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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2年12月，上海老牌报纸《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实行改组，由原来的旧文人主编，改为新文人主编，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陆续出现在“自由谈”上。这是新文学作品走出象牙塔走向市民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一个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走入人们的视界，他就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
当时有人把鲁迅、茅盾称作《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子”，黎烈文顶住压力，大量发表鲁迅的杂文，鲁迅也十分支持和关爱这个年轻人。他在文章中，谈到黎烈文的个人遭遇也充满关切和期待。鲁迅说：“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我是后来读到黎烈文在《崇高的母性》中的那些忧郁、沉痛的悼亡文字，才多少体会到他的心境：经过十年漂泊，他们夫妇深情相爱，有了家有了孩子，偏偏这时，其中一个人撒手而去，这完全打乱了一个正当年的人的生命节奏。所有的悲哀化作眼泪，滴成文字：“我独自睡在你临终的床上，我用着你临终所用的被和枕，我总望你给我一个梦，可是没有，天亮了，我只好倚枕呜咽，对着你的照片垂泪。冰，你忘了我吗？”（《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崇高的母性》第3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版）
这个时候，来自长辈的温暖简直就是照亮內心的眼光。他一个大男人抚养小孩在很多地方常常力不从心，有一次到鲁迅家，看到海婴的绒织衣服很好，黎烈文无意中赞美了几句，问购衣处，没想到鲁迅说是许广平织的，并立即让他选定颜色，让许广平织一套送给黎烈文的孩子，“后来，又觉得单是秋季的还不够，并叫许先生连冬季的一套也代我织了。这两套衣裳，可以说是我的小孩穿过的两套最美的衣裳，这里面不单是包藏着许广平先生的优良的手艺，同时也织入了一位伟友的真挚的友情。”（《真是一个好老先生啊》，《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433页，作家书局2011年9月版）那些与鲁迅交往的细节，在黎烈文的头脑中历历在目：
每次到他家里去了，我常是被他和许广平先生的殷勤的招待，弄得有些惶惑。在爱留朋友吃饭一点上，我觉得鲁迅先生很象我们家乡的一些亲戚长辈。四五点钟的时候到他家里去，他要留吃晚饭，那是不用说的了，有时，我因为不愿太多扰他，特地选着距离晚餐时间很远的两三点钟去看他，结果也一定给他留着长谈，等你要走时，他便说：“我们提早吃饭。”还是叫你吃了晚饭再走。（同前，第433页）
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这样的师长关爱、扶持，哪怕是呵斥，那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难怪黎烈文、萧军、萧红、黄源这些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鲁迅。当然，还有巴金。巴金与黎烈文从相识到相知也与鲁迅有着直接关系。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黎烈文为《申报·自由谈》托人向巴金约稿，两个人渐渐成了朋友。巴金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薛觉先》《游了佛国》《三等车中》等“旅途随笔”。后来黎主编《中流》，巴金收在《短简》中的很多自述文章，如《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我的路》《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答一个“陌生的孩子”》等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然而，真正将这批年轻作家聚拢在一起的是鲁迅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那时几个熟人都在编辑文学杂志，在《作家》（孟十还主编）、《译文》（黄源主编）、《文季月刊》（靳以主编）之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也创刊了。这些人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烈文和黄源常去鲁迅先生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看望先生，出来常常对我谈先生的情况，我有什么话也请他们转告先生。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当时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就这样，“到了1936年下半年我们就相熟到无话不谈了”（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们两个人还共同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拿去请鲁迅和诸位朋友签名后发表。当“两个口号”引起轩然大波时，又是鲁迅站在前面替他们遮风挡雨（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情况，可参见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等文，收于《巴金全集》第19卷）。
在黎烈文、巴金这一辈人的记忆中，一定都有着一个30年代的梦，那是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大展的岁月，他们用青春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辉煌篇章。1975年9月尚未获得完全自由的巴金，在信上谈到“30年代”旧梦犹存：“你这次来沪，相聚的时间并不多。路远，车挤，还有上了年纪，热情衰减，要是在30年代，路再远，一天还要跑几次。但究竟晤谈了好几次，使我又想起在鲁迅先生周围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的那种热情，多么值得怀念！”（巴金1975年9月14日致黄源信，秋石、黄明明编《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巴金与黄源通信集》第86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萧乾也念念不忘那时的生活：
那是很热闹的两年（指1936、1937年——引者）：孟十还编着《作家》，靳以先后编着《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个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萧乾文集》第4卷第25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大东茶室”相当于一个文艺沙龙，聚集着当时文坛上一批生机勃勃的文学力量，直到抗战的烽火打碎了他们的沙龙梦，大家不得不各奔东西。
1938年10月，巴金和黎烈文在香港还有意外的相遇：
但我这次在九龙和香港的一星期勾留，却也并非全没值得留恋的地方，和巴金靳以分别已经好几个月了，这次竟以意外的机缘，在这南中国的海岸邂逅相聚，怀着感慨不尽的心情，同游了宋皇台和九龙故城，同在香港幽僻的山道上作了一回远足散步，这都是我们近年少有的盛事。……我现在追记到这里，那边澄碧的海水，蔚蓝的天空，还依稀映在我的眼底。（《战时旅况》，《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79页） 此后，巴金辗转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写书、印书；黎烈文则在福建主持改进出版社，“他做了官，但官气不多，思想也还不是官方的思想”（巴金：《怀念烈文》）。而再一次相见差不多要等上十年了。
二
九年后，在南国的芬芳中，巴金与黎烈文有着重逢的喜悦：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巴金《关于丽尼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第57—58页）
这次旅行是在1947年6月20日至7月中旬，巴金为调解朋友家庭矛盾而来，也看看有没有可能开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台北分社。后一件事情，黎烈文也从中帮过忙。“文革”期间造反派编印的“巴金的黑关系”的材料中曾引用过一封没有具体日期只说“解放前夕”黎烈文给巴金的信：“时局不定，文生社能在台北弄一个分店，或办事处作退步，总是好的。儿玉町大学书店斜对面（离以前索非弄的国语函授学社很近）有一所店面房子，地点既好，开间也大，又不要顶费，只要预付一年租金，租金也还公道。这房子是公论报的，如果早说，毫不成问题；现在却有人在抢，我已和李万庆闹过几次，叫他无论如何分一间给文化出版社，现在虽还没谈妥，但大概可以成功，这事陈晖当有详细的信报告你们。”（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1967年9月印）巴金在给田一文的信中也谈到过去他的“计划”：“济生已去台北，想在那边设一分店，不过我看好的房子已经让别人顶去了，能否找到房子，还难说。我的计划是从小做起。文生社目前没有什么大计划，年内只想把积稿印出一部分。”（巴金1947年8月11日致田一文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268页）此事没有做成，除了合适的房子没有找到具体原因之外，与当时的台湾不是搞出版的上佳之地有关，至于随国民党到台湾把这里“作退步”的打算恐非巴金所愿。
台湾之行伴随着清山秀水的是朋友的久别重逢，“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198页）“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巴金显然话里有话。从台湾回来之后，他们也曾在上海相聚：“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同前，第198页）
与此同时，巴金与黎烈文书信往来不断，这些珍贵的资料不知道黎烈文是否保留。直到“文革”时，巴金还留下不少，前面提到的造反派编辑的那份材料上就曾说：“巴金保留了此人很多文件。从信件中看出黎赴台后，长期以来同巴金通信并有关于译书、出书等事宜和经济上的往来。”可惜在目前整理出来的巴金文献资料中，黎烈文的信并不多，有一封大约写于巴金去台湾之前，其中黎烈文谈到托巴金带东西和一些译著的出版事务：
