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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史钧杰直接关怀下，1983年10月，省委组织部把我从桐城县委办公室调到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合肥后，我直接受教于史钧杰的机会多了。他是省委和省政协的主要领导，我的专业是农村政策的调查研究。期间，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史钧杰的“三农”情结一如既往，且越来越深。他多次对我说，省委农研室4位领导周曰礼、刘家瑞、卢家丰、吴昭仁，都跟随曾希圣、黄岩、王光宇等领导多年，是我省农业问题的专家、学者，一定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学点真本事。1984年，我协助周曰礼完成《家庭承包制探讨》，并把书送给了史钧杰。他认真读后，说：“老周是安徽农村改革的一员闯将。60年代初，他跟曾政委搞责任田，改革开放后，又跟万里同志搞大包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理性认识，总结安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探索改革未来之重任，历史地落在周曰礼同志身上。卢家丰1979年3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驳张浩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为包产到户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我遵照他的指示，努力学习和工作，于1993年2月写成《潮头从这里卷起——我国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安徽诞生记》，发表在《安徽党史研究》当年第三期至第六期上。他看了很高兴，并明确指出：“安徽农村改革历史经验，要认真总结，要大力宣传。要把这份历史遗产，留给后代。”为此，他率先垂范。这主要表现在他于1993年和1995年倡导编写的两本书上。一本是《农村改革的兴起》，内容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记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发展。他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邀请安徽家庭承包制的倡导者和直接参与者王郁昭、欧远方、周曰礼、陆子修、陈庭元、朱景本和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严宏昌，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郭崇毅等27位同志撰稿，他亲自撰写了序言，于1993年9月出版。在序言中他写道：“安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并给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极大的影响。”“这场规模壮阔的历史性改革，将在我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终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的首页，刊登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于1993年6月20日在听取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李瑞环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由安徽开始。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促进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人们从农村改革中尝到甜头，增加了勇气，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从而使改革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开。这一历史性贡献，是安徽人民的功劳，是安徽人民的骄傲，也说明安徽人民有革命的精神和创造智慧。由此也可以令人相信，安徽完全可以把各方面工作搞得更好，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李瑞环的讲话，为史钧杰主编的《农村改革的兴起》一书锦上添花，也给史钧杰以巨大的鼓舞。
1995年3月我退休后，史钧杰让我到省政协机关报——《江淮时报》当总编辑钱林的助手。到报社后没几天，史钧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嘱我在《江淮时报》上着力宣传“三农”问题，写几篇有一定分量的专论。于是，我与钱林商定后，从4月28日到7月7日，开辟“农业问题刍议”专栏，连续发表了《作风要先到位》《抓紧抓好“宝”中之“宝”》《强化“命脉”意识》《要把“第一生产力”落到实处》《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5篇文章，并发表了农科界政协委员写的有关发展农业的报道。史钧杰读后，说：“此事做得不错。政协组织同样要重视农业。”
