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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上春树文学创作的起因与其自幼喜好文学，并受欧美经典作品的影响有着重要关系。大学前后的人生阅历以及旅居欧美的生活经验进一步汇成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源泉，也确定了他个人在写作上的异质特点，并巩固了他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作为一个深受异文化影响的非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欧美情结”之深厚与“中国之路”之漫长注定成为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需要进一步明晰和回答的命题。
关键词：村上春树 欧美情结 中国之路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是一个跨越20世纪与21世纪世界文坛的奇才。“年轻的人们认为他给大家带来了新的艺术感受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读他的作品就好像在读我们自己的人生，给我们劝慰，使我们迷离，甚至令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同作品中虚拟的生活等同起来，深切地体会小说的艺术魅力。”据有关统计，村上春树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五种语言。他的那种炫酷的、超然的、经常有些古怪的主人公形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有着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汉文化圈的读者来说显得非常另类和新鲜，令人为之倾倒。2011年4月、9月，在笔者对200名非日语专业的大学生所做的“写出你所知道的五位日本作家及作品”的问卷调查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写入了村上春树的名字和其代表作，大大超出了对传统意义上的著名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了解，甚至出现了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相比肩的局面，这些都成为日本文学研究者及爱好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存在。
一 矢志不渝的“欧美情结”
村上春树，1949年出生于日本关西地区兵库县。虽说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作家，但他几乎不太看日本文学作品，也不太了解日本作家。他的兴趣更多是投向了欧洲及美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翻译，且受益颇深。他尤其崇拜美国著名编剧、“爵士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称之为“我的老师、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同事”。当然，无论从构思、文体还是创作灵感上来说，这位作家都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这种明显的欧美化倾向首先来自于他的中学时代。村上春树的父母基本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对他虽然要求很严格，但总的来说还是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成长空间。在村上春树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全家从京都移居到芦屋市。当时，村上家订阅了两种“世界文学”杂志，这些杂志使他的文学视野集中在了外国文学中。最初的机遇和环境客观上影响并决定了他的喜好，也从少年时代铺就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综观村上春树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无论是散文还是游记都带有一些淡淡的美国味道——自我、自由、合作，体现了经济大复苏、大发展时代日本年轻人对美国文化的主动向往和追求。而村上春树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完成了少年时期的一个又一个曾经的梦想，也为自己铸就了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通向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未来或最大可能。
从素养的培养及文化雕琢上来看，村上春树在高中阶段感兴趣的并非只有小说。他自称读过至少二十遍的《世界历史全集》，对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人物等可谓烂熟于心。虽然他的作品被一部分评论家批评为缺乏政治关怀和漠视历史传统，但事实上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一个精心界定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认识与责任感。有人评价说：“村上春树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日本青年一代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上的美国化倾向。”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村上春树接受西方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印记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他所塑造的作品中的人物向往劳伦斯笔下纯粹的恋爱；听肖斯塔维奇的大提琴协奏曲和斯莱·斯通兄弟的摇滚音乐；收听美军远东广播，缅怀吉姆·摩里逊和保罗·麦卡特尼唱歌的青春时代；开爵士酒吧，热衷哈特菲尔德、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试图探索人生的多元和意义；甚至津津乐道的食物就是麦当劳、意大利面条这样的西式食品。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的作品中来自新宿、神户等地的日本人早晨起来煮咖啡、烤面包，他们的食谱多半是炖牛排、甜甜圈，还有各种洋酒和法语表现。这些现象出现在村上春树的笔下且不厌其烦地铺陈、叙述，的确揭示出战后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客我西化”及“主我西化”的性格特征。翻译家林少华评价说：“村上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这也许是其作品拥有众多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而从作为一个日本作家的身份本身来说，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欧美国家的文化情趣之中，表现出了他对代表着近代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亲近甚至是一种崇拜。
村上春树多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参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究竟会是怎样一种存在，这尤其需要评审者及广大读者等有一个理性的思考与认识。尽管他本人已经被称为是第一位与美国流行文化完全同步的作家，而如今的日本也已经步入了完全被形形色色的文化所渗透的时代。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也被视为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后战后派作家”，第一位弃绝战后时期“阴湿、沉重的气氛”，在文学中展现出新型的“美国式轻松精神追求与世界化”的作家。如果要探究村上春树作品中如此丰富的对流行文化的联系到底代表了什么，那就是在解析他这一代人对上一代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告别或悖谬的事实。假如说三岛由纪夫总想赋予人生以优美的配乐和宽银幕效果，他的作品义无反顾地很廉价地投身对“美”的追求，那么村上春树则更像《麦田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不断思考到底迷失了什么，或者是对于那些曾经神秘莫测的东西体验到一种模糊的、无以名状的预兆。也正如他本人所坦言，除了中上健次以及谷崎润一郎之外，几乎没有读过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在他的整个成长期，从未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动过。