芾甘兄：
十四日信收到。我不知东西涨得那样快，以为剩下的款子买了表还可以买皮鞋，弄到你为难，真是好笑！
表既已不能买，那么除买一双皮鞋外，余款请代购厚白纺绸（做衬衫用的），尽钱买。如纺绸太贵，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一件衬衫料时，就请代购细薄的白色府绸好了。
洪兆钺兄昨天来玩过，我们请他吃了一餐便饭。我看他头脑很清楚，人也能干、活泼，很可以做些事情。
梅里美集的序文，我等训练团的工作结束后就动手写，大约下月底可以寄上，总还来得及吧。我以前在《译文》上译登过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作的一篇《一位停滞时期的天才——梅里美》（后来曾收入《邂逅草》内），最好能收入梅里美集内作为《附录》，不知你能找到这篇文章不？
我早几年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不知你看到过没有？虽不是名作，但写得还不错，在希特勒最得意的时候，它就预言他的溃败，后来的情形，竟和书中描写的没有两样。作为文艺作品看，也并没有失掉时间性。文化社专出名著，印这书也许觉得分量轻一些，不知有没有新兴的书店或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书？假使有人向你拉单行本稿子时，请你留心替我介绍介绍。（那书曾由改进社印过三版，共六千都已销完，新五号字排，共161面，现改进社已停办，此书我保有版权），出版条件是抽版税，能预支一笔版税最佳，不能预支也没有关系，不过出版的书店要靠得住。
我现在教书改卷子很忙，剩下的一点点时间，逗逗小孩也就完了，没有办法译点东西，真是憾事！下半年如能将大的一个女孩送去托儿所，粤华也许能抽空给《少年读物》写写稿子。
匆匆 祝
双好！
烈文
五月十九日
从信中提到的“梅里美集的序文”推斷此信写于1947年，此书当为黎译的《伊尔的美神》，该书收入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于1948年2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故居现在还保留了一本黎烈文的签赠本，毛笔的题款：
送给
芾甘，并谢谢
他给这书的助力！
烈文
在该书的后记中，黎烈文还特地感谢“P﹒K﹒兄”（巴金）的“催促”：“虽是经过那样悠长的岁月才能献出的一本名作的拙译，我还得在这里感谢一位朋友的鞭策：没有P﹒K﹒兄十年来几乎每封信上都不会少的催促，这个译本也许还得再过若干时才能和读者诸贤见面呢！”（《〈伊尔的美神〉后记》，《伊尔的美神》第348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2月版） 信中提到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当为后来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三帝国的兵士》（霍尔发斯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9月版），最初是为《现代文艺》杂志翻译的连载小说，1941年由改进出版社初版，此次重印，在“卅七年十一月于台北”写的《新版序》中，黎烈文再一次感受到战争的阴云和时代的迷雾：
现在整个世界又被第三次大战的愁云惨雾笼罩住了，希特勒可以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人类真也是一种愚蠢善忘的动物，一次灾难还没有完全过去，又在蕴酿着另一次更大的灾难。我们不知世间多少有用的青年又要像“第三帝国的兵士”一样受骗，觉悟，而终至无可挽救地归于毁灭！（《〈第三帝国的兵士〉新版序》，《黎烈文全集》第10卷第111页）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一个文弱书生，面对物价飞涨、生活的艰辛的无奈，“能预支一笔版税最佳，不能预支也没有关系”，既可以看出急于用钱的窘迫，也能体味出不想为难朋友的善良和不向人乞食的自尊。黎烈文的夫人许粤华后来写给巴金的信中，也谈到此事的生活：“我也想起当年我们在台湾时物资缺乏，你和她不辞繁琐替我们采购日用品及老幺忍之的奶粉等等一次次寄来。”（许粤华1980年10月15日致巴金信，巴金故居藏件）
三
1949年下半年两个人的通信中断。以后的岁月中，不知道黎烈文是否常忆起与鲁迅及其他友人在一起的日子——“鲁迅”这个名字在台湾已成禁忌，公开谈论已不可能。在巴金这一面，鲁迅被捧上神坛，已不是那个慈父般的小老头。而与鲁迅交往的这批青年人，也各有各的遭遇。冯雪峰成了大右派，胡风是反党集团的头目，巴金也是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不管怎样，“黎烈文”的名字是不可能从巴金的脑海中抹掉的：
抗战胜利后陈仪去台湾，他（黎烈文——引者）也到了那里，在报社工作。他相信做过鲁迅先生的同学又做过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和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后来他得罪了报社的上级，丢了官，陈仪也不理他了。他怀着满腹牢骚到台湾大学教几小时的课，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则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五十年代初期连陈仪也因为对蒋介石“不忠”在台北给枪毙了。后来我又听到黎烈文牵连在什么要求民主的案件里被逮捕的流言。又过若干年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比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2页）
对于这一段生活，黎烈文本人虽然描述不多，但从他的文字还是能够寻出蛛丝马迹：
回忆当年翻译此书时，译者年方三十，刚从欧陆游学归来，满怀壮志雄心，要做些别人所不愿做、不屑做、或不能做的事，想以毕生精力好好介绍几本法国文学名著。那时我既住在出版条件最佳的上海，而又生活安定，有图书参考之便，有友朋切磋之益，一两年内，确是摒弃世事，埋头译述，有过些微成绩：佛郎士的《企鹅岛》，赖纳的《红萝卜须》，莫泊桑的《笔尔和哲安》，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梅里美的选集《伊尔的美神》，和罗逖的《冰岛渔夫》，都是在这短短时期内陆续译成的；介绍过几部近代作品之后，我进一步发宏愿，要翻译法国心理分析小说大师斯汤达尔的全集，可是一部“红与黑”才译出二十万字，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也就放下一切，奔赴国难，在海疆前线负责一个出版机构达八年之久。那时终日忙于琐务，面对着种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再不能沉潜旧籍，从事古典名作的翻譯。迨抗战胜利，来到台湾，又以时会艰难，遭遇种种意外的变动，生计日蹙，负担日重，更没有心情重理故业。近两年来，虽时或为报章杂志撰译些小品，那无非为贴补生活之计，谈不上任何成绩。总之，译书微志，廿年无成，这虽可说是时代的牺牲，究竟也还是自己因循度日，未能及时努力之故……
他还“十分惋惜自己过去的空白，深愿在残余的岁月中，犹能对中国译述界有所贡献”（《冰岛渔夫》再版赘言，《黎烈文全集》第1卷161-162页）。在思想和言论都没有自由的年代里，生活的压力，大约是他唯一可以自由倾倒的苦水。在《红与黑》出版后记中，他又表达了“壮岁执笔，皓首垂成”的感慨，一部书从开始到译完用了三十年：1936年在上海通过穆木天接受沈尹默的要求，开始着手翻译，“可是计划定了之后，因为忙于其它事务，译稿仍迟迟未能动手”。直到抗战前，上册才译完，抗战爆发，颠沛流离之中，虽然仍旧带着原著，可是，“我和亲友们忧心时局，每天到处打听战争消息，那还有心情从事翻译！”1938年到了福建，更有时过境迁之感，翻译之心渐敛，一住八年，而《红与黑》一字未译。1947年，稿子又到台湾，“但此时也仅仅续译了四五万字就又搁下。因为以后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我们遭到了时局的空前混乱，币值的急遽贬落，像我这样百无一用的书生，只能做些可以迅速获酬的工作来勉强应付一家的生活，再也没有心情从事皇皇名著的翻译，而这一搁竟又搁去了许多时日”。直到1955年，“我当初动翻译《红与黑》时尚只是三四岁大的大儿子已经毕业台大；他获得了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我得给他筹措路费”。为此才动念续译，但好事多磨，后又几经折腾，直到1965年，才译完这部名著。（详见《〈红与黑〉出版后记》，《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534-538页）
据说康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格尼斯堡，他每天的生活像钟表一样精准和有规律，每天下午都在当地的一条街上散步，准时程度，邻居可以据此校正钟表，他散步的那条路后来被命名为“康德小道”。巴金和黎烈文们何尝不想如此？然而，战争，社会动荡，显然让这些成为奢望，一代才华多为此误。
穷困，恐怕只是黎烈文后半生生活的一个表象，内心真正的苦楚和不自由却又无处诉说。他的夫人许粤华谈到过颇具书生气的黎烈文与污浊的官场中人周旋时的艰难：
在福建时，烈文深得陈仪的赏识和信任。一次二人随便谈起办一个印刷所大约需要多少钱，不二天不经申请，就拨给改进出版社一笔不小的款子让他添设印刷所。烈文接得公事后激动得连说：“我可以为他死的！”（后来也幸而有这小小印刷所，解决了东南角小学校的教科书荒。印教科书老黎怕有弊端发生，油墨纸张都向公营机构采购，一切光明正大。而省教育厅却认定这是一个肥差，教育厅长徐箴公然向老黎索取油水。老黎向他解释公家对公家毫无回扣，那初初上任时到处显示他的破裤子表示廉洁的教育厅长，竟当面污辱老黎：“唉，唉，总归有的！”这个厅长后来在太平轮中沉掉了。）不料陈仪后来却听信小人片面之辞，没有查问，就把老黎的副社长解聘了！那也是他的一页伤心史。当时交通工具都为长官公署所控，我又即将生产，既不能离开台湾，生路几绝，软弱一点的人会自杀的。军人出身的陈仪还是个粗胚！1969年他病倒后作心脏检验，医生发见他心上有伤疤，诚伤心人也！（许粤华1980年6月10日致巴金信） 一个不愿与流俗苟同，在乱世中艰难地维护着自己尊严和清白的知识分子，“诚伤心人也”。他们这一批南渡的知识分子，心境十分复杂，家国之变中的个人遭际，内心的取向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一切只有默默承受。同样由大陆去台的台静农，后来羁旅于此，晚年的一段文字让人感受到无言的苍凉：
台北市龙坡里九邻的台大宿舍，我于一九四六年就住进来了。当时我的书斋名之为歇脚庵，既名歇脚，当然没有久居之意。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曾有诗云：“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然忧乐哥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于是请大千居士为我写一“龙坡丈室”小匾挂起来，这是大学宿舍，不能说落户于此，反正不再歇脚就是了。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龙坡杂文〉序》，《龙坡杂文》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
