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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复课更艰难的,是师生心理创伤的平复
《财经》实习记者 兰方
“叮叮叮……”
下午5点多钟,一天的课程结束了。映秀小学的六个年级,每个年级都缩编为一个班。孩子们在板房教室前排成六个纵队。队伍鸦雀无声,几个调皮的男生嘟着嘴东张西望。
50岁的映秀小学副校长张春东拿着话筒对学生喊话:“一年级先走,二年级跟上!”
配合着广播里悠扬的乐曲《回家》,孩子们排成一字纵队走向学校的板房食堂,去吃每天的集体晚餐。
一个男生从《财经》记者面前经过,甩着空荡荡的衣袖笑着说:“又是来采访我们的啊?”
在他的身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生被一群孩子簇拥着。她们小声地讲着什么,脸上笑容洋溢。
一年前,这支队伍多达473人。学校宣传栏上的两张照片,至今存留着曾经的影像:
——2008年5月12日之前的某天,巍巍青山映衬下,米黄色的四层教学楼和白色的五层综合楼并肩而立,孩子们背着书包、打着花伞,簇拥着走进学校。
——2008年8月27日,参加复课仪式的147个学生集体面向公墓低头默哀,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他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映秀小学板房校区设在映秀镇板房安置区的中心地带,西侧的山坡上是埋葬了数千亡灵的映秀公墓。学校共有六个板房教室,以及专门的多媒体教室。
与校区一河之隔,仅需十多分钟的步行路程,便是映秀小学的废墟原址。如今,高高的旗杆上,依旧飘着那面落满尘埃的红旗;旗杆下,是枯萎的黄菊花,以及没有燃尽的香烛。
复课
搭建板房学校,广州市黄埔区对口援建的突击队仅仅用了17天时间。但最困难的不是搭建板房。
复课前第一要务,是统计伤亡学生数字。当时,副校长张春东与语文组唐永忠在废墟边摆了一张课桌,登记下学期在外地过渡就学的学生名字,实则是“借生者调查死者”。
“太难了,学生花名册都埋在废墟里了。”张春东回忆。很多家长闻讯赶来,向学校要孩子。统计出来的情况是学生遇难222人,失踪3人。
学校宣传栏的文字介绍中公布了这些数字,后来又用纸片来遮盖。张春东解释:“上面说形势不好,要求我们配合。”
当时,灾民还分散在各个救助站,信息不通。复课的消息由老师们分头通知。
2008年8月26日,映秀小学正式报名。开课时来了147名学生,后期又有18名康复的学生陆续返校。有一些孩子,如被称为“抗震小英雄”的林浩,去了外地读书。
开学了。但对很多幸存的学生而言,垮塌的楼房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位二年级女生抱怨,板房学校一点都不好,“上课吵死了,听得到三年级的读书!”她话音刚落,一个瘦瘦的男生就挤了过来,“板房好!楼房要垮,板房咋都震不垮!我坚决不回楼房去!”
映秀小学副校长张春东说,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孩子怕进教室,“还有一个孩子每天都来找我,说他一睡觉就梦到原来的好朋友。”
开学后,一些遇难学生家长又集体到学校“讨说法”:一是学校为何没有给学生购买校方责任险;二是校舍质量和逃生通道是否存在问题。
后来,汶川县教育局等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赶来和家长们协商。四年级二班学生王欢和二年级二班学生王跃的母亲尚兴平问,镇上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到底死了多少娃娃?教育局长当时没有回答中学和小学的情况,只说幼儿园仅死了两个孩子。这把本来就火冒三丈的家长们惹怒了。
最终解决方案是:四川教育基金会为每位遇难学生的家长补贴6万元,教育系统给3000元慰问金,国家给遇难者家属5000元,一共6.8万元。此外,政府给学生父母双方购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共计38362元。
复苏
晚饭时间,学生食堂的隔壁有一个为老师们准备的“小包间”。
饭桌上,加上校长谭国强在内,一共有七位老师。老师们相互开玩笑,气氛轻松。这些老师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或者是亲人不在映秀。
“能开玩笑,其实是一个积极的心理变化。”映秀小学教龄最长的李懋告诉《财经》记者。
回忆起地震的那个雨夜,李懋只找到一个词——撕心裂肺。当她从废墟爬出来,到操场上第一次叫学生集合时,班上的学生只剩下五个。这场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以及同在映秀小学当老师的亲弟弟。
李懋的班上有32个学生,20个遇难,还有好几个被截肢。映秀小学原有教师47名,在地震中死去20人。现在30名教师中,有七人是从其他乡镇借调的。
说起教师们心理的变化,副校长张春东用了四个阶段来描述:麻木-痛苦-极度痛苦-恢复。