在此之前的1994年4月，史钧杰交代一个任务：编写一本安徽“三改”的书。他说，1993年我们出了一本安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书（即《农村改革的兴起》），那是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个轮子，还有一个轮子是农业生产改革，即“三改”。他提出重点写“双季稻”。他要我先拟一个编书的提纲给他看。我据此草拟了一份具体方案送他审查。他审阅后，迅即作了批示：“我想，写这本书，要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农业改革的高度来写，还是要用事实来宣传改革，不要就双季稻说双季稻。”并要求我广泛地组织作者，特别提出一定要请许少林、孟富林、张世荣这些老同志写稿，要请王劲草、李光恒等当年参加“三改”的老专家写稿，还要请基层的老劳模写稿。我遵照他的要求，向一些当年投身这场改革的决策者和直接实践者发出了征稿函。实在没有想到，征稿函发出之后，引起了改革者们的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震动他们的心灵。电话、书信纷至，上门谈稿者络绎不绝。这些在那个年代里的改革者们，当年都是风华正茂，此时大多数都年过花甲，额上已平添斧凿刀刻般的皱纹，鬓发上已洒落一层白霜，有的年逾古稀，有的已年至耄耋。被史钧杰尊称为“地委的老师”的安庆农业局局长汤涛，当时身患绝症，卧病在床。但他接到征稿函后，欣然应诺赐稿。从一个个电话里，一封封书信中，我深深感到，这些老同志依然有当年那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特别是改革精神。76岁的许少林从南昌打电话给我说：“钧杰同志此事抓得好啊！这可能是我为党做的最后一次工作，我一定尽力做好。”他在寄稿时附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亲自查阅资料，亲自动笔写作，文成打印后我亲自校对。”孟富林在百忙之中，冒着酷暑到他战斗过22年的庐江县召开座谈会，同一些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种双季稻岁月的风风雨雨，并亲自作文。我把许少林的文章给史钧杰看，他很感动地说：“许政委宝刀不老啊！”并再三嘱咐，一定要编好，校对好，印好。还特别交代，全省综合性文章，你一定要和欧远方合作写好。
经过半年努力，至11月9日，全书编成，共28篇文章，计20.4万字，书名定为《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史钧杰亲笔写了1600多字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省推广双季稻的过程，就是通过抓耕作制度、生产技术的改革，促进粮食大幅度增产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如同一部车子的两个轮子，都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强大驱动力，都是十分必要的。”序文还强调：“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给人们以许多重要启示：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其他多项改革，都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尊重实践的权威;必须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使广大干部群众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尊重人才，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向各种困难作斗争;必须研究工作方法，通过试验——示范——推广，扎扎实实地做好改革中的各项具体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一往无前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唯其如此，方能使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许多读者认为，史钧杰这篇序文写得有骨头有血有肉。欧远方读后，连声说：“钧杰同志提的两个‘轮子’同时转得更快的思想观点，非常好！非常好！这对弘扬改革精神大有裨益。”
为了弘扬改革精神，史钧杰非常重视安徽历史上改革人物的宣传，尤其重视宣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改革人物。1992年3月，省委成立了《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史钧杰是委员之一，我也是写作组成员。他一再叮嘱我，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把曾希圣的改革精神和成果如实写出来。1993年8月，我正在写曾希圣抓文艺的史事。他对我说，曾政委抓文艺是根据毛主席为滁县地区文工团亲笔题词“面向农村”的要求，坚持文艺为基层服务，为工农兵服务。9月22日，文成后定题为《曾希圣：安徽文艺大厦的奠基人》，送给《江淮文史》编辑部，《江淮文史》编辑同志将11600字的长文写了内容提要，连同原文于23日送给史钧杰审阅，史钧杰迅即审阅于24日批示：“已阅，很好。史钧杰。”并对编辑同志在发稿单上写的“此稿对曾希圣的具体评价与人物丛书中的曾希圣传略不同，编辑时需作斟酌”一段话用粗铅笔打了横杠，并写下“没关系，可以用”的批示。此文刊登于1994年第三期《江淮文史》后，史钧杰又叫我集中精力研究曾希圣在农村改革方面的功绩。后来，我写了《曾希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先驱》，他认为这个文题好，说胡耀邦1984年来安徽视察时说过：“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此文刊发于全国性刊物《人物》1997年第五期，后为《湘潮》《传记传奇》《安庆日报》《颍州晚报》《芜湖晚报》全文转载。接着，我又连续写了《曾希圣与钱正英的水利情结》《曾希圣：安徽卫生事业的开拓者》《曾希圣与邓小平的交往》，均刊登在《江淮文史》上。有些文章在发表前，呈送请史钧杰审阅，并遵照他的指示作了修改。与此同时，他又叫我写几篇安徽农村改革的有功之臣，特别嘱咐要把党外知名人士郭崇毅写好。