1948年10月，黎烈文也曾借助他译作的出版倾诉衷肠：“在目前这苦难的时代，许多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既不能或不愿投身于炮火中，而又不肯随俗浮沉，蝇营狗苟，于是，这位住在‘楼顶间’的穷苦哲学家的悲天悯人的怀抱，及其安贫乐道的精神，便更加令人向往。我们这时候读梭维斯特的这本书，不单可以稍稍忘记自己身受的痛苦，也许还会觉得有一点力量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弟兄。”（《〈爱的哲学〉后记》，《黎烈文全集》第13卷50页）后来，大约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了。他的学生颜元叔描述过在课堂上的黎烈文：“黎先生在课堂不说闲话，来了便上，上完便走；走起路来，目不旁视，双眼稍稍斜向地面，神态颇是冷漠。”（《怀念黎烈文教授》，黎烈文著《法国文学巡礼》第1页，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年9月版）这种“冷漠”是不得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结果吧？
人，总是要寻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为这无言的苦闷，夫人许粤华一直劝导他信仰“主”。据说他起初并不相信，曾经撕过《圣经》，但是已是虔诚基督徒的许粤华一直抄录《圣经》中的语句，在他旅行的时候给他带在身边。1958年10月31日晚上，兼课东海大学的黎烈文在大学宿舍中读到许粤华录赠的《圣经》中的诗篇曾写了两首答诗，其一是：“人生如一梦，前事瞬成空。唯此赠言意，可慰苦劳心。”其二为：“山风怒吼动遐思，重读诗篇夜已迟。为感闺人临别意，愿蒙神爱启愚痴。”许粤华认为这是黎烈文“皈依”“主”的开始，当然，她看到的是“愿蒙神爱启愚痴”；然而，我看到的是“人生如一梦，前事瞬成空”，“前事”是什么，“一梦”又因何“瞬成空”？
这个时候，海峡对岸的巴金，正在经历“拔白旗”运动，遭受姚文元等人无端批判，又敢怒不敢言。
看来对于他们，“前事”总也不能“成空”。
四
想不到，巴金再一次与黎烈文的“相遇”是在如此尴尬的岁月中：
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这一句话在手稿中，最初写道：“倘使我没有记错，我在一九五八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中看到了一条注解：”），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197页）
对于黎烈文的这个评价，巴金一直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黎烈文去台湾完全为了私人的生活原因，更何况黎并没有什么反动言行。这个时候，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口难言。直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巴金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为不能替朋友抹去身上的污水而深深自责，因此也不管是否不合时宜，他开始“为故友的亡灵雪（辩）枉的冤”（《怀念烈文》中手稿被删除的文字）。巴金是借助鲁迅著作注释、年谱编撰和文艺界重提“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这一时期，巴金至少有三次涉及黎烈文。一次是1977年6月20日，日記中记道：“陈鸣树同‘鲁研室’五位同志来，谈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先走。”（《巴金全集》第26卷第133页）7月18日：“复鲁研室信（退回记录稿）。”这份谈话记录稿笔者未能查到，但很可能就是下文中楼适夷看到的一份。差不多同时期，6月29日：“写了《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通信。”30日：“八点上楼抄改补充《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通信。”这篇题为《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及其他》的短文发表在1981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8）》上，谈到了黎烈文参与起草《宣言》的经过，但对黎本人没有评述。第三次是1978年4月29日：“上午师大黄成周、陈子善来谈鲁迅书信注释事，坐了大半个小时。”5月3日：“师大鲁著注释组来信。寄还师大鲁著注释组的记录稿。”（《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7、238页）这次谈话，巴金直接替黎鸣不平，当年的访谈者之一陈子善对此也印象深刻：“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为好友黎烈文辩诬，严肃指出把因私人原因而去台湾大学执教的黎烈文说成是投靠国民党的‘反动文人’，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陈子善《四见文学巨匠》，《素描》第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5月版）这次谈话后来发表出来，关于黎烈文，巴金说：“黎烈文在抗战胜利以后去台湾，先担任一家报纸的编辑，因与老板意见不合而去职，后来一直在台北大学任教。……我一九四七年去台湾时见过他，他在那里生活并不好。以前有些注释本说他是‘反动文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与事实不符。他已在前几年去世了。”（ 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巴金全集》第19卷第490页）
这是巴金早就想表达的意思，他终于一吐而快。但在当时，即便与他私交不错的楼适夷也不能理解，他看到了“打印的您对复旦年谱组访问的谈话记录（内部稿）”后，立即写信给巴金表示不同的意见： 我在47年冬去过一次台湾，为了私事，兼带游览，住了四五天，去找过一次黎烈文，那时情况，已与你同他见面时不同。我事前已听说在国民党一个什么政治学校当教官，这个学校是训练特务的，本来不想见他了，但因离苏北时黄源托我打听他久无音信的儿子伊凡的下落，想找粤华了解，所以还是硬着头皮找上门去。果然他态度很暧昧，见了我好像吃惊，我不知他是善意还是恫吓，问我为什么来台，住在什么地方。我见神气不对，故作镇静说随便跑来玩玩，住在一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朋友家里。他告诉我您到台湾去过，此外边很少共同言语，本来我先见粤华问伊凡下落，粤华一见他出来就不敢提了，他问我们谈谁，弄得十分尴尬，再无共同言语可说，只好兴辞而别。照我看这情形，官气十分，已无过去印象，或者称做反动文人，也够资格了。当然以后的情形我也并无所闻。（楼适夷1978年9月15日致巴金信，《写给巴金》第100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黎烈文在台湾省训练团高级班做讲师只是为稻粱谋，从前引他给巴金的信可知，训练团连信都不给他转，显然，他在这里并不受尊重。楼适夷是中共党员，听说黎烈文在“训练特务”的学校教书，保持必要的警惕是正常的反应，“我见神气不对，故作镇静说……”多半是他自己紧张、过敏，因为朋友见面“问我为什么来台，住在什么地方”本来也属正常，只有自己心虚才会怀疑对方是探听消息准备举报。至于后面谈到“本来我先见粤华问伊凡下落，粤华一见他出来就不敢提了”，这样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黎烈文的太太许粤华（笔名“雨田”）是黄源的前夫人，后来才嫁给黎烈文的。“伊凡”是许粤华和黄源所生的孩子，在现任丈夫面前避谈前夫的孩子，有所避讳也是人之常情，并不能反证黎烈文“官气十分”。实际上，巴金在《怀念烈文》的手稿中曾经直接表达对楼适夷信的不同意见，他强调了黎烈文并无“官气”，不过是不求闻达的书生。他明确表示：“这份材料后来让一位朋友看见了，他写信告诉（给）我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坚持说黎是‘反动文人’。他并不曾举出可以说服我的理由。”“但是那位朋友并没有被我說服，其实即使他相信了我的话（给说服了），他的话也起不了作用，那个时候他还处在无职无权的状态。”这些话在定稿中都删除了。《黎烈文全集》的编者许俊雅教授后来评价：“巴金在文坛德高望重，可谓一言九鼎，随着时间的沉淀，污泥终于可自黎烈文身上拭去，终于能恢复自身原来的形象——一个真正的黎烈文。”（《黎烈文及其编译志业》，《黎烈文全集》第1卷第14页）
关于黎烈文的最后，在许粤华后来给巴金的信上有过详细描述：
关于烈文身后的情形，你听到的与事实略有出入。烈文的夙愿是要把三个孩子全送出国。但自己教书所得只抵得美金50元，连上稿费也不过百元，如何能培植儿辈出国呢？唯一的办法是鞭策他们争取国外的奖学金，因而不许他们走文史的路子，逼他们搞理工，孩子们因此也相当吃苦。十一、二年前出境与美国签证都日益严格，他唯恐忍之走不成，病倒前一直叹说：“细伢子能出国我可死而瞑目了！”结局果如所愿，孩子于1969年8月16日成行，他于11月5日病倒；三年后瞑目，聊可谓无憾矣！所以那时已毋需负担孩子们的教育费用。相反地，三个孩子还合力每月寄回百数十元充当乃父病榻之用，贴补了为数有限的退休金之不足。丧事中我不接受官方的赠与，因为我觉得其中不无“救济”之意。（许粤华1980年10月15日致巴金信）
烈文的丧仪，我是完全用纯正的基督教仪式举行的，学术界参加的人不少，大家静坐聚会，相当庄严肃穆，曾为许多非基督徒所称许。我曾给他购备最好的棺木，并由姊妹们替他缝制讲究的衣衾；老黎设若有知，可能还会嫌我浪费。只因卧病三年，他已瘦得脱形，外人遽然见之，致有可怜、凄凉之感；而我当时，倒还因有教会中人扶持及台大诸师生协助而得相当安慰。（许粤华1980年6月10日致巴金）
黎烈文去世的1972年，巴金失去了他挚爱的妻子。妻子去世后，巴金几乎一夜之间头发变得雪白。直到“文革”结束，他才能撰文怀念妻子，也没有忘记老友黎烈文，在《怀念烈文》的末尾，巴金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4页）紧接着这句话之后有一句话在定稿中也被删除了：“现在不是我替他雪冤、倒是我们向他学习的时候了。”我相信这句话表达了巴金真实的思想感情。在《随想录》写作的过程中，巴金不断地回忆起自己的老友，于私是表达友情，于公则是为被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确立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传统。巴金所赞扬的黎烈文即使清贫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所在吗？
