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都较弱，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究其原因，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是高度重合的，整个社会生活都被纳入政治权力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国家消融了社会。而在国家的政治权力体系里面，中央政治局居于顶层组织或系统层级的顶端，负责把握系统演化方向、路径，制定总任务计划和总指标。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党曾初步提出了一些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当时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改造社会的任务十分繁重，需要在各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和集中统一，所以在一元化领导方式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系统控制模式也在集权、分权之间摇摆不定。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逐渐演变为个人集权，系统有序控制模式遭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各部委、各地方党委政府等局部控制中心全面陷入瘫痪。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强调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3]328他还着重指出：“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3]329
2. 改革开放头2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的逐渐演变
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4]7邓小平把党政分开、中央分权、精简机构视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调整控制模式的突破口，即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减少计划经济、指令性经济，强调系统的分散控制。对此他强调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5]177对于精简机构，邓小平称作是一场革命。他说：“这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如果企业、事业单位整顿起来，涉及的人就更多了。单单机关就涉及大约四五百万人的问题。”[3]39720世纪80年代，党委和政府逐渐开始适度分离，党委主要负政治领导责任，政府主要负行政责任。中共中央又相继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和政企分开，党和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城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事务。与此相适应，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大力推进，由原来的98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裁减、合并为52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三分之一左右[6]1208。1984年7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制度，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新体制，省、市、县、乡的自主权限实质性地获得扩大。80年代末，中国在广大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实行村民自治。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此后，企业开始建立自主管理、自负盈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不再是企业的治理主体。经济市场化进程迫切要求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民主调控体系。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从决策和管理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削弱、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最大弊端就是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3. 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后，一些政府部门如轻工、纺织、钢铁、煤炭等部委局被改造为行业协会，一些原来的政府管理职能开始移交给行业管理组织，在经济领域党的分散控制正向协调控制转化。1998年2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到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时说，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大原则有四项：“一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二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三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四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7]108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下，在依法治国的总方略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政企分开、简政放权、职能清晰、依法行政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控制模式的转换，即从分散控制向协调控制转化。与此相适应，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7]258。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对此作出深刻阐释：“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8]555当然，从分散控制向协调控制转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与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呼应。为此，冯秋婷等认为：“在我们国家，共产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一点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一样的。但是，党作为核心与其外围组织的具体关系模式，特别是与那些跟核心靠得最近、联系最紧密的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模式和权力运行模式，在市场经济的执政环境中必定是有许多不同于在计划经济执政环境中的特点，从前那种纵向的金字塔式的控制结构必定要逐渐向横向的同心圆式的控制结构转变。”[9]166这种控制结构考验系统的协调控制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中包含多种子系统，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这些子系统的性质、职能和作用各不相同，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他们在根本利益和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又有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和观察、处理问题的不同角度，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正确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好各种矛盾和分歧，使这些子系统的关系达到和谐，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是政治生态系统有序运转的基本条件。充当协调主体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每一级组织都是系统控制中的协调级，每一级都在某种程度上受上一级所协调或调节，同时又承担着对同级各子系统的协调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协调控制的基本原理