于是，我先后采写了《为包产到户拼搏无悔的周曰礼》《为农民疾苦冒死上谏的郭崇毅》《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钱让能》《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汪言海》《张安国与双季稻》，先后发表在《炎黄春秋》《江淮文史》《安徽农村通讯》等刊物上。2002年，史均杰离休后，仍然关注农村改革杰出人物的宣传。在安徽推行责任田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嘱我下工夫写一篇省委原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为推广责任田做出的突出贡献。我花了3个多月时间查资料，采访当年的老同志，写成《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他认真审改，要我请周曰礼、陆德生二位推敲，此文后为《党史纵览》《华夏纵横》刊用。不久，史钧杰叫我把多年来写桂林栖的文章汇成一本小册子，以纪念桂林栖100周年诞辰。我遵嘱照办，书名为《回忆桂林栖》，史钧杰又带病执笔为书作序，序文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在安庆地委工作，桂林栖同志在省委领导岗位分工联系安庆地区，常来安庆指导工作，我们受教于桂林栖同志甚多，至今仍铭记于心。安庆地区在农业‘三改’和推行责任田方面，都走在全省前列，成果显著，这与桂林栖同志常去安庆，深入基层，抓点带面，精心指导是紧密相连的。”他将序文交给我时，动情地说：“我写这篇序言时，好像桂政委就站在我身旁，桂林栖同志58岁时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所以小平同志1980年说：‘桂林栖死早了，很可惜！’”
1993年，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和1994年中国农业改革15周年之际，史钧杰要求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对安徽农业发展的多次指示和小平同志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紧密联系安徽实际，写两篇学习体会性文章，歌颂毛泽东、邓小平。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既然史钧杰将它交给了我，那我就一定要努力完成。经过多番查找资料，认真学习毛泽东来安徽的指示和《邓小平文选》，并请教周曰礼，最后终于写成了《毛泽东与安徽农业》和《邓小平是全党重视农业的典范》两文，先后在《安徽日报》《安徽农村通讯》《党史纵览》《安徽农经》等报刊上发表。史钧杰看后，高兴地对我说：“你这两篇文章写成了，也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史钧杰担任安徽省政协主席期间，还为省政协办了两件好事、实事——创办了《江淮文史》和《江淮时报》。1992年12月，他亲笔为《江淮文史》写了《发刊词》。今天，《江淮文史》和《江淮时报》历届的编者和广大读者、作者，都深深怀念驾鹤西去的史钧杰。
大地之子史钧杰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徐嘉）
在史钧杰直接关怀下，1983年10月，省委组织部把我从桐城县委办公室调到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合肥后，我直接受教于史钧杰的机会多了。他是省委和省政协的主要领导，我的专业是农村政策的调查研究。期间，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史钧杰的“三农”情结一如既往，且越来越深。他多次对我说，省委农研室4位领导周曰礼、刘家瑞、卢家丰、吴昭仁，都跟随曾希圣、黄岩、王光宇等领导多年，是我省农业问题的专家、学者，一定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学点真本事。1984年，我协助周曰礼完成《家庭承包制探讨》，并把书送给了史钧杰。他认真读后，说：“老周是安徽农村改革的一员闯将。60年代初，他跟曾政委搞责任田，改革开放后，又跟万里同志搞大包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理性认识，总结安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探索改革未来之重任，历史地落在周曰礼同志身上。卢家丰1979年3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驳张浩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为包产到户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我遵照他的指示，努力学习和工作，于1993年2月写成《潮头从这里卷起——我国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安徽诞生记》，发表在《安徽党史研究》当年第三期至第六期上。他看了很高兴，并明确指出：“安徽农村改革历史经验，要认真总结，要大力宣传。要把这份历史遗产，留给后代。”为此，他率先垂范。这主要表现在他于1993年和1995年倡导编写的两本书上。一本是《农村改革的兴起》，内容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记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发展。他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邀请安徽家庭承包制的倡导者和直接参与者王郁昭、欧远方、周曰礼、陆子修、陈庭元、朱景本和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严宏昌，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郭崇毅等27位同志撰稿，他亲自撰写了序言，于1993年9月出版。