五
在整理资料中，我还发现一封与黎烈文有关的书信：
巴金同志：
关于小儿烈文在平明出版社的版税，承你照顾准予陆续支取，自一九五四年二月至一九五五年十一止，先后共收到人民币壹仟四佰拾元，现在该社又交来捌佰玖拾壹元三角，总共收到人民币贰仟叁佰另壹元三角（包括银行利息捌拾贰元一角八分）。该社并附来账单，核对无误，总收据已由我签具交该社收存。
两年以来，蒙你关垂，我的生活得以安定，感激之忱何言可喻，持此志谢，敬请著安。
黎黄松 启
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
写信人黎黄松，是黎烈文的婶母，出生于泉州的书香、官宦之家。她本名黄松（1887-1982），字渔仙，1904年嫁给黎桐曾后从夫姓。她生有二女，丈夫病故后，把丈夫堂兄弟的儿子黎烈文收为嗣子。据说黎烈文赴日、法留学，除了自己的收入外，也曾得到她的资助。她习画擅古琴，长期生活在上海，1953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晚年，回到泉州与女儿团聚，并终老于故土。
巴金主持出版社，编辑、出版朋友的著作，不仅传播文字思想，还常常为生活不稳定的文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支持。比如沙汀，就曾预支过稿费，以解燃眉之急。黎黄松的这封信，所谈的也是关于黎烈文稿费的处理办法，黎既然无法支取，那么就付给他的亲人，这也体现了巴金做事情的善始善终和对朋友的情谊。直到上世纪80年代，黎烈文已经去世，巴金与黎夫人许粤华恢复联系后，仍在为亡友的著作出版和稿费等事情费心。巴金与许粤华的通信中数次谈到这些事情： 有些省市出版社想重印烈文的译著，他们要是写信来问我，我该怎样回答？可以印吗？稿费给谁？（巴金1981年7月3日致许粤华信）
《冰岛渔夫》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编辑室来信问我“应如何付给译者亲属”，要我“代询黎烈文夫人”。你说版权已卖掉，但不应包括在大陆的发行权。我的意思这本书的稿酬可以付给烈文在国内的亲属。以后如重印别的译著，可分作两份，一份留给你，送国内的亲人。我颇有意让一家出版社为烈文出一“译文选集”。你同意或默许么？（巴金1981年8月2日致许粤华信）
我马上去信给广东人民出版社，通知他们将《冰岛渔夫》稿费寄一半给黎岳烽，不知是否来得及，因前几天我得到黄子键来信后曾通知出版社把稿酬寄到福建泉州去。……《红与黑》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我今天把样书给了他们，详情以后再谈。（巴金1981年9月6日致许粤华信）
通信中也提到黎黄松：“黄松女士仍在福建，看来身体还好，寄上剪报（香港新晚报）一份。”（巴金1982年6月5日致许粤华信）但不久巴金便报告了老太太去世的消息：“前信当收到。今天在上海文化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才知道黄松老太太已在两个月前逝世。现在把消息剪报寄给你看看。”（巴金1982年7月26日致许粤华信）
许粤华还委托巴金办理资助黎烈文在大陆亲人的事情，其中提到黎烈文弟弟烈祖一家的遭际也颇令人感叹：
倒是烈文有一个胞弟烈祖（73岁）尚在湖南，他和他的下一代需要接济，我也曾稍稍寄过他们一点钱。烈祖为人非常忠厚，一辈子在电讯界服务，曾在青岛电报局工作过，并在湖南当过好几县的电报局长。解放后他在湖南靖县任局长，曾因亲自整理电讯器材被一大捆电线压断了一条腿。因为接骨较差，就跛了一条腿。文革期间，四人帮给他“国特”（大概是因为烈文及老三烈师都在台湾吧？）的罪名，被监禁了三年，连他最小的儿子（共有三男三女）也连累受迫害。他的太太也于他受难期间病死了。平反出狱后，目前总算靠退休金度日，但原该发还他四五千元人民币工资，因限于财政困难，虽经念之致函湖南省委毛致用亦无反应，仅发给100元人民币了事。 烈祖的大儿子纪青，生于1933年，原是一名空军。据说十二年前因结识一个女性，言语不慎，曾以“泄漏军机”罪判刑十二年。本来要到今年底始可恢复自由，但因服役期间（机械之人）表现良好，所以今年七月获得提前释放，可是这一生也几乎已经完了！近接烈祖来信说：纪青找不到工作，只好自己设法谋生；他想购一架照相机，当一名流动性的照相师以糊口，但苦于没有这笔本钱。……我心中正在作难，你的提议来得正好，《冰岛渔夫》的就送给烈祖吧！（许粤华1981年8月27日致巴金）
——这些似乎都是些鸡毛小事，但是认真想一想，朋友是什么？是在大节上对友谊的忠诚，这一点巴金和黎烈文做到了；但朋友相处的时光更多的都是由这些杂七杂八的小事构成的，大事小情你都可以托付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就像许粤华想以黎烈文的稿费资助黎在国内的亲属，但出书发生了问题，巴金却淡淡地说一句“我可以代办”一样，他毫不犹豫地把朋友的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红与黑》出版事发生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最近就译文提了不少意见，建议修改，我无法解决。我了解关于译文两代人各有自己的看法，我无法说服他们。总之，我不会改动烈文的译文，倘使讲不好，就不给四川出了，以后再考虑给别处。书虽然一时出不了，但你如需要帮助烈祖他们，仍请写信来，我可以代办。”（巴金1982年6月5日致许粤华信）
在巴金与许粤华的交往中，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一件是他们刚刚恢复通信时，许粤华考虑到经过十年“文革”，巴金的生活一定很困难，曾给巴金寄过钱（支票）：
附上小小支票一纸，是我用现款向亲家（住在附近）杨元忠换来的，希望你用来买点营养品享受，或带着孩子们出外小吃小吃。靳以和我们同在福建时，常要老黎请他上快乐轩“快乐快乐”，希望你哂纳这个情如手足的人遥寄的一点微意！人生真是梦一般啊，尤其是这数十年！（许粤华1980年6月10日致巴金）
支票是在夏威夷工作的一个青年陈若融开的，他母亲是我的好朋友，那是我用现款交换来的，请安心兑用。眼睛不好，多吃蔬菜水果总归是有益的，请保重，尽量少用眼力。（许粤华1981年3月23日致巴金）
许粤华用“情如手足”来形容他们的关系，这里也能看出她對朋友的牵挂和热心。1980年7月9日的信上，巴金对许粤华说：“支票收下，谢谢你的好意，只是我心里不安，我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最富有的了，钱对我毫无用处，但你那张支票上保留着几十年的不变的友情，我将永远保存这样可贵的东西。请多多保重！”许粤华大约不相信老朋友的话，以为巴金在客气，后来还寄过钱，于是就有了巴金再次的辞谢：“首先我感谢你又寄钱来，这说明你对我的关心。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你不相信我的话，我明明说我有用不完的钱，请你不要寄钱给我，这不是客气话。最近为了创办文学资料馆，我捐献了十五万人民币，现在还使用你寄来的四十五元人民币，实在感到惭愧，这次我收下了，以后不要再寄啊。”（巴金1982年4月27日致许粤华信）许粤华的生活并不富裕，“因为自1977年以来，我的个人开支一直是藉社会福利金以维持的；雷根上台后，他对各方面大施紧缩，甚至刮到老人身上，申言未曾工作过的老人将停发福利金。我来美后忙于照顾外孙，从未出外工作，可能到年底就会被取消资格。” （许粤华1981年8月27日致巴金）可是，她会想着老友。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一切名利真如过眼烟云，还有什么能比这“几十年的不变的友情”更金贵的？
另外一件事情，同样能够看出巴金一代人的交友之道。大约是看到巴金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到晚年精神仍然处在痛苦的求索和挣扎中，许粤华多次写信劝巴金信奉“主”，这也曾是他们见面交谈的重要话题。“芾甘兄，我常为你祷告，求主除去你的成见，让它进入你的心房，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芾甘兄，你一生所爱的青年同胞们，经过了长时期的蒙骗和熬炼，如今他们一个个都逐渐醒悟过来，成为饱享自由的、慈爱真神的儿女了。……他去世已经过了二十年；我靠着那只‘无形的手’的扶持与安抚，得以安然度过这漫长的年月。我已在老人公寓过了将近十年的独立生活。因为有主同在，我并不感觉寂寞与孤单。……芾甘兄，你是我们全家大小最敬爱的挚友，恳请你别厌烦我向你唠叨。那曾经竭力迫害基督徒的保罗，后来为基督的大能大爱所折服，转而甘心为传扬福音和维护真道而受尽苦难，终于为主殉道，完成了神的使命。……芾甘兄，老朋友不会骗你，现在正是神说纳你的时候。小小支票请兑出买巧克力！”（许粤华1992年12月3日致巴金）自年轻时代，巴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对于宗教他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尽管他感谢老友的盛情，但也不回避他与许粤华在这方面的不同看法，我所见到的巴金致许粤华最后两封通信，谈的都是此事：
我想得到你一定不满意我不伏倒在“主”的面前向他求救，我甚至不相信他的存在！对，你不能说服我，但是我不会同你辩论。我尊敬你，因此我也尊敬你的信仰。我欣意受苦，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却不需要说赐给我幸福。事实上这幸福靠要求是得不到的。正相反，我只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去，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到幸福。
谢谢你的礼物，这份生日礼物，会在我的心灵中开花，多美的花！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巴金1990年1月24日致许粤华信）
眼睛一闭，万事大吉，没有主，也没有我。只有我活着的八十九年间留下的爱憎不会消灭，我要为这感情负责。我最后编全集说是还债，也就是对自己感情负责的意思。在我，主已是多余的了。我不想“死后复活”，也不希望“永远不死”。
很遗憾我再没有机会接待您，我只好像您那样翻看两年前的照片，我推着助步器送您到电梯口。
谢谢您寄来念之、忍之弟兄的照片，我又想起了烈文，我忘不了你们。（巴金1991年1月4日致许粤华信）
彼此坦诚、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回避彼此的分歧，和而不同，这就是真正的友谊与那些拉帮结伙的酒肉朋友的最大区别。而“我忘不了你们”，是穿过漫长岁月未曾消减的情谊。对于黎烈文，也是如此。1963年在整理他一篇译稿时，想到当年朋友跟他约稿的情景，黎烈文不禁说道：“这次我偶然从旧书中发现这篇译稿的剪样，收入此集。鲁彦之骨已朽，而西彦早几年亦有郁郁病逝的传说，未知确否。这世界是不易生活的，死者未必可悲，生者未必可喜。”（《〈法国短篇小说选〉译者序》，《黎烈文全集》第9卷第2页）他仍在隔海关注着朋友们的情况，虽然不能畅所欲言，但是这里提到的两位朋友，在他感觉可能都已不在人世（其实，西彦病逝是误传），道出他们的名字对朋友亦无大碍了。在这样的小心翼翼中，也倾泻出生之感叹和悲苦——对于今天的很多人而言，那一页的历史好像完全翻过去了。但我觉得在邈不可寻之处，他们的故事仍在流传。
2014年3月19—5月29日清晨；
2017年8月5日晚改于竹笑居