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之所以具有欧美文学的情状，除了他丰富的欧美生活经历，还来源于对欧美文学的翻译与整理。这个工作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西方文学的知识及历史文化背景。由此，他成为了现代改变日本文学创作风格的“一个人的革命”。他在日本文学中培育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的、国际化的并且明显具有美国风味的文学趣味。在他所翻译的欧美作家作品中，雷蒙德·卡佛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他几乎翻译了这位作家的所有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他评价说：“他（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几乎令人窒息的坚实的世界，他的风格既强悍又坚韧，他的故事线索令人信服。虽然他的风格基础是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作品中有某种复杂而又具有穿透性的东西，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这一认识几乎可以看做是村上春树对本人的一次自我概括。 二 翘首期待的“中国之路”
村上春树出生于日本战败后不久，他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偏见。令人注意的是，他在《寻羊冒险记》中突破了对学生运动的狭隘视野，探索了日本与亚洲大陆的悲剧性对决。这在他生平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初露端倪。该作品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描写得很微妙而又意外地动人。而这一主题在《奇鸟行状录》中对战争的骇人听闻的描述上得到最令人痛苦的发展。
《寻羊冒险记》中，作者赋予了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驱动力联系一起。而在老板无所不包的影子帝国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吞噬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意志”，其化身就是一只“背部有星斑的羊”。这只羊于1936年进入老板的脑中，被控制一年之后来到了满洲。作品暗示正是他煽动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成为日本入侵中国的关键性事件，也是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战绩”。
《奇鸟行状录》继续了那个直到今天仍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的争论，即日本官方对于日本曾经对亚洲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的认识问题。在日本官方数十年以来一直对历史教科书故意向学生隐瞒战争罪行的行为持纵容态度之后，日本已经开始直面其过去，而《奇鸟行状录》也可以被视为这一痛苦过程的一部分。日本人现在开始认识到他们不仅仅是原子弹的无辜的牺牲品，也曾犯下过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而且这还只不过是日本对整个大陆烧杀掠抢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历史事实只是加强了这一认识的可能性罢了。
1983年，村上春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由中央公论社出版。其中也曾间接地暗示了这一事实，揭示了“我”对中国人的矛盾心理，并在最后一个小故事的结尾写道：“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尽可能多地认识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惟一我一个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并非地球仪上涂以大片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种猜想。”最终“我”也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导致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如此矛盾和复杂的感情。而这种情形在《奇鸟行状录》中就变得直接明了得多。书中最后的意象之一是“一弯新月，像是一把中国的剑”，至此为止，中国已成为日军在战争中犯下的恐怖的屠杀罪行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已经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虚拟。
1994年6月，村上春树曾前往中国东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实地考察了诺门坎事件的发生地，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追踪自己发自内心的探索过程。诺门坎事件又称哈拉哈河会战，是指1939年6月27日，在蒙古与伪满洲国交界的哈拉哈河沿岸诺门坎地区，日军对苏军进行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日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停止了北进的计划。当然，这一时机的选择有些耐人寻味。因为当时《奇鸟行状录》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刚刚登载完毕，第三部还在进行中。换句话说，村上春树在构思出本田这位诺门坎屠杀的奇迹生还者，在写边境间的相互侦察场景从而将第一部结束于山本的人皮恐怖中之前，竟然还从未踏上过亚洲大陆的土地，也还未曾亲眼见到哈拉哈河和诺门坎。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代就一直挥之不去来自战场的实地勘察。
村上春树在写《奇鸟行状录》第三部的时候，在一次接受采访被问道：“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要为你们出生前就已经结束的战争负责任？”他回答说：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我在书中读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丧心病狂。那是我的父辈的罪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中国对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曾经的梦。中国之路对于村上春树来说，和所有日本人一样，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但却永远是开放的，值得日本去感知、感悟、反思。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心理上改变了每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距离，中日两国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情上回归到一个理想的空间都需要双方，尤其是日本一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尽管村上春树在文学创作上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了欧美的文化元素，但曾经的文化母体、无法割断的历史情缘，这些都是每一个日本人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选择，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自然也不例外。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大连民族学院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阎保平：《为了诗意的栖居——现代主义经典文本解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林少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总序），村上春树，林少华译：《去中国的小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3] 孟庆枢、于长敏：《日本：再寻坐标》，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
