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曾在我国文化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氏不但为国家保存下巨量的珍贵古籍等文献与文物，其中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写有《楹书隅录》这部善本解题目录，同时也为我们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最重要的是一度改变清末南北方藏书格局，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关键词：海源阁藏书；杨氏；财富；贡献；格局
海源阁，是我国晚清四大著名私家藏書楼之一，地处古有东昌府之称的山东聊城，历经杨氏四代人的全力搜集与苦心经营而建立发展起来，曾与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有“南瞿北杨”之美称。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海源阁历经百年，仍没逃脱败落的命运。海源阁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它留给我们后人的各种财富以及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1 物质财富
历经百年收藏，海源阁留下了大批的物质财富。据统计，海源阁所藏之书总数约为3705部，224600余卷，其中，《海源阁书目》，共计六册，计经史子集四部，书3236部，208300卷；《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一册，计书469部，11328卷。[1]可见书籍之富之多，一个私家藏书楼能有如此巨量的藏书，不能不让人惊叹，用庋藏宏富来形容海源阁的藏书一点都不为过。不仅如此，杨氏藏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版本精善。
1.1 古籍文献
1.1.1 宋元珍本书籍
杨绍和曰：“书以最古者为贵。”[2]虽然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所印书量极少，所以能流传下来的刻本寥寥无几，而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书籍的大量印刷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且宋版书字体遵颈，校勘严谨，刻工精美，纸墨考究，比较好地保存了书的原貌，学术价值相当高，世称宋刻本最善，是以杨氏大量收集宋元刻本书籍。杨氏对宋元善本的嗜好，比起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及有着“佞宋主人”之称的黄丕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使杨氏几代人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宋元善本共达二百多种，使其名列晚清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
在海源阁宋元善本藏书中，首屈一指的是四经四史，这是杨氏所藏宋刻书的重中之重，据杨绍和所言，这里的四经是指：《毛诗》、《仪礼》、《周礼》、《礼记》，四史则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共计13种，被杨氏看作镇阁之宝，并专辟“四经四史斋”而藏之。著名藏书家溥增湘曾云：“综诸名家论定观之，是海源阁藏书，为海内之甲观，而四经、四史，又海源阁中之甲观矣。”[3]可见，四经四史在杨氏海源阁藏书中的地位非是一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前四史，就是以海源阁藏书版本为主要参校本进行标点排印的。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泽东主席赠送给他的《楚辞集注》也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4]目前，四经四史中除《史记集解》从海源阁散出后由藏书家李盛铎所得后赠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其余12种均收藏于北京图书馆。[5]
1.1.2 其他书籍
除四经四史外，杨氏还收集了同为宋本的子集部一百二十多种书籍，涉猎广泛，含天文、医学、小说及戏曲、各地方志等诸多方面，也辟“宋存书室”而收之，如子部的宋本《荀子》、宋本《新序》、宋本《脉经》、宋蜀本《证类本草》、宋本《本草衍义》等；集部的宋刻唐人集“陶、韦、王、孟”五种：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宋本《汤注陶靖节诗》四卷、宋临安府睦亲坊南陈氏书棚本《韦苏州集》十卷、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十卷、宋本《孟浩然诗集》一卷，这些可以与四经四史相媲美。[6]
杨氏藏书，从时期来看，宋元到明清都有，从版本来看，既有精善本，也含普通版本，从国别来看，本国书籍最多，还有高丽与日本版，从内容上看，涵盖经史子集，还包含其他藏书家一般不重视的天文、医学、数学、小说、词曲等，可以说杨氏藏书极其广博。[6]