在序言中他写道：“安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并给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极大的影响。”“这场规模壮阔的历史性改革，将在我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终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的首页，刊登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于1993年6月20日在听取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李瑞环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由安徽开始。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促进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人们从农村改革中尝到甜头，增加了勇气，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从而使改革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开。这一历史性贡献，是安徽人民的功劳，是安徽人民的骄傲，也说明安徽人民有革命的精神和创造智慧。由此也可以令人相信，安徽完全可以把各方面工作搞得更好，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李瑞环的讲话，为史钧杰主编的《农村改革的兴起》一书锦上添花，也给史钧杰以巨大的鼓舞。
1995年3月我退休后，史钧杰让我到省政协机关报——《江淮时报》当总编辑钱林的助手。到报社后没几天，史钧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嘱我在《江淮时报》上着力宣传“三农”问题，写几篇有一定分量的专论。于是，我与钱林商定后，从4月28日到7月7日，开辟“农业问题刍议”专栏，连续发表了《作风要先到位》《抓紧抓好“宝”中之“宝”》《强化“命脉”意识》《要把“第一生产力”落到实处》《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5篇文章，并发表了农科界政协委员写的有关发展农业的报道。史钧杰读后，说：“此事做得不错。政协组织同样要重视农业。”
在此之前的1994年4月，史钧杰交代一个任务：编写一本安徽“三改”的书。他说，1993年我们出了一本安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书（即《农村改革的兴起》），那是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个轮子，还有一个轮子是农业生产改革，即“三改”。他提出重点写“双季稻”。他要我先拟一个编书的提纲给他看。我据此草拟了一份具体方案送他审查。他审阅后，迅即作了批示：“我想，写这本书，要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农业改革的高度来写，还是要用事实来宣传改革，不要就双季稻说双季稻。”并要求我广泛地组织作者，特别提出一定要请许少林、孟富林、张世荣这些老同志写稿，要请王劲草、李光恒等当年参加“三改”的老专家写稿，还要请基层的老劳模写稿。我遵照他的要求，向一些当年投身这场改革的决策者和直接实践者发出了征稿函。实在没有想到，征稿函发出之后，引起了改革者们的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震动他们的心灵。电话、书信纷至，上门谈稿者络绎不绝。这些在那个年代里的改革者们，当年都是风华正茂，此时大多数都年过花甲，额上已平添斧凿刀刻般的皱纹，鬓发上已洒落一层白霜，有的年逾古稀，有的已年至耄耋。被史钧杰尊称为“地委的老师”的安庆农业局局长汤涛，当时身患绝症，卧病在床。但他接到征稿函后，欣然应诺赐稿。从一个个电话里，一封封书信中，我深深感到，这些老同志依然有当年那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特别是改革精神。76岁的许少林从南昌打电话给我说：“钧杰同志此事抓得好啊！这可能是我为党做的最后一次工作，我一定尽力做好。”他在寄稿时附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亲自查阅资料，亲自动笔写作，文成打印后我亲自校对。”孟富林在百忙之中，冒着酷暑到他战斗过22年的庐江县召开座谈会，同一些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种双季稻岁月的风风雨雨，并亲自作文。我把许少林的文章给史钧杰看，他很感动地说：“许政委宝刀不老啊！”并再三嘱咐，一定要编好，校对好，印好。还特别交代，全省综合性文章，你一定要和欧远方合作写好。
经过半年努力，至11月9日，全书编成，共28篇文章，计20.4万字，书名定为《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史钧杰亲笔写了1600多字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省推广双季稻的过程，就是通过抓耕作制度、生产技术的改革，促进粮食大幅度增产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如同一部车子的两个轮子，都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强大驱动力，都是十分必要的。”序文还强调：“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给人们以许多重要启示：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其他多项改革，都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尊重实践的权威;必须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使广大干部群众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尊重人才，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向各种困难作斗争;必须研究工作方法，通过试验——示范——推广，扎扎实实地做好改革中的各项具体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一往无前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唯其如此，方能使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许多读者认为，史钧杰这篇序文写得有骨头有血有肉。欧远方读后，连声说：“钧杰同志提的两个‘轮子’同时转得更快的思想观点，非常好！非常好！这对弘扬改革精神大有裨益。”
