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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女性文学兴起的内因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外因源于西方女权思想。长久以来批评界认为中国女性文学建立在西方语境之上。中国女性文学深受英美文学中女权文化影响，但在两者的对话间，仍凸显出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女性文学与英美女性文学的巨大差别，两者各具文化特色。
关键词： 中国女性文学 英美女性文学 影响 文化特色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作家曾创造出不亚于男性作家的脍炙人口的佳作，但她们始终无法挣脱传统男权社会的束缚，服从男权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美学标准。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文学创作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而英国女性文学发展至今已近300年，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时间也是中国女性文学难以企及的。
不能否认英美女性文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深远影响，同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女性文学独具的文化特色。
一、外来影响与趋近特征
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文坛上便出现一大批女性作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女性文学已经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出色的女性作家，使英国女性文学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19世纪中叶，美国有苏珊•沃纳、范妮•弗恩等杰出女性作家，后者更是塑造了一些具有平等意识、反抗男权社会的典型女性形象。步入20世纪后，玛格丽特•米切尔只凭一部不朽佳作《飘》便永久性地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美国男性作家中亦出现了对女性的杰出书写者——D.H.劳伦斯，男性的视角和男性的女性主义意识独辟蹊径，揭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追求的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女性的复杂心态。可以说，在现代文学范畴内，英美女性文学的成熟要远早于中国。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理论依据同样来自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社会身份疆界说”等具有对女性文学写作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都是由歐美学者或作家提出并引进中国的。英国和美国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中心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由于受到政治性因素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再一次大规模接受源自歐美的先进理论。长期处于禁锢状态的中国女性文学面对外来学说，呈现出强烈的饥渴性，对这些理论开始了理解、模仿、创新的过程。张洁、铁凝、王安忆等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传统女性主义”的特点；陈白和林染等人的“身体写作”尝试，到了卫慧等新生作家那里，则演变成对歐美的单纯模仿，兜售身体隐私用以吸引眼球，使得单纯的模仿走向失败。“因此，如何表现当代女性之间的差异，强调自我与她人的区别，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成为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1］。进入21世纪的中国女作家在吸取英美女性文学养料时，更多地添加中国式文化元素。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苏珊•福里德曼提出的“社会身份无疆界”学说，帮助中国女性作家超越了性别疆界，增添了别样的文学景观。
二、形式模仿与精神内核
无论是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淑华等中国第一代女作家，还是至今仍活跃在文坛的铁凝、王安忆、迟子建、林白、陈染、翟永明等当代作家，在女性文学主题和思想上，最初走的都是借鉴英美文学的道路。在这些女作家的早期创作中，可以看到鲜明的外来影响的痕迹。然而，英美与中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相异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亦给英美女性文学和中国女性文学留下了深深的不同烙印。在同样呼吁寻求女性的独立和自尊的文学文本中，体现出不同的精神文化内核。
英美女性文学的个人化色彩更为浓厚。简和郝思嘉们也追求美满的爱情与婚姻，但前者拒绝与有妇之夫结合，也不需要形式性的使命婚姻；后者的瑰丽爱情则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壮阔时代背景中展开，体现了极具个体诉求和强盛生命力的美学特征。与植根于现代文化土壤中的英美女性文学相比，中国女性文学的诞生则是由男性作家们唤起的。新文化的主将们在呼吁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同时，尴尬地发觉中国文坛上女性作家的稀缺，于是，在男性先觉者们的号召下，一些如陈衡哲、冰心、凌淑华等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开始了写作的尝试。这些女作家都刚刚走出家庭，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她们笔下，女性具有社会意识与家庭意识。社会问题的书写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无二致，而家庭问题的书写则有异于歐美女性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第一代女作家，渴望女子与男子拥有一样的独立人格，而实现女性个人价值的地方往往不是社会，而是在家庭。