【责任编辑】 于晓威
1932年12月，上海老牌报纸《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实行改组，由原来的旧文人主编，改为新文人主编，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陆续出现在“自由谈”上。这是新文学作品走出象牙塔走向市民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一个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走入人们的视界，他就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
当时有人把鲁迅、茅盾称作《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子”，黎烈文顶住压力，大量发表鲁迅的杂文，鲁迅也十分支持和关爱这个年轻人。他在文章中，谈到黎烈文的个人遭遇也充满关切和期待。鲁迅说：“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我是后来读到黎烈文在《崇高的母性》中的那些忧郁、沉痛的悼亡文字，才多少体会到他的心境：经过十年漂泊，他们夫妇深情相爱，有了家有了孩子，偏偏这时，其中一个人撒手而去，这完全打乱了一个正当年的人的生命节奏。所有的悲哀化作眼泪，滴成文字：“我独自睡在你临终的床上，我用着你临终所用的被和枕，我总望你给我一个梦，可是没有，天亮了，我只好倚枕呜咽，对着你的照片垂泪。冰，你忘了我吗？”（《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崇高的母性》第3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版）
这个时候，来自长辈的温暖简直就是照亮內心的眼光。他一个大男人抚养小孩在很多地方常常力不从心，有一次到鲁迅家，看到海婴的绒织衣服很好，黎烈文无意中赞美了几句，问购衣处，没想到鲁迅说是许广平织的，并立即让他选定颜色，让许广平织一套送给黎烈文的孩子，“后来，又觉得单是秋季的还不够，并叫许先生连冬季的一套也代我织了。这两套衣裳，可以说是我的小孩穿过的两套最美的衣裳，这里面不单是包藏着许广平先生的优良的手艺，同时也织入了一位伟友的真挚的友情。”（《真是一个好老先生啊》，《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433页，作家书局2011年9月版）那些与鲁迅交往的细节，在黎烈文的头脑中历历在目：
每次到他家里去了，我常是被他和许广平先生的殷勤的招待，弄得有些惶惑。在爱留朋友吃饭一点上，我觉得鲁迅先生很象我们家乡的一些亲戚长辈。四五点钟的时候到他家里去，他要留吃晚饭，那是不用说的了，有时，我因为不愿太多扰他，特地选着距离晚餐时间很远的两三点钟去看他，结果也一定给他留着长谈，等你要走时，他便说：“我们提早吃饭。”还是叫你吃了晚饭再走。（同前，第433页）
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这样的师长关爱、扶持，哪怕是呵斥，那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难怪黎烈文、萧军、萧红、黄源这些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鲁迅。当然，还有巴金。巴金与黎烈文从相识到相知也与鲁迅有着直接关系。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黎烈文为《申报·自由谈》托人向巴金约稿，两个人渐渐成了朋友。巴金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薛觉先》《游了佛国》《三等车中》等“旅途随笔”。后来黎主编《中流》，巴金收在《短简》中的很多自述文章，如《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我的路》《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答一个“陌生的孩子”》等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然而，真正将这批年轻作家聚拢在一起的是鲁迅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那时几个熟人都在编辑文学杂志，在《作家》（孟十还主编）、《译文》（黄源主编）、《文季月刊》（靳以主编）之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也创刊了。这些人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烈文和黄源常去鲁迅先生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看望先生，出来常常对我谈先生的情况，我有什么话也请他们转告先生。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当时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就这样，“到了1936年下半年我们就相熟到无话不谈了”（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们两个人还共同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拿去请鲁迅和诸位朋友签名后发表。当“两个口号”引起轩然大波时，又是鲁迅站在前面替他们遮风挡雨（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情况，可参见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等文，收于《巴金全集》第19卷）。
在黎烈文、巴金这一辈人的记忆中，一定都有着一个30年代的梦，那是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大展的岁月，他们用青春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辉煌篇章。1975年9月尚未获得完全自由的巴金，在信上谈到“30年代”旧梦犹存：“你这次来沪，相聚的时间并不多。路远，车挤，还有上了年纪，热情衰减，要是在30年代，路再远，一天还要跑几次。但究竟晤谈了好几次，使我又想起在鲁迅先生周围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的那种热情，多么值得怀念！”（巴金1975年9月14日致黄源信，秋石、黄明明编《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巴金与黄源通信集》第86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萧乾也念念不忘那时的生活：
那是很热闹的两年（指1936、1937年——引者）：孟十还编着《作家》，靳以先后编着《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个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萧乾文集》第4卷第25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大东茶室”相当于一个文艺沙龙，聚集着当时文坛上一批生机勃勃的文学力量，直到抗战的烽火打碎了他们的沙龙梦，大家不得不各奔东西。
1938年10月，巴金和黎烈文在香港还有意外的相遇：
但我这次在九龙和香港的一星期勾留，却也并非全没值得留恋的地方，和巴金靳以分别已经好几个月了，这次竟以意外的机缘，在这南中国的海岸邂逅相聚，怀着感慨不尽的心情，同游了宋皇台和九龙故城，同在香港幽僻的山道上作了一回远足散步，这都是我们近年少有的盛事。……我现在追记到这里，那边澄碧的海水，蔚蓝的天空，还依稀映在我的眼底。（《战时旅况》，《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79页） 此后，巴金辗转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写书、印书；黎烈文则在福建主持改进出版社，“他做了官，但官气不多，思想也还不是官方的思想”（巴金：《怀念烈文》）。而再一次相见差不多要等上十年了。
二
九年后，在南国的芬芳中，巴金与黎烈文有着重逢的喜悦：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巴金《关于丽尼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第57—58页）
这次旅行是在1947年6月20日至7月中旬，巴金为调解朋友家庭矛盾而来，也看看有没有可能开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台北分社。后一件事情，黎烈文也从中帮过忙。“文革”期间造反派编印的“巴金的黑关系”的材料中曾引用过一封没有具体日期只说“解放前夕”黎烈文给巴金的信：“时局不定，文生社能在台北弄一个分店，或办事处作退步，总是好的。儿玉町大学书店斜对面（离以前索非弄的国语函授学社很近）有一所店面房子，地点既好，开间也大，又不要顶费，只要预付一年租金，租金也还公道。这房子是公论报的，如果早说，毫不成问题；现在却有人在抢，我已和李万庆闹过几次，叫他无论如何分一间给文化出版社，现在虽还没谈妥，但大概可以成功，这事陈晖当有详细的信报告你们。”（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1967年9月印）巴金在给田一文的信中也谈到过去他的“计划”：“济生已去台北，想在那边设一分店，不过我看好的房子已经让别人顶去了，能否找到房子，还难说。我的计划是从小做起。文生社目前没有什么大计划，年内只想把积稿印出一部分。”（巴金1947年8月11日致田一文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268页）此事没有做成，除了合适的房子没有找到具体原因之外，与当时的台湾不是搞出版的上佳之地有关，至于随国民党到台湾把这里“作退步”的打算恐非巴金所愿。
台湾之行伴随着清山秀水的是朋友的久别重逢，“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198页）“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巴金显然话里有话。从台湾回来之后，他们也曾在上海相聚：“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同前，第198页）
与此同时，巴金与黎烈文书信往来不断，这些珍贵的资料不知道黎烈文是否保留。直到“文革”时，巴金还留下不少，前面提到的造反派编辑的那份材料上就曾说：“巴金保留了此人很多文件。从信件中看出黎赴台后，长期以来同巴金通信并有关于译书、出书等事宜和经济上的往来。”可惜在目前整理出来的巴金文献资料中，黎烈文的信并不多，有一封大约写于巴金去台湾之前，其中黎烈文谈到托巴金带东西和一些译著的出版事务：
芾甘兄：
十四日信收到。我不知东西涨得那样快，以为剩下的款子买了表还可以买皮鞋，弄到你为难，真是好笑！
