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的举措，不但引来中国政府措词强烈的警告，也引发了中国民众新一轮的反日狂潮。
　　中国民众如此激烈的反日举动，很容易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一种过激的民族主义的表现。事实上，究其根源，除了民族主义，这次的反日浪潮，至少还有两层值得思考的远因，一是日本曾经侵略中国并屠杀中国人的民族创伤，勾起了激愤的历史悲情；二是对日本这个当年的侵略者对待历史错误所持的历史态度，趁机宣泄愤怒与不满。
　　在历史上，民族主义并非是完全负面的产物，至少，在18世纪，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民族与国家救亡方面，曾经扮演过积极的角色，很多二战之后告别殖民统治宣告独立自主的国家，都是民族主义的产物。
　　到了20世纪，民族主义不仅发展出更多的支流，也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斗争形态，有的温和，有的好战；有的理性，有的偏执。
　　有个说法是，民族主义者永远都是通过反对别人来定义自己，这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观点来定义民族主义者，把民族主义归类为沙文种族主义分子，或者等同于狭隘的排外主义者。
　　从比较客观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并非一无是处，但也确实潜伏着危险性。例如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主义更曾是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又成为欧洲近代史上几场战争的诱因。偏执的民族主义也曾在一些国家如卢旺达酿成种族清洗惨剧。
　　不容否认的是，民族主义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思潮之一，正如自由主义大师塞亚柏林所说，“就近代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势的运动，许多社会结构都受到了影响。”
　　也因为这样，民族主义一直贯穿在近代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争之中，日本当年大举侵华，利用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奋起抗日，更是民族主义的最好的张扬。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可以是愚蠢、野蛮和荒诞的，也可以是理智、文明和正确的。所以，批判民族主义，评论民族主义是不是过时了，不能只是根据现代的眼光，而是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上，了解其根源和背景，才能避免偏颇。（摘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