英美女性文学仇视异性，两性冲突是重要主题。在美国作家夏绿蒂•伯金斯•吉尔曼笔下，男性全部死亡时女性方才得到救赎，女性渴望成为女巫任意摆布惩罚男人。而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仍期望理想男人和幸福家庭，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中家国观念的当代延伸。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便是典型，张洁曾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2］但这句话的产生背景是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的中国。
三、性别解构与人格建构
在中国女性文学对英美女性文学的借鉴、模仿和反思的过程中，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英美女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文学养料。从一开始的一味批判两性关系，到如今以严肃的态度关注社会人生，女性文学走出单纯性别结构的藩篱，转向关注人性、张扬人性的建构性尝试。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实绩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英美文坛不乏超越狭隘的性别视角，关注社会、张扬人性的女性作家。英国作家艾丽丝•默多克的文本颇具哲理性，可以拿来作为净化灵魂的伟大诗篇，代表作小说《大海啊，大海》期望为现代人找到精神道德新的支撑，体现了默多克对人性中善和美的哲思。同为英国女性作家的穆里尔•斯帕克则借助宗教的力量，试图让世俗人生变得有价值、有生命力，宗教思考和道德关怀的深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的女作家赢得了批评界的尊重。反观上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女性文学，不少女作家也并不满足于书写女人对男性的简单控诉，女性文学开始超越了性别差异与对立，在文本中呈现了一个大写的“人”，单纯的性别解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中国当代女作家既不缺少创新意识，又不匮乏责任感和道德关怀。在经过了新时期文学时的简单控诉之后，中国女性文学开始了自我审思。对中国文化语境下两性的人格建构，成为女性文学新的主题。中国女作家由此获得了新的、更高的视角，在王安忆的小说《遍地枭雄》中，主人公不再是女性，讨论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男女对立，人性、善恶的哲理性思辨令人耳目一新。池莉、铁凝、迟子建的创作中亦出现了以往不曾有的男性关怀迹象。从中能看出中国当代女作家对男女关系建构的有益尝试，这些文本中，正视中国传统两性文化的影响，不规避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两性现实。正是因为不寻求绝对男性化，反而真正地实现了女性心理上的自立。
“女性意识的最高指向也与人的最高指向一致，即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3］英美女性文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曾起到启迪作用，这种影响力也许还会持续。两者文化背景差异巨大，这一点并不影响两者间存在着共通的文学真谛——文学即人学。
参考文献：
［1］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53）.
［2］张洁.方舟［M］.北京出版社，1983.
［3］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歐美文学研究［M］.东方出版社，2002，（177）.
关键词： 中国女性文学 英美女性文学 影响 文化特色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作家曾创造出不亚于男性作家的脍炙人口的佳作，但她们始终无法挣脱传统男权社会的束缚，服从男权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美学标准。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文学创作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而英国女性文学发展至今已近300年，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时间也是中国女性文学难以企及的。
不能否认英美女性文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深远影响，同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女性文学独具的文化特色。
一、外来影响与趋近特征
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文坛上便出现一大批女性作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女性文学已经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出色的女性作家，使英国女性文学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19世纪中叶，美国有苏珊•沃纳、范妮•弗恩等杰出女性作家，后者更是塑造了一些具有平等意识、反抗男权社会的典型女性形象。步入20世纪后，玛格丽特•米切尔只凭一部不朽佳作《飘》便永久性地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美国男性作家中亦出现了对女性的杰出书写者——D.H.劳伦斯，男性的视角和男性的女性主义意识独辟蹊径，揭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追求的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女性的复杂心态。可以说，在现代文学范畴内，英美女性文学的成熟要远早于中国。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理论依据同样来自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社会身份疆界说”等具有对女性文学写作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都是由歐美学者或作家提出并引进中国的。英国和美国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中心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由于受到政治性因素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再一次大规模接受源自歐美的先进理论。长期处于禁锢状态的中国女性文学面对外来学说，呈现出强烈的饥渴性，对这些理论开始了理解、模仿、创新的过程。张洁、铁凝、王安忆等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传统女性主义”的特点；陈白和林染等人的“身体写作”尝试，到了卫慧等新生作家那里，则演变成对歐美的单纯模仿，兜售身体隐私用以吸引眼球，使得单纯的模仿走向失败。“因此，如何表现当代女性之间的差异，强调自我与她人的区别，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成为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1］。进入21世纪的中国女作家在吸取英美女性文学养料时，更多地添加中国式文化元素。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苏珊•福里德曼提出的“社会身份无疆界”学说，帮助中国女性作家超越了性别疆界，增添了别样的文学景观。