表既已不能买，那么除买一双皮鞋外，余款请代购厚白纺绸（做衬衫用的），尽钱买。如纺绸太贵，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一件衬衫料时，就请代购细薄的白色府绸好了。
洪兆钺兄昨天来玩过，我们请他吃了一餐便饭。我看他头脑很清楚，人也能干、活泼，很可以做些事情。
梅里美集的序文，我等训练团的工作结束后就动手写，大约下月底可以寄上，总还来得及吧。我以前在《译文》上译登过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作的一篇《一位停滞时期的天才——梅里美》（后来曾收入《邂逅草》内），最好能收入梅里美集内作为《附录》，不知你能找到这篇文章不？
我早几年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不知你看到过没有？虽不是名作，但写得还不错，在希特勒最得意的时候，它就预言他的溃败，后来的情形，竟和书中描写的没有两样。作为文艺作品看，也并没有失掉时间性。文化社专出名著，印这书也许觉得分量轻一些，不知有没有新兴的书店或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书？假使有人向你拉单行本稿子时，请你留心替我介绍介绍。（那书曾由改进社印过三版，共六千都已销完，新五号字排，共161面，现改进社已停办，此书我保有版权），出版条件是抽版税，能预支一笔版税最佳，不能预支也没有关系，不过出版的书店要靠得住。
我现在教书改卷子很忙，剩下的一点点时间，逗逗小孩也就完了，没有办法译点东西，真是憾事！下半年如能将大的一个女孩送去托儿所，粤华也许能抽空给《少年读物》写写稿子。
匆匆 祝
双好！
烈文
五月十九日
从信中提到的“梅里美集的序文”推斷此信写于1947年，此书当为黎译的《伊尔的美神》，该书收入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于1948年2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故居现在还保留了一本黎烈文的签赠本，毛笔的题款：
送给
芾甘，并谢谢
他给这书的助力！
烈文
在该书的后记中，黎烈文还特地感谢“P﹒K﹒兄”（巴金）的“催促”：“虽是经过那样悠长的岁月才能献出的一本名作的拙译，我还得在这里感谢一位朋友的鞭策：没有P﹒K﹒兄十年来几乎每封信上都不会少的催促，这个译本也许还得再过若干时才能和读者诸贤见面呢！”（《〈伊尔的美神〉后记》，《伊尔的美神》第348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2月版） 信中提到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当为后来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三帝国的兵士》（霍尔发斯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9月版），最初是为《现代文艺》杂志翻译的连载小说，1941年由改进出版社初版，此次重印，在“卅七年十一月于台北”写的《新版序》中，黎烈文再一次感受到战争的阴云和时代的迷雾：
现在整个世界又被第三次大战的愁云惨雾笼罩住了，希特勒可以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人类真也是一种愚蠢善忘的动物，一次灾难还没有完全过去，又在蕴酿着另一次更大的灾难。我们不知世间多少有用的青年又要像“第三帝国的兵士”一样受骗，觉悟，而终至无可挽救地归于毁灭！（《〈第三帝国的兵士〉新版序》，《黎烈文全集》第10卷第111页）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一个文弱书生，面对物价飞涨、生活的艰辛的无奈，“能预支一笔版税最佳，不能预支也没有关系”，既可以看出急于用钱的窘迫，也能体味出不想为难朋友的善良和不向人乞食的自尊。黎烈文的夫人许粤华后来写给巴金的信中，也谈到此事的生活：“我也想起当年我们在台湾时物资缺乏，你和她不辞繁琐替我们采购日用品及老幺忍之的奶粉等等一次次寄来。”（许粤华1980年10月15日致巴金信，巴金故居藏件）
三
1949年下半年两个人的通信中断。以后的岁月中，不知道黎烈文是否常忆起与鲁迅及其他友人在一起的日子——“鲁迅”这个名字在台湾已成禁忌，公开谈论已不可能。在巴金这一面，鲁迅被捧上神坛，已不是那个慈父般的小老头。而与鲁迅交往的这批青年人，也各有各的遭遇。冯雪峰成了大右派，胡风是反党集团的头目，巴金也是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不管怎样，“黎烈文”的名字是不可能从巴金的脑海中抹掉的：
抗战胜利后陈仪去台湾，他（黎烈文——引者）也到了那里，在报社工作。他相信做过鲁迅先生的同学又做过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和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后来他得罪了报社的上级，丢了官，陈仪也不理他了。他怀着满腹牢骚到台湾大学教几小时的课，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则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五十年代初期连陈仪也因为对蒋介石“不忠”在台北给枪毙了。后来我又听到黎烈文牵连在什么要求民主的案件里被逮捕的流言。又过若干年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比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2页）
对于这一段生活，黎烈文本人虽然描述不多，但从他的文字还是能够寻出蛛丝马迹：
回忆当年翻译此书时，译者年方三十，刚从欧陆游学归来，满怀壮志雄心，要做些别人所不愿做、不屑做、或不能做的事，想以毕生精力好好介绍几本法国文学名著。那时我既住在出版条件最佳的上海，而又生活安定，有图书参考之便，有友朋切磋之益，一两年内，确是摒弃世事，埋头译述，有过些微成绩：佛郎士的《企鹅岛》，赖纳的《红萝卜须》，莫泊桑的《笔尔和哲安》，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梅里美的选集《伊尔的美神》，和罗逖的《冰岛渔夫》，都是在这短短时期内陆续译成的；介绍过几部近代作品之后，我进一步发宏愿，要翻译法国心理分析小说大师斯汤达尔的全集，可是一部“红与黑”才译出二十万字，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也就放下一切，奔赴国难，在海疆前线负责一个出版机构达八年之久。那时终日忙于琐务，面对着种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再不能沉潜旧籍，从事古典名作的翻譯。迨抗战胜利，来到台湾，又以时会艰难，遭遇种种意外的变动，生计日蹙，负担日重，更没有心情重理故业。近两年来，虽时或为报章杂志撰译些小品，那无非为贴补生活之计，谈不上任何成绩。总之，译书微志，廿年无成，这虽可说是时代的牺牲，究竟也还是自己因循度日，未能及时努力之故……
他还“十分惋惜自己过去的空白，深愿在残余的岁月中，犹能对中国译述界有所贡献”（《冰岛渔夫》再版赘言，《黎烈文全集》第1卷161-162页）。在思想和言论都没有自由的年代里，生活的压力，大约是他唯一可以自由倾倒的苦水。在《红与黑》出版后记中，他又表达了“壮岁执笔，皓首垂成”的感慨，一部书从开始到译完用了三十年：1936年在上海通过穆木天接受沈尹默的要求，开始着手翻译，“可是计划定了之后，因为忙于其它事务，译稿仍迟迟未能动手”。直到抗战前，上册才译完，抗战爆发，颠沛流离之中，虽然仍旧带着原著，可是，“我和亲友们忧心时局，每天到处打听战争消息，那还有心情从事翻译！”1938年到了福建，更有时过境迁之感，翻译之心渐敛，一住八年，而《红与黑》一字未译。1947年，稿子又到台湾，“但此时也仅仅续译了四五万字就又搁下。因为以后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我们遭到了时局的空前混乱，币值的急遽贬落，像我这样百无一用的书生，只能做些可以迅速获酬的工作来勉强应付一家的生活，再也没有心情从事皇皇名著的翻译，而这一搁竟又搁去了许多时日”。直到1955年，“我当初动翻译《红与黑》时尚只是三四岁大的大儿子已经毕业台大；他获得了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我得给他筹措路费”。为此才动念续译，但好事多磨，后又几经折腾，直到1965年，才译完这部名著。（详见《〈红与黑〉出版后记》，《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534-538页）
据说康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格尼斯堡，他每天的生活像钟表一样精准和有规律，每天下午都在当地的一条街上散步，准时程度，邻居可以据此校正钟表，他散步的那条路后来被命名为“康德小道”。巴金和黎烈文们何尝不想如此？然而，战争，社会动荡，显然让这些成为奢望，一代才华多为此误。
穷困，恐怕只是黎烈文后半生生活的一个表象，内心真正的苦楚和不自由却又无处诉说。他的夫人许粤华谈到过颇具书生气的黎烈文与污浊的官场中人周旋时的艰难：
在福建时，烈文深得陈仪的赏识和信任。一次二人随便谈起办一个印刷所大约需要多少钱，不二天不经申请，就拨给改进出版社一笔不小的款子让他添设印刷所。烈文接得公事后激动得连说：“我可以为他死的！”（后来也幸而有这小小印刷所，解决了东南角小学校的教科书荒。印教科书老黎怕有弊端发生，油墨纸张都向公营机构采购，一切光明正大。而省教育厅却认定这是一个肥差，教育厅长徐箴公然向老黎索取油水。老黎向他解释公家对公家毫无回扣，那初初上任时到处显示他的破裤子表示廉洁的教育厅长，竟当面污辱老黎：“唉，唉，总归有的！”这个厅长后来在太平轮中沉掉了。）不料陈仪后来却听信小人片面之辞，没有查问，就把老黎的副社长解聘了！那也是他的一页伤心史。当时交通工具都为长官公署所控，我又即将生产，既不能离开台湾，生路几绝，软弱一点的人会自杀的。军人出身的陈仪还是个粗胚！1969年他病倒后作心脏检验，医生发见他心上有伤疤，诚伤心人也！（许粤华1980年6月10日致巴金信） 一个不愿与流俗苟同，在乱世中艰难地维护着自己尊严和清白的知识分子，“诚伤心人也”。他们这一批南渡的知识分子，心境十分复杂，家国之变中的个人遭际，内心的取向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一切只有默默承受。同样由大陆去台的台静农，后来羁旅于此，晚年的一段文字让人感受到无言的苍凉：
台北市龙坡里九邻的台大宿舍，我于一九四六年就住进来了。当时我的书斋名之为歇脚庵，既名歇脚，当然没有久居之意。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曾有诗云：“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然忧乐哥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于是请大千居士为我写一“龙坡丈室”小匾挂起来，这是大学宿舍，不能说落户于此，反正不再歇脚就是了。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龙坡杂文〉序》，《龙坡杂文》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