从理论上说，为了提高系统控制的精确度和效率，各子系统之间“互不影响”的控制原则在系统结构设计时应予考虑。即利用局部控制中心之间的相互关联完全或部分抵消受控对象中的相互关联，也就是“去耦合”，使各个受控量的控制过程不相互影响，从而将多变量关联的大系统分解为单变量“自主”的小系统。从数学方法上来说，是要设计控制矩阵，使系统矩阵“对角线”化，也就是使系统矩阵中非对角线上的元素都等于零。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各受控量的局部控制中心就可以按单变量系统进行设计，简化系统结构。这是理想状态，实际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出现，条块结合的矩阵结构如果不简政放权，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效应很明显，反映在执政过程中就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位主义。实际上，在多变量控制的实践中，有很多场合不必要求各受控量互不影响，而是需要各受控量的控制过程相互配合和协调，使各变量之间保持某种协调关系，使整个系统处在技术上可行、结构上合理、控制上有效的协调工作状态中。一般来说，协调关系是各受控量应满足的某种线性或非线性函数关系：f（y1，y2，…，yn）=c。常见的是比例关系：μ1y1=μ2y2=…=μn yn，当比例系数μI=1，即为最简单的同步关系。要实现系统的协调控制，有几种控制方法：
1. 按“协调偏差”控制，自整定“内部”给定量
按“协调偏差”控制不同于通常的控制系统——按外部给定量与受控量的偏差，进行反馈闭环控制；在多变量协调控制系统中，给定的是各受控量之间的协调关系，而不是个别受控量的给定值。因此，为了保持各受控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减少系统实际运行状态对指定协调状态的偏离，需要按“协调偏差”进行反馈闭环控制。协调偏差定义为εI=[y][··]I-yI，I=1，2，…，n，式中[y][··]I=fI（y1，y2，…，yn）。其中[y][··]I为“内部”给定量，是根据给定的协调关系与系统的实际运行状态，考虑稳态与动态品质要求，由系统内部自行整定，而不是由系统外部给定。当系统受到扰动或其他因素影响而偏离协调工作状态时，在按协调偏差的闭环控制作用下，将迫使各受控量向内部给定量靠近，以减少协调偏差，使系统进入协调工作状态。由于内部给定量[y][··]I为各受控量（y1，y2，…，yn）的函数，所以，任何一个受控量的变化，都将使系统重新整定相应的内部给定量，从而引起协调偏差的重新分配，使其他受控量都向有利于协调的方向转化。因此，各受控量的控制过程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这将有助于加快协调过程，提高协调准确度。 2. 建立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
各受控量之间通过受控对象或过程形成的相互关联——耦合，是复杂巨系统的重要非线性特征，并不总是有害的，有时没有必要都用局部控制中心的相互关联去抵消它们。在实际系统设计中，适当地利用受控对象中固有的耦合，有可能减少所需测量元件或执行机构的数量，简化控制系统。如果不具体分析受控对象中固有耦合的利弊，片面要求完全去耦合，不仅将使控制系统复杂化，其耦合也难以实现。同时，由于实际对象特性的变化与不确定性，互不影响条件不易准确地得到满足，残留的耦合有可能恶化系统品质。因此，应当建立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利用局部控制中心中的耦合，抵消或削弱受控对象中有害的耦合，保留或加强有益于协调的耦合。这种协调联系装置构成控制系统的内反馈，可以根据稳定性、协调准确度、最快协调过程的要求进行设计。
3. 按外扰补偿的原则进行协调
作用于系统的外界扰动，如负荷变化，常常是破坏协调关系的主要因素。如果外扰是可以测量的，那么采用扰动补偿装置，实现协调关系对外扰的不变性，则可以在不影响系统稳定性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协调准确度与动态性能。这里的不变性原则不是个别受控量对扰动的不变性，而是协调关系对扰动的不变性，或协调偏差对外扰的不变性。具有良好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具有外扰补偿功能，能使干扰引起的输出极小，也就是使干扰引起的误差极小。如果系统没有反馈问路，则系统成为一开环系统，此时干扰引起的输出无法被消除，全部形成误差。
三、未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常规控制模式将以协调控制为主导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控制模式讲，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协调控制的能力，包括“协调偏差”控制、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外扰补偿”协调，重点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强系统各层级、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控制。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巨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因此系统还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自组织控制模式。根据系统论、控制论原理，大系统除了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协调控制等组织控制或常规控制模式外，还有非常规控制模式——自组织控制。常规控制不仅要求对系统随时进行观测，而且也要求不断地对系统进行微调，以使系统的运行与目标之间的误差不致积累起来。自组织控制虽然也要求对系统的运行进行不断地观测，但控制却是跳跃或间断地进行的，仅在某些最重要的关节点上才发挥作用，而平常则是“任其自流”的[10]285。
首先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这一意义上，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当中重要的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同时，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10“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11]12譬如，这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经过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四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政府组成部门的正部级单位二十五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时期。
其次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再次是加强系统各层级、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控制。“协调”两字在“决定”中频繁出现，涵盖国企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如“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11]32，等等。要综合运用多种协调控制方式，建立良好通畅的内外反馈机制，及时修正协调偏差，保持各受控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将外部干扰的影响降至最低。党内的纪检监察机构和制度体系、党内民主生活的完善是系统内反馈最重要的制度设计，人民民主、协商民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是系统外反馈的主要形式。同时，要善于利用各受控量之间通过受控对象或过程形成的关联效应、耦合效应建立控制作用之间的协调联系。为此，刘云山同志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要求非常高。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之间互相牵扯，甚至互相抵触，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打折扣。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谋划改革方案和具体举措，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确保各项改革相互配合、协同推进。”[11]6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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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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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英淘，何维凌.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