1.1.3 杨氏著述
杨氏不但喜欢收藏各种书籍，更是喜欢读书，研究书，也曾留下不少的作品，然至今所见不多。四代人中，以杨以增与杨绍和父子作品颇丰。杨以增以写序跋、尺牍为主，有序跋25篇，尺牍九通，传记碑名六篇，宋端砚铭文三篇；杨绍和则不仅写有序跋，序跋十二篇，藏书题识二篇，《楹书隅录》及《续编》共九卷，《海源阁书目》不分卷六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海源阁藏书目》四卷，《仪晋观堂诗抄》一卷；杨保彝著有序跋杂记三篇，题识九篇，《归瓻斋诗词抄》一卷，《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海源阁书目》不分卷六册，与父绍和合著。[6]虽然所留著述有限，但也可以为我们后人了解与研究杨氏思想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1.2 其他文献与文物
杨氏收藏的不仅仅是书籍，还有很多种其他文献，诸如金石、书画、端砚、碑贴、藏书印、古币等。这些都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2 精神财富
杨氏海源阁同时也带给世人以无穷尽可以学习的精神财富。现在的图书馆，无论是高校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亦或是其他类型图书馆，均有定期的资金供给，可以批量购书，藏书量很容易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古代私人藏书，靠的是一个家庭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更要凭借那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要经历二三代甚至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藏书家在藏书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要求，就是书必须要有收藏价值，比如珍本、善本或是孤本异本，才能入收藏家的眼，否则即使书再多，对收藏家而言，也许是豪无价值的。
海源阁四代主人历经近百年的努力与多方搜寻，才铸就了曾轰动一时的著名藏书楼海源阁，这其中杨氏所付出的汗水与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契而不舍、世代相传的做法给世人带来无限的精神财富。
2.1 聚沙成塔，四世相传
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本书只能称其为书，然百本千本乃至万本就可以成楼，只要有坚定的决心与顽强的毅力，终可聚沙成塔，积水成河。杨氏就是秉承以小为之，而后见大的原则，凭借执着的信念与坚强的意志，用尽几代人的一生，不遗余力地一本本地收集着各种书籍，建立起自己的藏书楼，并命名为海源阁，是取《礼记·学记》中“先河后海”之寓意，体现了杨氏对收藏书籍的宏伟目标和坚定决心。杨氏的书香门第环境为海源阁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代主人杨增的父亲杨兆煜已开始收藏书籍，只是受条件所限，数量不多。到了杨以增时期，成为海源阁书籍收藏的主要阶段，杨以增在不同地区任职，为其搜集书籍创造了有利条件，先后在湖北、陕甘及江南任职期间，大量收集各种书籍，尤其是在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之时，收入“艺芸书舍”之书，成为海源阁珍本的主要来源。其子绍和，子承父业，继续大力收藏书籍，购得乐善堂藏书，极大丰富了海源阁的藏书。杨绍和的儿子杨保彝一生购书不多，主要是谨守家业，为保管整理海源阁藏书做出了巨大努力，使得海源阁能够得以完整有序地存续。第四代主人杨承训，虽未能为海源阁收集古书，但由于所处战乱时代，却为海源阁书籍的安全与保管进行着艰苦卓绝地奋斗，付出了自己的一份真心与努力。杨氏几代人对藏书的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且能四世相承的精神，着实令人心生敬佩与感叹。 2.2 精心保管，严谨汇编
杨以增在收集、购买各种书籍的時候，格外注意鉴定书的真伪与收藏价值，而且大多数都经过好友梅增亮、高均儒和吴熙载等文人及鉴赏家的仔细鉴别，所购书籍均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对于藏书家而言，藏书不易，守书更难。由于书的主要原料是植物纤维，既易受水火、潮湿、曝晒、腐蚀、虫蛀、鼠咬等自然因素的威胁，又易受偷盗、污损、搬迁等人为因素的威胁，还会受到战争、政变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历史上由以上因素造成图书毁损的先例为数不少。
为了能使所藏书籍不受毁损，杨氏一族可谓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杨以增花380金购得宋本《史记》，想重新进行装潢，在途经桑干河时翻船，连人带书一起落入水中，他奋不顾身地将书护在怀中，才使之得存至今[5]