1948年10月，黎烈文也曾借助他译作的出版倾诉衷肠：“在目前这苦难的时代，许多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既不能或不愿投身于炮火中，而又不肯随俗浮沉，蝇营狗苟，于是，这位住在‘楼顶间’的穷苦哲学家的悲天悯人的怀抱，及其安贫乐道的精神，便更加令人向往。我们这时候读梭维斯特的这本书，不单可以稍稍忘记自己身受的痛苦，也许还会觉得有一点力量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弟兄。”（《〈爱的哲学〉后记》，《黎烈文全集》第13卷50页）后来，大约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了。他的学生颜元叔描述过在课堂上的黎烈文：“黎先生在课堂不说闲话，来了便上，上完便走；走起路来，目不旁视，双眼稍稍斜向地面，神态颇是冷漠。”（《怀念黎烈文教授》，黎烈文著《法国文学巡礼》第1页，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年9月版）这种“冷漠”是不得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结果吧？
人，总是要寻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为这无言的苦闷，夫人许粤华一直劝导他信仰“主”。据说他起初并不相信，曾经撕过《圣经》，但是已是虔诚基督徒的许粤华一直抄录《圣经》中的语句，在他旅行的时候给他带在身边。1958年10月31日晚上，兼课东海大学的黎烈文在大学宿舍中读到许粤华录赠的《圣经》中的诗篇曾写了两首答诗，其一是：“人生如一梦，前事瞬成空。唯此赠言意，可慰苦劳心。”其二为：“山风怒吼动遐思，重读诗篇夜已迟。为感闺人临别意，愿蒙神爱启愚痴。”许粤华认为这是黎烈文“皈依”“主”的开始，当然，她看到的是“愿蒙神爱启愚痴”；然而，我看到的是“人生如一梦，前事瞬成空”，“前事”是什么，“一梦”又因何“瞬成空”？
这个时候，海峡对岸的巴金，正在经历“拔白旗”运动，遭受姚文元等人无端批判，又敢怒不敢言。
看来对于他们，“前事”总也不能“成空”。
四
想不到，巴金再一次与黎烈文的“相遇”是在如此尴尬的岁月中：
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这一句话在手稿中，最初写道：“倘使我没有记错，我在一九五八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中看到了一条注解：”），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197页）
对于黎烈文的这个评价，巴金一直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黎烈文去台湾完全为了私人的生活原因，更何况黎并没有什么反动言行。这个时候，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口难言。直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巴金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为不能替朋友抹去身上的污水而深深自责，因此也不管是否不合时宜，他开始“为故友的亡灵雪（辩）枉的冤”（《怀念烈文》中手稿被删除的文字）。巴金是借助鲁迅著作注释、年谱编撰和文艺界重提“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这一时期，巴金至少有三次涉及黎烈文。一次是1977年6月20日，日記中记道：“陈鸣树同‘鲁研室’五位同志来，谈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先走。”（《巴金全集》第26卷第133页）7月18日：“复鲁研室信（退回记录稿）。”这份谈话记录稿笔者未能查到，但很可能就是下文中楼适夷看到的一份。差不多同时期，6月29日：“写了《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通信。”30日：“八点上楼抄改补充《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通信。”这篇题为《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及其他》的短文发表在1981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8）》上，谈到了黎烈文参与起草《宣言》的经过，但对黎本人没有评述。第三次是1978年4月29日：“上午师大黄成周、陈子善来谈鲁迅书信注释事，坐了大半个小时。”5月3日：“师大鲁著注释组来信。寄还师大鲁著注释组的记录稿。”（《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7、238页）这次谈话，巴金直接替黎鸣不平，当年的访谈者之一陈子善对此也印象深刻：“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为好友黎烈文辩诬，严肃指出把因私人原因而去台湾大学执教的黎烈文说成是投靠国民党的‘反动文人’，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陈子善《四见文学巨匠》，《素描》第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5月版）这次谈话后来发表出来，关于黎烈文，巴金说：“黎烈文在抗战胜利以后去台湾，先担任一家报纸的编辑，因与老板意见不合而去职，后来一直在台北大学任教。……我一九四七年去台湾时见过他，他在那里生活并不好。以前有些注释本说他是‘反动文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与事实不符。他已在前几年去世了。”（ 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巴金全集》第19卷第490页）
这是巴金早就想表达的意思，他终于一吐而快。但在当时，即便与他私交不错的楼适夷也不能理解，他看到了“打印的您对复旦年谱组访问的谈话记录（内部稿）”后，立即写信给巴金表示不同的意见： 我在47年冬去过一次台湾，为了私事，兼带游览，住了四五天，去找过一次黎烈文，那时情况，已与你同他见面时不同。我事前已听说在国民党一个什么政治学校当教官，这个学校是训练特务的，本来不想见他了，但因离苏北时黄源托我打听他久无音信的儿子伊凡的下落，想找粤华了解，所以还是硬着头皮找上门去。果然他态度很暧昧，见了我好像吃惊，我不知他是善意还是恫吓，问我为什么来台，住在什么地方。我见神气不对，故作镇静说随便跑来玩玩，住在一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朋友家里。他告诉我您到台湾去过，此外边很少共同言语，本来我先见粤华问伊凡下落，粤华一见他出来就不敢提了，他问我们谈谁，弄得十分尴尬，再无共同言语可说，只好兴辞而别。照我看这情形，官气十分，已无过去印象，或者称做反动文人，也够资格了。当然以后的情形我也并无所闻。（楼适夷1978年9月15日致巴金信，《写给巴金》第100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黎烈文在台湾省训练团高级班做讲师只是为稻粱谋，从前引他给巴金的信可知，训练团连信都不给他转，显然，他在这里并不受尊重。楼适夷是中共党员，听说黎烈文在“训练特务”的学校教书，保持必要的警惕是正常的反应，“我见神气不对，故作镇静说……”多半是他自己紧张、过敏，因为朋友见面“问我为什么来台，住在什么地方”本来也属正常，只有自己心虚才会怀疑对方是探听消息准备举报。至于后面谈到“本来我先见粤华问伊凡下落，粤华一见他出来就不敢提了”，这样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黎烈文的太太许粤华（笔名“雨田”）是黄源的前夫人，后来才嫁给黎烈文的。“伊凡”是许粤华和黄源所生的孩子，在现任丈夫面前避谈前夫的孩子，有所避讳也是人之常情，并不能反证黎烈文“官气十分”。实际上，巴金在《怀念烈文》的手稿中曾经直接表达对楼适夷信的不同意见，他强调了黎烈文并无“官气”，不过是不求闻达的书生。他明确表示：“这份材料后来让一位朋友看见了，他写信告诉（给）我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坚持说黎是‘反动文人’。他并不曾举出可以说服我的理由。”“但是那位朋友并没有被我說服，其实即使他相信了我的话（给说服了），他的话也起不了作用，那个时候他还处在无职无权的状态。”这些话在定稿中都删除了。《黎烈文全集》的编者许俊雅教授后来评价：“巴金在文坛德高望重，可谓一言九鼎，随着时间的沉淀，污泥终于可自黎烈文身上拭去，终于能恢复自身原来的形象——一个真正的黎烈文。”（《黎烈文及其编译志业》，《黎烈文全集》第1卷第14页）
关于黎烈文的最后，在许粤华后来给巴金的信上有过详细描述：
关于烈文身后的情形，你听到的与事实略有出入。烈文的夙愿是要把三个孩子全送出国。但自己教书所得只抵得美金50元，连上稿费也不过百元，如何能培植儿辈出国呢？唯一的办法是鞭策他们争取国外的奖学金，因而不许他们走文史的路子，逼他们搞理工，孩子们因此也相当吃苦。十一、二年前出境与美国签证都日益严格，他唯恐忍之走不成，病倒前一直叹说：“细伢子能出国我可死而瞑目了！”结局果如所愿，孩子于1969年8月16日成行，他于11月5日病倒；三年后瞑目，聊可谓无憾矣！所以那时已毋需负担孩子们的教育费用。相反地，三个孩子还合力每月寄回百数十元充当乃父病榻之用，贴补了为数有限的退休金之不足。丧事中我不接受官方的赠与，因为我觉得其中不无“救济”之意。（许粤华1980年10月15日致巴金信）
烈文的丧仪，我是完全用纯正的基督教仪式举行的，学术界参加的人不少，大家静坐聚会，相当庄严肃穆，曾为许多非基督徒所称许。我曾给他购备最好的棺木，并由姊妹们替他缝制讲究的衣衾；老黎设若有知，可能还会嫌我浪费。只因卧病三年，他已瘦得脱形，外人遽然见之，致有可怜、凄凉之感；而我当时，倒还因有教会中人扶持及台大诸师生协助而得相当安慰。（许粤华1980年6月10日致巴金）
黎烈文去世的1972年，巴金失去了他挚爱的妻子。妻子去世后，巴金几乎一夜之间头发变得雪白。直到“文革”结束，他才能撰文怀念妻子，也没有忘记老友黎烈文，在《怀念烈文》的末尾，巴金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4页）紧接着这句话之后有一句话在定稿中也被删除了：“现在不是我替他雪冤、倒是我们向他学习的时候了。”我相信这句话表达了巴金真实的思想感情。在《随想录》写作的过程中，巴金不断地回忆起自己的老友，于私是表达友情，于公则是为被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确立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传统。巴金所赞扬的黎烈文即使清贫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所在吗？
五
在整理资料中，我还发现一封与黎烈文有关的书信：
巴金同志：