[4] 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5] 杰·鲁宾，冯涛译：《倾听村上春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刘振生，男，1962—，辽宁昌图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关键词：村上春树 欧美情结 中国之路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是一个跨越20世纪与21世纪世界文坛的奇才。“年轻的人们认为他给大家带来了新的艺术感受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读他的作品就好像在读我们自己的人生，给我们劝慰，使我们迷离，甚至令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同作品中虚拟的生活等同起来，深切地体会小说的艺术魅力。”据有关统计，村上春树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五种语言。他的那种炫酷的、超然的、经常有些古怪的主人公形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有着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汉文化圈的读者来说显得非常另类和新鲜，令人为之倾倒。2011年4月、9月，在笔者对200名非日语专业的大学生所做的“写出你所知道的五位日本作家及作品”的问卷调查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写入了村上春树的名字和其代表作，大大超出了对传统意义上的著名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了解，甚至出现了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相比肩的局面，这些都成为日本文学研究者及爱好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存在。
一 矢志不渝的“欧美情结”
村上春树，1949年出生于日本关西地区兵库县。虽说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作家，但他几乎不太看日本文学作品，也不太了解日本作家。他的兴趣更多是投向了欧洲及美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翻译，且受益颇深。他尤其崇拜美国著名编剧、“爵士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称之为“我的老师、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同事”。当然，无论从构思、文体还是创作灵感上来说，这位作家都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这种明显的欧美化倾向首先来自于他的中学时代。村上春树的父母基本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对他虽然要求很严格，但总的来说还是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成长空间。在村上春树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全家从京都移居到芦屋市。当时，村上家订阅了两种“世界文学”杂志，这些杂志使他的文学视野集中在了外国文学中。最初的机遇和环境客观上影响并决定了他的喜好，也从少年时代铺就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综观村上春树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无论是散文还是游记都带有一些淡淡的美国味道——自我、自由、合作，体现了经济大复苏、大发展时代日本年轻人对美国文化的主动向往和追求。而村上春树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完成了少年时期的一个又一个曾经的梦想，也为自己铸就了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通向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未来或最大可能。
从素养的培养及文化雕琢上来看，村上春树在高中阶段感兴趣的并非只有小说。他自称读过至少二十遍的《世界历史全集》，对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人物等可谓烂熟于心。虽然他的作品被一部分评论家批评为缺乏政治关怀和漠视历史传统，但事实上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一个精心界定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认识与责任感。有人评价说：“村上春树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日本青年一代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上的美国化倾向。”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村上春树接受西方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印记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他所塑造的作品中的人物向往劳伦斯笔下纯粹的恋爱；听肖斯塔维奇的大提琴协奏曲和斯莱·斯通兄弟的摇滚音乐；收听美军远东广播，缅怀吉姆·摩里逊和保罗·麦卡特尼唱歌的青春时代；开爵士酒吧，热衷哈特菲尔德、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试图探索人生的多元和意义；甚至津津乐道的食物就是麦当劳、意大利面条这样的西式食品。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的作品中来自新宿、神户等地的日本人早晨起来煮咖啡、烤面包，他们的食谱多半是炖牛排、甜甜圈，还有各种洋酒和法语表现。这些现象出现在村上春树的笔下且不厌其烦地铺陈、叙述，的确揭示出战后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客我西化”及“主我西化”的性格特征。翻译家林少华评价说：“村上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这也许是其作品拥有众多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而从作为一个日本作家的身份本身来说，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欧美国家的文化情趣之中，表现出了他对代表着近代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亲近甚至是一种崇拜。
村上春树多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参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究竟会是怎样一种存在，这尤其需要评审者及广大读者等有一个理性的思考与认识。尽管他本人已经被称为是第一位与美国流行文化完全同步的作家，而如今的日本也已经步入了完全被形形色色的文化所渗透的时代。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也被视为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后战后派作家”，第一位弃绝战后时期“阴湿、沉重的气氛”，在文学中展现出新型的“美国式轻松精神追求与世界化”的作家。如果要探究村上春树作品中如此丰富的对流行文化的联系到底代表了什么，那就是在解析他这一代人对上一代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告别或悖谬的事实。假如说三岛由纪夫总想赋予人生以优美的配乐和宽银幕效果，他的作品义无反顾地很廉价地投身对“美”的追求，那么村上春树则更像《麦田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不断思考到底迷失了什么，或者是对于那些曾经神秘莫测的东西体验到一种模糊的、无以名状的预兆。也正如他本人所坦言，除了中上健次以及谷崎润一郎之外，几乎没有读过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在他的整个成长期，从未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动过。
