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暗灰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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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的观点常常认为,每个广场舞大妈都带着抹不去的“红色基因”。如果广场舞真能完全代表红色年代,如何解释她们穿着的短裙、高跟鞋和扭动的腰肢呢?红色基因确实存在,却很难说是主流,本文试图从女性气质这一视角解读广场舞的流行。在一本经典人类学著作中,学者格尔茨描述了巴厘岛上的男人如何通过斗鸡展现阳刚气质和社会激情,其实,中国的中年女性也在通过广场舞展演着女性气质,从而实现认同和愉悦感。
  在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调研之后,我认为广场舞的流行有一种必然性,它完美地解决了女性生存的两个需求:找寻愉悦感和适应社会性别期待。

愉悦感来自哪里


  运动本身可以带来心灵愉悦,这已经被现代医学证实,不过,与舞蹈直接相关的、来源于两性吸引的愉悦却常被忽略。从跳舞中获得的乐趣,不同于以往气功热、养生热的特点,它是展现性别特质的,这种特质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期待,而在当今社会就是女人要柔美,男人要阳刚。
  2013年6月到9月,我在河南某城进行田野研究,仅在某社区,早晚加起来就有6个广场舞群体。在着重访问的两个舞队里,一个领舞44岁,她的队友大部分是70后,也有一些60后和个别50后,这支舞队常用的舞蹈元素有蒙古舞(比如乌兰托娅的《火红的萨日朗》),还有拉丁舞,甚至一些韩国爵士舞;另一个舞队领舞56岁,队友大部分为50后和60后,她们喜欢跳“三步舞”。我没有在任何一支舞队听过她们使用革命歌曲,连1980年代的怀旧歌曲都比较少。如果你看到几个六十多岁的女士试穿女儿的肚皮舞衣服在家里拍照,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们那种追求或尝试“女性柔美”的心。
  丽华今年40岁,舞姿优美,人也漂亮,她跳舞的时候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被吸引了,跟她表白,约她出去玩儿。丽华没答应,但她周围的姐妹都在谈论此事,因为这是对她女性美的认可。还有个例子,56岁的美玲和团队里很多姐妹关系都非常好,她在为人处世上的一个技巧,就是夸赞这些舞友,她会说,你看某某男观众又来看你了。舞伴们听到这类夸奖是非常受用的,会像女孩儿一样嗔笑着拍她:“你看你,真会说好听话。”看到她们谈论起这些时愉悦和害羞的神情,你会发现,她们和年轻女性没什么不同,荷尔蒙还在起作用,对异性的渴望也没有减少,只不过已为人妻人母,她们要掩藏起这种渴望,或者通过一种合乎社会性别期待的方式去疏导这样的欲望。
  我在深入了解后发现,广场舞的大规模流行,与舞者从中得到认同的愉悦感不无关系。在我前期发放的近一百份问卷中,绝大部分舞者表示,希望有更多人围观她们跳舞,看的人越多就跳得越认真。
  当地最大的中心广场上有一支舞队,玉洁作为领舞已经在那里跳了超过5年。她们一般晚上7点半开始跳,某天正跳着,广场中央开始了另一个官方背景的活动,而本来被她们吸引的观众转去看那个表演,结果就有人丧气地说,“都没人看咱们跳了,撤吧!”她们就真的不跳了。她们在内心深处喜欢被围观,平时大家不太好意思承认这一点,一旦突然失去被围观、被凝视的状态,她们难以适应,甚至失去了继续跳舞的动力。
  诚然,对外界关注和认可的在意程度存在个体差异,但毋庸讳言,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他人(异性或同性)的关注和认可来确认自己的女性美,妙龄少女如此, “大妈”亦如此。

同性间的比赛


  对柔美女性气质的共同追求自然会导向同性竞争。2013年8月,我到兰星家采访,她虽已52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兰星认真地告诉我:“女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自信心开始大幅滑坡,很多人对自己的要求也降低了……广场舞不是一件小事,影响到走路的姿势、女人的气质,甚至整个人的自信。”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以前的同学来家里做客,她老公在她们走后夸张地评论道,她们怎么变成老太婆了?兰星用这个例子暗示自己依然保持着女人味,这正是这个时代对所有女人的一种期待,看看街头巷尾的美女广告就知道,即使是上了年纪的女人,也很难不被这些潜移默化的大众广告所影响。
  2014年5月,我在一次广场舞大赛中认识了馨茹,馨茹是核心人物,担任教练并负责舞队的视频拍摄、剪辑和上传。通过馨茹介绍,我进入一个广场舞的线上世界,这里简直比线下的广场舞江湖还要精彩。我加入的两个广场舞爱好者QQ群非常活跃,其中一个群有成员1918人,在线人数几乎每天都是700人左右,我在线的所有时间里,它的屏幕从未停止过闪动。这些舞友会对着家里的摄像头跳舞,让群里其他成员同步欣赏。看着一个个广场舞爱好者相继跳舞给电脑前的其他舞友们看,并在跳完后收到大家的赞许或者是含蓄的“挑刺儿”,馨茹不无骄傲地说,“我在这个群里跳舞也是得到认可的,收到过六千多支‘玫瑰花儿’(虚拟玫瑰花是视频观众用来表达对舞姿赞赏的工具)。” 如果说现实中这种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还比较含蓄的话,通过网络,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直接。

更多是粉色而非“红色”


