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九年（1829年），山东青年潘绍烈考中进士，又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校点天下文章。
　　他因年少才俊，为同僚所妒，不久就因为同僚的诋毁被贬到元氏县（今属河北石家庄）做知县，而后几次易任也都是县令等小官。但潘绍烈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官职大小，都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他在县令任上，殚精竭虑，多次妥善解决了当地村民的日常糾纷，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官职小而马虎。
　　一次，两兄弟因为院子里的水井使用问题告到了潘绍烈面前。原来两兄弟分家，水井只有一个，而且分到了哥哥院子里。水井是个生活必需品，按理是要共用的，但是弟弟要从哥哥院子里提水，哥哥心里不舒服，自然不让，弟弟便让潘绍烈给自己评理。
　　潘绍烈看着这两兄弟：弟弟苦苦哀求，哥哥盛气凌人。他决定好好惩戒一下这个不通情理的哥哥。于是，潘绍烈严肃地说： “既然你们二人对水井有争议，那么平分如何？”兄弟二人听后吃了一惊，一口井怎么平分？看到二人面面相觑，潘绍烈解释道： “水井在哥哥家里，哥哥可以用水，至于弟弟，既然有一半井是他的，他往井里倒东西也是可以的。”哥哥担心水井被污染，自然不同意潘绍烈的判决。
　　潘绍烈却不再管了，故意说自己只负责断案，至于是让弟弟去院子里提水还是往井里面倒东西，让哥哥看着办。哥哥一听，明白了潘绍烈希望他们兄弟二人不能过于计较的苦心，同意了潘绍烈的判决，和弟弟共用水井。
　　后来潘绍烈到另一个县做官，依旧尽职尽责，即使再小的事，他也会用心去处理。
　　一次，同乡的两个人因争抢一幅棉条（布匹制成的物品）告到潘绍烈案前。潘绍烈凭借自己的判案经验想到：强占棉条者可以得到半幅棉条，自然是心满意足，毕竟棉条本来就没有他的份，而真正的所有者必然不会同意。于是，他平静地说： “你们既然都说棉条是自己的，那不如把这幅棉条分成两半，你们一人一半。”
　　表面上看，潘绍烈这个决定实在糊涂，毕竟棉条是一整幅，怎么能一分为二。但潘绍烈就是用“棉条不好分”的道理来找出真正的所有者。果然，其中一人对结果欣然接受，另一人却表示不服。潘绍烈闻言大笑： “此案已经有结果了，棉条归不服判决者所有。”两人这才恍然大悟，强占者知道潘绍烈已经洞察一切，只好面红耳赤地退下去。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朝廷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潘绍烈虽知无回天之力，依旧希望能完成任期，尽了对治下百姓的责任。
　　但就在任期将满时潘母仙逝，潘绍烈丁忧返乡，年届不惑的他回到家乡后也没闲着，而是在一座书院授课。在他的教导下，该书院在鼎盛时期有六七百人，家乡也因此“文风丕振，科第联翩”。更值得一提的是，潘绍烈知道学子们考试环境恶劣，于是与人集资筹建“考试院”，宁可自己受清贫之苦，“检其箧无私蓄”。潘绍烈就这样隐居家乡、为学子授课，过完自己的一生。
　　他一生的官职不大，也并无大的政绩，却能被后人铭记，其实这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一生不计较官职大小，也不在乎名声大小，只为尽到自己为官的责任。而这何尝不是当今为官者应有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