刚开始,学校有一系列的事务要忙,老师们来不及细想个人的痛苦,处于麻木阶段。复课了,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各种伤痛逐步涌上心头,“这时有很多外在表现,比如暴躁、失眠、酗酒,上课态度十分消极。”
最为艰巨的工作是安抚家长,政府将这个任务下放至学校。每位老师负责十多户遇难学生家庭,每天走访,一些“重难点”家庭则由校长和副校长亲自走访。
漩口中学的伤亡没有映秀小学那么惨重,但一些家长的情绪至今也难以平息。漩口中学有位遇难学生的家长,甚至放话说自己有枪,要搞报复。尽管只是气话,但县里面还是比较紧张,尽力安抚。
张春东说:“老师们受了不少委屈。”一次工作中,一位女老师被情绪激动的家长一掌推倒在地,地震中尚未痊愈的腰伤再次复发。
不少志愿者,包括上级行政单位都组织了针对老师的心理辅导。但种种回忆式、倾诉式的心理疏导,大多未得到老师们的认可。
语文组组长唐永忠说,他不信任心理专家。前一阵有几位上海的心理专家来讲课,“只知道把全校的女老师整哭,好多男老师也掉泪。”
为避免老师晚上一个人待着东想西想,学校不时组织舞会、唱歌比赛、球赛等活动。
映秀小学的老师还人均外出疗养了一到两次,这对老师情绪的恢复也有好处。
目前,映秀小学的设施相对充裕。音乐室里有电子钢琴,图书馆藏书也很丰富。此外,学生学习和教师办公的电脑分别有30台。唐永忠老师说,这些硬件,“是学校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学校不能只有硬件。如何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是目前让老师们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张春东提到,孩子们受到各方面的关爱太多,一些家长也觉得孩子只要好好活着就行,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这些可以理解,但对孩子们的成长显然是不利的。”
老师们也在逐步改变教育方式,试图更多关爱和适应学生。他们的家访也变得更勤了,希望在管教与关爱的平衡中,与家长们达成共识。
165个学生中,有十个残障学生,另还有四个孩子在外治疗。对于残障学生,学校做了不少努力,包括铺设无障碍绿色通道,组织爱心帮扶小组等,但仍然感到力不从心。
在震后的规划中,教师和家长都曾反对原址重建,他们怕勾起孩子们的梦魇。
如今,映秀小学本地重建的方案已经确定。此前,由于映秀镇的规划方案迟迟没有确定,映秀小学的重建进程比汶川县的其他学校慢。副校长张春东介绍说,新的映秀小学将修在岷江边的直升机停机坪处。■
《财经》实习记者 兰方
“叮叮叮……”
下午5点多钟,一天的课程结束了。映秀小学的六个年级,每个年级都缩编为一个班。孩子们在板房教室前排成六个纵队。队伍鸦雀无声,几个调皮的男生嘟着嘴东张西望。
50岁的映秀小学副校长张春东拿着话筒对学生喊话:“一年级先走,二年级跟上!”
配合着广播里悠扬的乐曲《回家》,孩子们排成一字纵队走向学校的板房食堂,去吃每天的集体晚餐。
一个男生从《财经》记者面前经过,甩着空荡荡的衣袖笑着说:“又是来采访我们的啊?”
在他的身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生被一群孩子簇拥着。她们小声地讲着什么,脸上笑容洋溢。
一年前,这支队伍多达473人。学校宣传栏上的两张照片,至今存留着曾经的影像:
——2008年5月12日之前的某天,巍巍青山映衬下,米黄色的四层教学楼和白色的五层综合楼并肩而立,孩子们背着书包、打着花伞,簇拥着走进学校。
——2008年8月27日,参加复课仪式的147个学生集体面向公墓低头默哀,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他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映秀小学板房校区设在映秀镇板房安置区的中心地带,西侧的山坡上是埋葬了数千亡灵的映秀公墓。学校共有六个板房教室,以及专门的多媒体教室。
与校区一河之隔,仅需十多分钟的步行路程,便是映秀小学的废墟原址。如今,高高的旗杆上,依旧飘着那面落满尘埃的红旗;旗杆下,是枯萎的黄菊花,以及没有燃尽的香烛。
复课
搭建板房学校,广州市黄埔区对口援建的突击队仅仅用了17天时间。但最困难的不是搭建板房。
复课前第一要务,是统计伤亡学生数字。当时,副校长张春东与语文组唐永忠在废墟边摆了一张课桌,登记下学期在外地过渡就学的学生名字,实则是“借生者调查死者”。
“太难了,学生花名册都埋在废墟里了。”张春东回忆。很多家长闻讯赶来,向学校要孩子。统计出来的情况是学生遇难222人,失踪3人。
学校宣传栏的文字介绍中公布了这些数字,后来又用纸片来遮盖。张春东解释:“上面说形势不好,要求我们配合。”
当时,灾民还分散在各个救助站,信息不通。复课的消息由老师们分头通知。
2008年8月26日,映秀小学正式报名。开课时来了147名学生,后期又有18名康复的学生陆续返校。有一些孩子,如被称为“抗震小英雄”的林浩,去了外地读书。
开学了。但对很多幸存的学生而言,垮塌的楼房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位二年级女生抱怨,板房学校一点都不好,“上课吵死了,听得到三年级的读书!”她话音刚落,一个瘦瘦的男生就挤了过来,“板房好!楼房要垮,板房咋都震不垮!我坚决不回楼房去!”
