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祐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惇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他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又让他官复原职。从徽宗登基的1102年（崇宁元年），任命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1126年（靖康元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癡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做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得很。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太上皇让赵佶的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又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他认为，从古书的记载来看，巨奸老恶的，没有比蔡京更为厉害的了，正是他的胡作非为，导致宋朝国力日下，步步走向灭亡。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中国的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但百姓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篆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这透出老百姓看透世相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了。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传》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也不可能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做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犯奸作乱。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我想他在地窖里死到临头那刻，大概也不会想到是蔡京以及那些“群小相聚”的人等，导致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更别提有什么觉悟和清醒认识了。
　　北宋完啦！
　　一个政权内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局部到整体，逐渐腐败起来，那么就只有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刻。北宋未亡于辽，因为那时的宋王朝还没有全部烂掉，而到了岳飞所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帝被俘之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兵败汴梁城下，说到根底上，是这个政权的肌体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即使没有金兵入侵，不存在外患，内部的农民起义也已是不可阻挡之势。
　　对统治者而言，腐败堕落之可怕，不在于吏治松弛，法纪懈怠，而是一旦成为社会风气，无法遏制，就像加速度下降的物体，最后会完全失控，直到这个政权毁灭。同样，贪污渎职之可怕，并不在于官员道德沦丧、纲纪不张，而是国家经济命脉上那血流不止的创口，会要了这个政权的命。北宋王朝的覆灭，就覆灭在窃居要位的官员，无一不是贪污腐败分子，无一不是只谋私利的小人。试想，大宋江山这块蛋糕落到这群小人手里，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这些捞取名位、盗窃国家、疯狂搜括、贪得无厌的“官”，这些作威作福、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僚”，这些狐假虎威、上蹿下跳、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吏”，这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寻衅找碴、敲诈勒索的“役”，在风光得意时，有后台支撑时，老百姓也许无可奈何，只能看着这些人跳。可是，凡作恶，必自毙;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过初一，必逃不脱十五，这种生活的辩证法，虽然有时并不百分之百地兑现，但大体上八九不离十，是会有一份天地间的公平存在的。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了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
　　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灭一灭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用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他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少有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却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的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了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的香味，却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饿得两眼翻白的前太师的。（编者按：据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记载：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蔡太師指的就是蔡京，他家做个包子都要有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可想而知，自然也有专门负责剥蒜的、切姜的，其生活奢侈腐败可见
　　一般。）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坚定坚决，也是从不动摇的。因此，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办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了。
　　（选自《中国人的教训》，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中国著名作家，文史学家，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