杨氏为管理与保护海源阁藏书也是费尽心思，为躲避战乱，分散风险，除海源阁外，还建有陶南山馆与丙农宏舍两处藏书地，信奉“大乱居乡，小乱居城”的原则。[5]并且在具体保管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定期限晾晒，对善本均用楠木匣装之，再以函套之，在晾晒之时要严格讲究时节，同时按时打开和关闭门窗，这一严格做法就是下人也知道书籍的重要性了。
不但如此，杨氏为了防止图书外借可能造成收不回的情况发生，严禁外人与亲戚观赏。杨保彝晚年无子，怕自己百年之后引起财产争夺而会累及祖辈留下的藏书，特俱书上呈县里案。清末战乱时有发生，第四代主人杨承训倾力而为，将书迁移到天津、济南等地，才使部分书籍免去毁损的厄运。
古人藏书基本上要走三步：收藏图书、校勘汇编、刊刻成册，海源阁杨氏也不例外，也是按照这一程序进行。
杨以增一生以收藏图书为主，其子杨绍和则在收藏书籍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汇编工作，将海源阁藏书进行整理后编成书目，于同治二三年开始撰写《楹书隅录》，于同治十年完成，共五卷，此为《初编》，杨绍和为每一卷都写下序跋。于同治十年又撰《续编》四卷，令其子杨保彝抄写原书题跋，于同年秋完成。杨绍和在《楹书隅录续编序》中说：“若予年来嗜好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本打算撰写三编，然而杨绍和只能写下两编就英年早逝，只留下《初编》与《续编》共九卷，均为善本解题目录，采用题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尤其是《初编》，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对海源阁藏书进行了仔细详尽的解说，“对所录之书考核异同，检校得失，详记各书的名家题跋，间附己意，并记其行式、印章及收藏经过等”。[7]杨绍和记述书目的认真程度可想而知，用“实事求事、一丝不苟”来形容豪不过分。
但由于各种原因，二书编后并未及时刊印，而是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其子杨保彝刊印这部书，并由其妻王少姗与吉鹤慈等人校勘，于同年冬成书，前后共历时三十年。为了确保书的真实与精确，杨绍和呕心沥血，精心编写，杨保彝不辞劳苦认真出刊。为了藏书与编书，几代人都是兢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2.3 私中见公，奉献后人
杨氏对海源阁藏书实行的是闭门主义，无论是外人，还是族人，亦或是亲戚，没有允许都是不可能进入到阁内的，曾在杨家服役十年的仆役也不曾登上过藏书楼。据记载，《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曾往海源阁想看其藏书，结果未能如愿，并留诗一首以表心情。杨保彝死后，藏书曾由其妻掌管，在杨承训小时也是不允许上楼看书的，直到16岁认为他懂事，知道保管书籍了，才让他看到珍本书籍。可见杨氏对藏书管理之严，为了保护书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如此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闭门也不是绝对的，一些文人、有学之士如江标、柯绍忞、傅增湘等都曾一睹过海源阁藏书的风采。[5]只有喜欢书，爱读书，才知道书的乐趣，也才懂得书的珍贵和来之不易，所以只有有学之士才更爱护与珍惜书籍。也正是由于杨氏对海源阁实行的是闭门主义，才有了今天海源阁留下的无数珍宝，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杨氏的闭门，感谢他们四世对海源阁的精心呵护与保管。
3 改变南北藏书格局
我国自春秋战国时起就有私人藏书习惯，而且不同时期因文化中心的不同而出现藏书重心的不同。宋代印刷技术的发达，使私人藏书愈加兴盛，此时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重心之地，读书、藏书、刻书之风尤其浓厚，因而造就了藏书比较集中于江南一带的景象，到清末，这一现象更为显著，清末四大藏书楼中的三家──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均在南方。但杨氏海源阁的成立，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海源阁因所藏宋元珍本诸多，与瞿氏铁琴铜剑楼并驾齐驱，史称“南瞿北杨”，从而使藏书重心也开始从南方逐渐移向北方，形成南北并重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曹景英，马明琴.海源阁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270，
[2][清]杨绍和：校明抄本《元音遗响》题识.《隅录续编》卷4.清光绪二十年杨保彝刻本.
[3]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海源阁藏书纪略）：311.
[4]王志民.山东省历史文化遗址调查与保护研究报告[M].齐鲁书社，2008：841.
[5]杨朝亮.中国著名藏书楼海源阁[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6]丁延峰.海源阁藏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2.
[7]叶守法.书的命名[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63.