  这种对女性气质的社会崇拜,通过与商业和消费主义的合谋登峰造极。不少学者达成共识,新的消费主义文化其实就是建筑在塑造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的。围绕广场舞,业已形成了一大产业,包括服装、道具的设计和生产,以及广场舞音乐、视频制作等等。在淘宝网搜索广场舞,有近万家出售相关商品的店铺。我采访的舞者很多都拥有不下5套的广场舞服装,拥有十几套的也大有人在,专门的舞鞋也是至少人手一双。年长一点的,日子过得仔细,可能会自己做衣服,年轻一点的就更舍得去买,很多人自嘲说“越老越臭美”。夜幕降临,三三两两的中年女性身着亮丽的裙子、高跟舞鞋走向广场,颇具仪式感。
  借由一些舞队的自我包装和糖豆网、56网等视频网络平台的推广,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明星舞队和明星舞者,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粉丝不仅向她们学舞,也光顾她们的服装生意。同时,这些广场舞服装、发饰、舞鞋更新换代的速度之快也令人咋舌,不断迎合和刺激着女人们对自己女性气质的包装。   如今并不鲜见的观点,就是把广场舞的流行归结为那代人的红色记忆,不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让我确信,这种张扬私人情感的群体舞蹈与“文革”忠字舞在本质上相去甚远。拿60岁的吴雨花为例,她确实跳过像《喜晒战备粮》和《北京的金山上》这样的歌颂性舞蹈,可在她成长的六七十年代,那种对女性“阳刚美”、“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推崇很难在她们身上觅到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化的女性柔美气质的追求,这些可以从她们及膝的舞裙、亮闪闪的舞鞋、扭动的腰肢中观察到。
  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在她《另类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关于女性气质的论争是后毛泽东时代关于现代性论争的中心议题。毛泽东时代宣扬阳刚气质,由当时女性的着装风格可见一斑:她们往往穿着暗灰色调的服装,军绿也不鲜见,女性的线条美谢绝展示,衣着像男人一样宽松,从背影甚至分辨不出那是女人——以杨美惠为代表的学者称之为“性别抹杀”。我记忆尤深的是,60岁的吴雨花常常对我念叨:“我也想跳柔美可是柔美不起来。”在柔美和性感越来越成为主流的今天,像吴雨花这样的广场舞大妈也想抓着这个尾巴,赶一赶潮流,而那项盛大的“性别抹杀”工程,要么是远未完成,要么已渐渐隐去痕迹。

由双人舞到“群体的独舞”


  2014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坐在中心广场上的凉亭里,旁边是跳累了正眯着眼睛旁观的林女士。她跳广场舞快一年,渐渐对舞场里各路“神仙”的身家背景花边儿八卦一清二楚。当我问起最前排一个甩着长辫子跳舞的大姐,林女士说:“她呀,以前跳交谊舞,后来从舞场里让老公拉出来,打起来了。来这儿跳就没事儿,跳交谊舞太容易跟人家‘跳跑’了。” 林女士继续说,“这个舞场里啊,还有些人是跳交谊舞的话老公不让出门儿,跳这个舞,才让出门儿嘞!”
  类似来自家庭的阻挠,王淑英也经历过。她1990年代在国营商场工作,和老公都是交谊舞爱好者,之后她下岗,老公却越来越忙,不再跳舞,她就改跳广场舞了——老公不愿意让她和其他异性跳交谊舞。王淑英很无奈,“总不能因此和他吵架吧?交谊舞多么高雅啊,一跳那个气质马上出来了,可我不是不能跳么。”
  在这座小城,相当比例的人是从社交舞转入广场舞的,有的像“甩辫子大姐”那样迫于老公压力被动离开,还有一些主动规避社交舞可能带来的成为“坏女人”的风险、陷入绯闻的风险。在吴雨花看来,跳交谊舞“太容易跳出感情”。她说,“因为它跟肢体接触有关,就太容易擦出火花了。跳交谊舞跳‘飞’的例子太多啦! 我们厂就跳‘飞’了好几个。”
  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广场舞看作“群体的独舞”。直到今天,在步法和音乐节奏上,广场舞与90年代盛行的交谊舞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六七十岁的那批广场舞大妈,还是最喜欢跳“三步”或者“四步”,这些都是交谊舞的一些基本步伐,只不过从双人舞改造成了单人舞,而对女性气质展演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
  男人们对广场舞的态度其实也经历过从怀疑到接受的转变。刘珺霞告诉我,对跳舞抱有偏见的几位丈夫,在妻子来跳广场舞的前几次,都纷纷尾随,还在远处偷看,等确定了她们跳的不是交谊舞,周围的人全是“娘子军”之后,才放心离开。我在研究中,也常常遇到去“查岗”的大叔大伯,即使是广场舞,他们也有担忧。不过好在广场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庭矛盾”,也让女人们可以大胆放心地去追求美丽、性感和愉悦,这种对社交舞的改造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学者Rie Karatsu发现,英国人在引入阿根廷探戈的时候,也把它改造成了“易接受的情色舞蹈” ,增加了许多“正直”的举止和简洁而非暧昧的动作。
  抽丝剥茧之后不难发现,通过这种公众舞蹈,中老年女士追求着女性美,在真实的或想象的目光中获得认同和愉悦感,通过“群体的独舞”,她们也免于被贴上危险的道德标签。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广场舞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品味和对美的理解,她们绝不仅仅在迎合社会,更是在创造着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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