为了弘扬改革精神，史钧杰非常重视安徽历史上改革人物的宣传，尤其重视宣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改革人物。1992年3月，省委成立了《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史钧杰是委员之一，我也是写作组成员。他一再叮嘱我，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把曾希圣的改革精神和成果如实写出来。1993年8月，我正在写曾希圣抓文艺的史事。他对我说，曾政委抓文艺是根据毛主席为滁县地区文工团亲笔题词“面向农村”的要求，坚持文艺为基层服务，为工农兵服务。9月22日，文成后定题为《曾希圣：安徽文艺大厦的奠基人》，送给《江淮文史》编辑部，《江淮文史》编辑同志将11600字的长文写了内容提要，连同原文于23日送给史钧杰审阅，史钧杰迅即审阅于24日批示：“已阅，很好。史钧杰。”并对编辑同志在发稿单上写的“此稿对曾希圣的具体评价与人物丛书中的曾希圣传略不同，编辑时需作斟酌”一段话用粗铅笔打了横杠，并写下“没关系，可以用”的批示。此文刊登于1994年第三期《江淮文史》后，史钧杰又叫我集中精力研究曾希圣在农村改革方面的功绩。后来，我写了《曾希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先驱》，他认为这个文题好，说胡耀邦1984年来安徽视察时说过：“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此文刊发于全国性刊物《人物》1997年第五期，后为《湘潮》《传记传奇》《安庆日报》《颍州晚报》《芜湖晚报》全文转载。接着，我又连续写了《曾希圣与钱正英的水利情结》《曾希圣：安徽卫生事业的开拓者》《曾希圣与邓小平的交往》，均刊登在《江淮文史》上。有些文章在发表前，呈送请史钧杰审阅，并遵照他的指示作了修改。与此同时，他又叫我写几篇安徽农村改革的有功之臣，特别嘱咐要把党外知名人士郭崇毅写好。于是，我先后采写了《为包产到户拼搏无悔的周曰礼》《为农民疾苦冒死上谏的郭崇毅》《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钱让能》《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汪言海》《张安国与双季稻》，先后发表在《炎黄春秋》《江淮文史》《安徽农村通讯》等刊物上。2002年，史均杰离休后，仍然关注农村改革杰出人物的宣传。在安徽推行责任田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嘱我下工夫写一篇省委原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为推广责任田做出的突出贡献。我花了3个多月时间查资料，采访当年的老同志，写成《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他认真审改，要我请周曰礼、陆德生二位推敲，此文后为《党史纵览》《华夏纵横》刊用。不久，史钧杰叫我把多年来写桂林栖的文章汇成一本小册子，以纪念桂林栖100周年诞辰。我遵嘱照办，书名为《回忆桂林栖》，史钧杰又带病执笔为书作序，序文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在安庆地委工作，桂林栖同志在省委领导岗位分工联系安庆地区，常来安庆指导工作，我们受教于桂林栖同志甚多，至今仍铭记于心。安庆地区在农业‘三改’和推行责任田方面，都走在全省前列，成果显著，这与桂林栖同志常去安庆，深入基层，抓点带面，精心指导是紧密相连的。”他将序文交给我时，动情地说：“我写这篇序言时，好像桂政委就站在我身旁，桂林栖同志58岁时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所以小平同志1980年说：‘桂林栖死早了，很可惜！’”
1993年，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和1994年中国农业改革15周年之际，史钧杰要求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对安徽农业发展的多次指示和小平同志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紧密联系安徽实际，写两篇学习体会性文章，歌颂毛泽东、邓小平。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既然史钧杰将它交给了我，那我就一定要努力完成。经过多番查找资料，认真学习毛泽东来安徽的指示和《邓小平文选》，并请教周曰礼，最后终于写成了《毛泽东与安徽农业》和《邓小平是全党重视农业的典范》两文，先后在《安徽日报》《安徽农村通讯》《党史纵览》《安徽农经》等报刊上发表。史钧杰看后，高兴地对我说：“你这两篇文章写成了，也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史钧杰担任安徽省政协主席期间，还为省政协办了两件好事、实事——创办了《江淮文史》和《江淮时报》。1992年12月，他亲笔为《江淮文史》写了《发刊词》。今天，《江淮文史》和《江淮时报》历届的编者和广大读者、作者，都深深怀念驾鹤西去的史钧杰。
大地之子史钧杰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