映秀小学副校长张春东说,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孩子怕进教室,“还有一个孩子每天都来找我,说他一睡觉就梦到原来的好朋友。”
开学后,一些遇难学生家长又集体到学校“讨说法”:一是学校为何没有给学生购买校方责任险;二是校舍质量和逃生通道是否存在问题。
后来,汶川县教育局等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赶来和家长们协商。四年级二班学生王欢和二年级二班学生王跃的母亲尚兴平问,镇上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到底死了多少娃娃?教育局长当时没有回答中学和小学的情况,只说幼儿园仅死了两个孩子。这把本来就火冒三丈的家长们惹怒了。
最终解决方案是:四川教育基金会为每位遇难学生的家长补贴6万元,教育系统给3000元慰问金,国家给遇难者家属5000元,一共6.8万元。此外,政府给学生父母双方购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共计38362元。
复苏
晚饭时间,学生食堂的隔壁有一个为老师们准备的“小包间”。
饭桌上,加上校长谭国强在内,一共有七位老师。老师们相互开玩笑,气氛轻松。这些老师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或者是亲人不在映秀。
“能开玩笑,其实是一个积极的心理变化。”映秀小学教龄最长的李懋告诉《财经》记者。
回忆起地震的那个雨夜,李懋只找到一个词——撕心裂肺。当她从废墟爬出来,到操场上第一次叫学生集合时,班上的学生只剩下五个。这场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以及同在映秀小学当老师的亲弟弟。
李懋的班上有32个学生,20个遇难,还有好几个被截肢。映秀小学原有教师47名,在地震中死去20人。现在30名教师中,有七人是从其他乡镇借调的。
说起教师们心理的变化,副校长张春东用了四个阶段来描述:麻木-痛苦-极度痛苦-恢复。
刚开始,学校有一系列的事务要忙,老师们来不及细想个人的痛苦,处于麻木阶段。复课了,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各种伤痛逐步涌上心头,“这时有很多外在表现,比如暴躁、失眠、酗酒,上课态度十分消极。”
最为艰巨的工作是安抚家长,政府将这个任务下放至学校。每位老师负责十多户遇难学生家庭,每天走访,一些“重难点”家庭则由校长和副校长亲自走访。
漩口中学的伤亡没有映秀小学那么惨重,但一些家长的情绪至今也难以平息。漩口中学有位遇难学生的家长,甚至放话说自己有枪,要搞报复。尽管只是气话,但县里面还是比较紧张,尽力安抚。
张春东说:“老师们受了不少委屈。”一次工作中,一位女老师被情绪激动的家长一掌推倒在地,地震中尚未痊愈的腰伤再次复发。
不少志愿者,包括上级行政单位都组织了针对老师的心理辅导。但种种回忆式、倾诉式的心理疏导,大多未得到老师们的认可。
语文组组长唐永忠说,他不信任心理专家。前一阵有几位上海的心理专家来讲课,“只知道把全校的女老师整哭,好多男老师也掉泪。”
为避免老师晚上一个人待着东想西想,学校不时组织舞会、唱歌比赛、球赛等活动。
映秀小学的老师还人均外出疗养了一到两次,这对老师情绪的恢复也有好处。
目前,映秀小学的设施相对充裕。音乐室里有电子钢琴,图书馆藏书也很丰富。此外,学生学习和教师办公的电脑分别有30台。唐永忠老师说,这些硬件,“是学校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学校不能只有硬件。如何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是目前让老师们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张春东提到,孩子们受到各方面的关爱太多,一些家长也觉得孩子只要好好活着就行,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这些可以理解,但对孩子们的成长显然是不利的。”
老师们也在逐步改变教育方式,试图更多关爱和适应学生。他们的家访也变得更勤了,希望在管教与关爱的平衡中,与家长们达成共识。
165个学生中,有十个残障学生,另还有四个孩子在外治疗。对于残障学生,学校做了不少努力,包括铺设无障碍绿色通道,组织爱心帮扶小组等,但仍然感到力不从心。
在震后的规划中,教师和家长都曾反对原址重建,他们怕勾起孩子们的梦魇。
如今,映秀小学本地重建的方案已经确定。此前,由于映秀镇的规划方案迟迟没有确定,映秀小学的重建进程比汶川县的其他学校慢。副校长张春东介绍说,新的映秀小学将修在岷江边的直升机停机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