关于小儿烈文在平明出版社的版税，承你照顾准予陆续支取，自一九五四年二月至一九五五年十一止，先后共收到人民币壹仟四佰拾元，现在该社又交来捌佰玖拾壹元三角，总共收到人民币贰仟叁佰另壹元三角（包括银行利息捌拾贰元一角八分）。该社并附来账单，核对无误，总收据已由我签具交该社收存。
两年以来，蒙你关垂，我的生活得以安定，感激之忱何言可喻，持此志谢，敬请著安。
黎黄松 启
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
写信人黎黄松，是黎烈文的婶母，出生于泉州的书香、官宦之家。她本名黄松（1887-1982），字渔仙，1904年嫁给黎桐曾后从夫姓。她生有二女，丈夫病故后，把丈夫堂兄弟的儿子黎烈文收为嗣子。据说黎烈文赴日、法留学，除了自己的收入外，也曾得到她的资助。她习画擅古琴，长期生活在上海，1953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晚年，回到泉州与女儿团聚，并终老于故土。
巴金主持出版社，编辑、出版朋友的著作，不仅传播文字思想，还常常为生活不稳定的文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支持。比如沙汀，就曾预支过稿费，以解燃眉之急。黎黄松的这封信，所谈的也是关于黎烈文稿费的处理办法，黎既然无法支取，那么就付给他的亲人，这也体现了巴金做事情的善始善终和对朋友的情谊。直到上世纪80年代，黎烈文已经去世，巴金与黎夫人许粤华恢复联系后，仍在为亡友的著作出版和稿费等事情费心。巴金与许粤华的通信中数次谈到这些事情： 有些省市出版社想重印烈文的译著，他们要是写信来问我，我该怎样回答？可以印吗？稿费给谁？（巴金1981年7月3日致许粤华信）
《冰岛渔夫》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编辑室来信问我“应如何付给译者亲属”，要我“代询黎烈文夫人”。你说版权已卖掉，但不应包括在大陆的发行权。我的意思这本书的稿酬可以付给烈文在国内的亲属。以后如重印别的译著，可分作两份，一份留给你，送国内的亲人。我颇有意让一家出版社为烈文出一“译文选集”。你同意或默许么？（巴金1981年8月2日致许粤华信）
我马上去信给广东人民出版社，通知他们将《冰岛渔夫》稿费寄一半给黎岳烽，不知是否来得及，因前几天我得到黄子键来信后曾通知出版社把稿酬寄到福建泉州去。……《红与黑》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我今天把样书给了他们，详情以后再谈。（巴金1981年9月6日致许粤华信）
通信中也提到黎黄松：“黄松女士仍在福建，看来身体还好，寄上剪报（香港新晚报）一份。”（巴金1982年6月5日致许粤华信）但不久巴金便报告了老太太去世的消息：“前信当收到。今天在上海文化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才知道黄松老太太已在两个月前逝世。现在把消息剪报寄给你看看。”（巴金1982年7月26日致许粤华信）
许粤华还委托巴金办理资助黎烈文在大陆亲人的事情，其中提到黎烈文弟弟烈祖一家的遭际也颇令人感叹：
倒是烈文有一个胞弟烈祖（73岁）尚在湖南，他和他的下一代需要接济，我也曾稍稍寄过他们一点钱。烈祖为人非常忠厚，一辈子在电讯界服务，曾在青岛电报局工作过，并在湖南当过好几县的电报局长。解放后他在湖南靖县任局长，曾因亲自整理电讯器材被一大捆电线压断了一条腿。因为接骨较差，就跛了一条腿。文革期间，四人帮给他“国特”（大概是因为烈文及老三烈师都在台湾吧？）的罪名，被监禁了三年，连他最小的儿子（共有三男三女）也连累受迫害。他的太太也于他受难期间病死了。平反出狱后，目前总算靠退休金度日，但原该发还他四五千元人民币工资，因限于财政困难，虽经念之致函湖南省委毛致用亦无反应，仅发给100元人民币了事。 烈祖的大儿子纪青，生于1933年，原是一名空军。据说十二年前因结识一个女性，言语不慎，曾以“泄漏军机”罪判刑十二年。本来要到今年底始可恢复自由，但因服役期间（机械之人）表现良好，所以今年七月获得提前释放，可是这一生也几乎已经完了！近接烈祖来信说：纪青找不到工作，只好自己设法谋生；他想购一架照相机，当一名流动性的照相师以糊口，但苦于没有这笔本钱。……我心中正在作难，你的提议来得正好，《冰岛渔夫》的就送给烈祖吧！（许粤华1981年8月27日致巴金）
——这些似乎都是些鸡毛小事，但是认真想一想，朋友是什么？是在大节上对友谊的忠诚，这一点巴金和黎烈文做到了；但朋友相处的时光更多的都是由这些杂七杂八的小事构成的，大事小情你都可以托付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就像许粤华想以黎烈文的稿费资助黎在国内的亲属，但出书发生了问题，巴金却淡淡地说一句“我可以代办”一样，他毫不犹豫地把朋友的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红与黑》出版事发生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最近就译文提了不少意见，建议修改，我无法解决。我了解关于译文两代人各有自己的看法，我无法说服他们。总之，我不会改动烈文的译文，倘使讲不好，就不给四川出了，以后再考虑给别处。书虽然一时出不了，但你如需要帮助烈祖他们，仍请写信来，我可以代办。”（巴金1982年6月5日致许粤华信）
在巴金与许粤华的交往中，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一件是他们刚刚恢复通信时，许粤华考虑到经过十年“文革”，巴金的生活一定很困难，曾给巴金寄过钱（支票）：
附上小小支票一纸，是我用现款向亲家（住在附近）杨元忠换来的，希望你用来买点营养品享受，或带着孩子们出外小吃小吃。靳以和我们同在福建时，常要老黎请他上快乐轩“快乐快乐”，希望你哂纳这个情如手足的人遥寄的一点微意！人生真是梦一般啊，尤其是这数十年！（许粤华1980年6月10日致巴金）
支票是在夏威夷工作的一个青年陈若融开的，他母亲是我的好朋友，那是我用现款交换来的，请安心兑用。眼睛不好，多吃蔬菜水果总归是有益的，请保重，尽量少用眼力。（许粤华1981年3月23日致巴金）
许粤华用“情如手足”来形容他们的关系，这里也能看出她對朋友的牵挂和热心。1980年7月9日的信上，巴金对许粤华说：“支票收下，谢谢你的好意，只是我心里不安，我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最富有的了，钱对我毫无用处，但你那张支票上保留着几十年的不变的友情，我将永远保存这样可贵的东西。请多多保重！”许粤华大约不相信老朋友的话，以为巴金在客气，后来还寄过钱，于是就有了巴金再次的辞谢：“首先我感谢你又寄钱来，这说明你对我的关心。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你不相信我的话，我明明说我有用不完的钱，请你不要寄钱给我，这不是客气话。最近为了创办文学资料馆，我捐献了十五万人民币，现在还使用你寄来的四十五元人民币，实在感到惭愧，这次我收下了，以后不要再寄啊。”（巴金1982年4月27日致许粤华信）许粤华的生活并不富裕，“因为自1977年以来，我的个人开支一直是藉社会福利金以维持的；雷根上台后，他对各方面大施紧缩，甚至刮到老人身上，申言未曾工作过的老人将停发福利金。我来美后忙于照顾外孙，从未出外工作，可能到年底就会被取消资格。” （许粤华1981年8月27日致巴金）可是，她会想着老友。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一切名利真如过眼烟云，还有什么能比这“几十年的不变的友情”更金贵的？
另外一件事情，同样能够看出巴金一代人的交友之道。大约是看到巴金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到晚年精神仍然处在痛苦的求索和挣扎中，许粤华多次写信劝巴金信奉“主”，这也曾是他们见面交谈的重要话题。“芾甘兄，我常为你祷告，求主除去你的成见，让它进入你的心房，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芾甘兄，你一生所爱的青年同胞们，经过了长时期的蒙骗和熬炼，如今他们一个个都逐渐醒悟过来，成为饱享自由的、慈爱真神的儿女了。……他去世已经过了二十年；我靠着那只‘无形的手’的扶持与安抚，得以安然度过这漫长的年月。我已在老人公寓过了将近十年的独立生活。因为有主同在，我并不感觉寂寞与孤单。……芾甘兄，你是我们全家大小最敬爱的挚友，恳请你别厌烦我向你唠叨。那曾经竭力迫害基督徒的保罗，后来为基督的大能大爱所折服，转而甘心为传扬福音和维护真道而受尽苦难，终于为主殉道，完成了神的使命。……芾甘兄，老朋友不会骗你，现在正是神说纳你的时候。小小支票请兑出买巧克力！”（许粤华1992年12月3日致巴金）自年轻时代，巴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对于宗教他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尽管他感谢老友的盛情，但也不回避他与许粤华在这方面的不同看法，我所见到的巴金致许粤华最后两封通信，谈的都是此事：
我想得到你一定不满意我不伏倒在“主”的面前向他求救，我甚至不相信他的存在！对，你不能说服我，但是我不会同你辩论。我尊敬你，因此我也尊敬你的信仰。我欣意受苦，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却不需要说赐给我幸福。事实上这幸福靠要求是得不到的。正相反，我只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去，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到幸福。
谢谢你的礼物，这份生日礼物，会在我的心灵中开花，多美的花！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巴金1990年1月24日致许粤华信）
眼睛一闭，万事大吉，没有主，也没有我。只有我活着的八十九年间留下的爱憎不会消灭，我要为这感情负责。我最后编全集说是还债，也就是对自己感情负责的意思。在我，主已是多余的了。我不想“死后复活”，也不希望“永远不死”。
很遗憾我再没有机会接待您，我只好像您那样翻看两年前的照片，我推着助步器送您到电梯口。
谢谢您寄来念之、忍之弟兄的照片，我又想起了烈文，我忘不了你们。（巴金1991年1月4日致许粤华信）
彼此坦诚、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回避彼此的分歧，和而不同，这就是真正的友谊与那些拉帮结伙的酒肉朋友的最大区别。而“我忘不了你们”，是穿过漫长岁月未曾消减的情谊。对于黎烈文，也是如此。1963年在整理他一篇译稿时，想到当年朋友跟他约稿的情景，黎烈文不禁说道：“这次我偶然从旧书中发现这篇译稿的剪样，收入此集。鲁彦之骨已朽，而西彦早几年亦有郁郁病逝的传说，未知确否。这世界是不易生活的，死者未必可悲，生者未必可喜。”（《〈法国短篇小说选〉译者序》，《黎烈文全集》第9卷第2页）他仍在隔海关注着朋友们的情况，虽然不能畅所欲言，但是这里提到的两位朋友，在他感觉可能都已不在人世（其实，西彦病逝是误传），道出他们的名字对朋友亦无大碍了。在这样的小心翼翼中，也倾泻出生之感叹和悲苦——对于今天的很多人而言，那一页的历史好像完全翻过去了。但我觉得在邈不可寻之处，他们的故事仍在流传。
2014年3月19—5月29日清晨；
2017年8月5日晚改于竹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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