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之所以具有欧美文学的情状，除了他丰富的欧美生活经历，还来源于对欧美文学的翻译与整理。这个工作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西方文学的知识及历史文化背景。由此，他成为了现代改变日本文学创作风格的“一个人的革命”。他在日本文学中培育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的、国际化的并且明显具有美国风味的文学趣味。在他所翻译的欧美作家作品中，雷蒙德·卡佛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他几乎翻译了这位作家的所有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他评价说：“他（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几乎令人窒息的坚实的世界，他的风格既强悍又坚韧，他的故事线索令人信服。虽然他的风格基础是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作品中有某种复杂而又具有穿透性的东西，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这一认识几乎可以看做是村上春树对本人的一次自我概括。 二 翘首期待的“中国之路”
村上春树出生于日本战败后不久，他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偏见。令人注意的是，他在《寻羊冒险记》中突破了对学生运动的狭隘视野，探索了日本与亚洲大陆的悲剧性对决。这在他生平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初露端倪。该作品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描写得很微妙而又意外地动人。而这一主题在《奇鸟行状录》中对战争的骇人听闻的描述上得到最令人痛苦的发展。
《寻羊冒险记》中，作者赋予了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驱动力联系一起。而在老板无所不包的影子帝国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吞噬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意志”，其化身就是一只“背部有星斑的羊”。这只羊于1936年进入老板的脑中，被控制一年之后来到了满洲。作品暗示正是他煽动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成为日本入侵中国的关键性事件，也是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战绩”。
《奇鸟行状录》继续了那个直到今天仍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的争论，即日本官方对于日本曾经对亚洲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的认识问题。在日本官方数十年以来一直对历史教科书故意向学生隐瞒战争罪行的行为持纵容态度之后，日本已经开始直面其过去，而《奇鸟行状录》也可以被视为这一痛苦过程的一部分。日本人现在开始认识到他们不仅仅是原子弹的无辜的牺牲品，也曾犯下过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而且这还只不过是日本对整个大陆烧杀掠抢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历史事实只是加强了这一认识的可能性罢了。
1983年，村上春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由中央公论社出版。其中也曾间接地暗示了这一事实，揭示了“我”对中国人的矛盾心理，并在最后一个小故事的结尾写道：“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尽可能多地认识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惟一我一个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并非地球仪上涂以大片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种猜想。”最终“我”也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导致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如此矛盾和复杂的感情。而这种情形在《奇鸟行状录》中就变得直接明了得多。书中最后的意象之一是“一弯新月，像是一把中国的剑”，至此为止，中国已成为日军在战争中犯下的恐怖的屠杀罪行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已经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虚拟。
1994年6月，村上春树曾前往中国东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实地考察了诺门坎事件的发生地，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追踪自己发自内心的探索过程。诺门坎事件又称哈拉哈河会战，是指1939年6月27日，在蒙古与伪满洲国交界的哈拉哈河沿岸诺门坎地区，日军对苏军进行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日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停止了北进的计划。当然，这一时机的选择有些耐人寻味。因为当时《奇鸟行状录》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刚刚登载完毕，第三部还在进行中。换句话说，村上春树在构思出本田这位诺门坎屠杀的奇迹生还者，在写边境间的相互侦察场景从而将第一部结束于山本的人皮恐怖中之前，竟然还从未踏上过亚洲大陆的土地，也还未曾亲眼见到哈拉哈河和诺门坎。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代就一直挥之不去来自战场的实地勘察。
村上春树在写《奇鸟行状录》第三部的时候，在一次接受采访被问道：“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要为你们出生前就已经结束的战争负责任？”他回答说：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我在书中读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丧心病狂。那是我的父辈的罪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中国对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曾经的梦。中国之路对于村上春树来说，和所有日本人一样，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但却永远是开放的，值得日本去感知、感悟、反思。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心理上改变了每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距离，中日两国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情上回归到一个理想的空间都需要双方，尤其是日本一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尽管村上春树在文学创作上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了欧美的文化元素，但曾经的文化母体、无法割断的历史情缘，这些都是每一个日本人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选择，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自然也不例外。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大连民族学院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阎保平：《为了诗意的栖居——现代主义经典文本解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林少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总序），村上春树，林少华译：《去中国的小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3] 孟庆枢、于长敏：《日本：再寻坐标》，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
[4] 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5] 杰·鲁宾，冯涛译：《倾听村上春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刘振生，男，1962—，辽宁昌图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大连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