二、形式模仿与精神内核
无论是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淑华等中国第一代女作家，还是至今仍活跃在文坛的铁凝、王安忆、迟子建、林白、陈染、翟永明等当代作家，在女性文学主题和思想上，最初走的都是借鉴英美文学的道路。在这些女作家的早期创作中，可以看到鲜明的外来影响的痕迹。然而，英美与中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相异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亦给英美女性文学和中国女性文学留下了深深的不同烙印。在同样呼吁寻求女性的独立和自尊的文学文本中，体现出不同的精神文化内核。
英美女性文学的个人化色彩更为浓厚。简和郝思嘉们也追求美满的爱情与婚姻，但前者拒绝与有妇之夫结合，也不需要形式性的使命婚姻；后者的瑰丽爱情则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壮阔时代背景中展开，体现了极具个体诉求和强盛生命力的美学特征。与植根于现代文化土壤中的英美女性文学相比，中国女性文学的诞生则是由男性作家们唤起的。新文化的主将们在呼吁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同时，尴尬地发觉中国文坛上女性作家的稀缺，于是，在男性先觉者们的号召下，一些如陈衡哲、冰心、凌淑华等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开始了写作的尝试。这些女作家都刚刚走出家庭，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她们笔下，女性具有社会意识与家庭意识。社会问题的书写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无二致，而家庭问题的书写则有异于歐美女性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第一代女作家，渴望女子与男子拥有一样的独立人格，而实现女性个人价值的地方往往不是社会，而是在家庭。
英美女性文学仇视异性，两性冲突是重要主题。在美国作家夏绿蒂•伯金斯•吉尔曼笔下，男性全部死亡时女性方才得到救赎，女性渴望成为女巫任意摆布惩罚男人。而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仍期望理想男人和幸福家庭，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中家国观念的当代延伸。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便是典型，张洁曾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2］但这句话的产生背景是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的中国。
三、性别解构与人格建构
在中国女性文学对英美女性文学的借鉴、模仿和反思的过程中，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英美女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文学养料。从一开始的一味批判两性关系，到如今以严肃的态度关注社会人生，女性文学走出单纯性别结构的藩篱，转向关注人性、张扬人性的建构性尝试。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实绩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英美文坛不乏超越狭隘的性别视角，关注社会、张扬人性的女性作家。英国作家艾丽丝•默多克的文本颇具哲理性，可以拿来作为净化灵魂的伟大诗篇，代表作小说《大海啊，大海》期望为现代人找到精神道德新的支撑，体现了默多克对人性中善和美的哲思。同为英国女性作家的穆里尔•斯帕克则借助宗教的力量，试图让世俗人生变得有价值、有生命力，宗教思考和道德关怀的深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的女作家赢得了批评界的尊重。反观上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女性文学，不少女作家也并不满足于书写女人对男性的简单控诉，女性文学开始超越了性别差异与对立，在文本中呈现了一个大写的“人”，单纯的性别解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中国当代女作家既不缺少创新意识，又不匮乏责任感和道德关怀。在经过了新时期文学时的简单控诉之后，中国女性文学开始了自我审思。对中国文化语境下两性的人格建构，成为女性文学新的主题。中国女作家由此获得了新的、更高的视角，在王安忆的小说《遍地枭雄》中，主人公不再是女性，讨论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男女对立，人性、善恶的哲理性思辨令人耳目一新。池莉、铁凝、迟子建的创作中亦出现了以往不曾有的男性关怀迹象。从中能看出中国当代女作家对男女关系建构的有益尝试，这些文本中，正视中国传统两性文化的影响，不规避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两性现实。正是因为不寻求绝对男性化，反而真正地实现了女性心理上的自立。
“女性意识的最高指向也与人的最高指向一致，即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3］英美女性文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曾起到启迪作用，这种影响力也许还会持续。两者文化背景差异巨大，这一点并不影响两者间存在着共通的文学真谛——文学即人学。
参考文献：
［1］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53）.
［2］张洁.方舟［M］.北京出版社，1983.
［3］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歐美文学研究［M］.东方出版社，200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