作者简介：李希红（1977-），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馆员。
关键词：海源阁藏书；杨氏；财富；贡献；格局
海源阁，是我国晚清四大著名私家藏書楼之一，地处古有东昌府之称的山东聊城，历经杨氏四代人的全力搜集与苦心经营而建立发展起来，曾与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有“南瞿北杨”之美称。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海源阁历经百年，仍没逃脱败落的命运。海源阁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它留给我们后人的各种财富以及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1 物质财富
历经百年收藏，海源阁留下了大批的物质财富。据统计，海源阁所藏之书总数约为3705部，224600余卷，其中，《海源阁书目》，共计六册，计经史子集四部，书3236部，208300卷；《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一册，计书469部，11328卷。[1]可见书籍之富之多，一个私家藏书楼能有如此巨量的藏书，不能不让人惊叹，用庋藏宏富来形容海源阁的藏书一点都不为过。不仅如此，杨氏藏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版本精善。
1.1 古籍文献
1.1.1 宋元珍本书籍
杨绍和曰：“书以最古者为贵。”[2]虽然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所印书量极少，所以能流传下来的刻本寥寥无几，而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书籍的大量印刷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且宋版书字体遵颈，校勘严谨，刻工精美，纸墨考究，比较好地保存了书的原貌，学术价值相当高，世称宋刻本最善，是以杨氏大量收集宋元刻本书籍。杨氏对宋元善本的嗜好，比起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及有着“佞宋主人”之称的黄丕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使杨氏几代人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宋元善本共达二百多种，使其名列晚清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
在海源阁宋元善本藏书中，首屈一指的是四经四史，这是杨氏所藏宋刻书的重中之重，据杨绍和所言，这里的四经是指：《毛诗》、《仪礼》、《周礼》、《礼记》，四史则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共计13种，被杨氏看作镇阁之宝，并专辟“四经四史斋”而藏之。著名藏书家溥增湘曾云：“综诸名家论定观之，是海源阁藏书，为海内之甲观，而四经、四史，又海源阁中之甲观矣。”[3]可见，四经四史在杨氏海源阁藏书中的地位非是一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前四史，就是以海源阁藏书版本为主要参校本进行标点排印的。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泽东主席赠送给他的《楚辞集注》也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4]目前，四经四史中除《史记集解》从海源阁散出后由藏书家李盛铎所得后赠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其余12种均收藏于北京图书馆。[5]
1.1.2 其他书籍
除四经四史外，杨氏还收集了同为宋本的子集部一百二十多种书籍，涉猎广泛，含天文、医学、小说及戏曲、各地方志等诸多方面，也辟“宋存书室”而收之，如子部的宋本《荀子》、宋本《新序》、宋本《脉经》、宋蜀本《证类本草》、宋本《本草衍义》等；集部的宋刻唐人集“陶、韦、王、孟”五种：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宋本《汤注陶靖节诗》四卷、宋临安府睦亲坊南陈氏书棚本《韦苏州集》十卷、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十卷、宋本《孟浩然诗集》一卷，这些可以与四经四史相媲美。[6]
杨氏藏书，从时期来看，宋元到明清都有，从版本来看，既有精善本，也含普通版本，从国别来看，本国书籍最多，还有高丽与日本版，从内容上看，涵盖经史子集，还包含其他藏书家一般不重视的天文、医学、数学、小说、词曲等，可以说杨氏藏书极其广博。[6]
1.1.3 杨氏著述
杨氏不但喜欢收藏各种书籍，更是喜欢读书，研究书，也曾留下不少的作品，然至今所见不多。四代人中，以杨以增与杨绍和父子作品颇丰。杨以增以写序跋、尺牍为主，有序跋25篇，尺牍九通，传记碑名六篇，宋端砚铭文三篇；杨绍和则不仅写有序跋，序跋十二篇，藏书题识二篇，《楹书隅录》及《续编》共九卷，《海源阁书目》不分卷六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海源阁藏书目》四卷，《仪晋观堂诗抄》一卷；杨保彝著有序跋杂记三篇，题识九篇，《归瓻斋诗词抄》一卷，《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海源阁书目》不分卷六册，与父绍和合著。[6]虽然所留著述有限，但也可以为我们后人了解与研究杨氏思想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1.2 其他文献与文物
杨氏收藏的不仅仅是书籍，还有很多种其他文献，诸如金石、书画、端砚、碑贴、藏书印、古币等。这些都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2 精神财富
杨氏海源阁同时也带给世人以无穷尽可以学习的精神财富。现在的图书馆，无论是高校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亦或是其他类型图书馆，均有定期的资金供给，可以批量购书，藏书量很容易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古代私人藏书，靠的是一个家庭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更要凭借那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要经历二三代甚至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藏书家在藏书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要求，就是书必须要有收藏价值，比如珍本、善本或是孤本异本，才能入收藏家的眼，否则即使书再多，对收藏家而言，也许是豪无价值的。
海源阁四代主人历经近百年的努力与多方搜寻，才铸就了曾轰动一时的著名藏书楼海源阁，这其中杨氏所付出的汗水与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契而不舍、世代相传的做法给世人带来无限的精神财富。
2.1 聚沙成塔，四世相传
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本书只能称其为书，然百本千本乃至万本就可以成楼，只要有坚定的决心与顽强的毅力，终可聚沙成塔，积水成河。杨氏就是秉承以小为之，而后见大的原则，凭借执着的信念与坚强的意志，用尽几代人的一生，不遗余力地一本本地收集着各种书籍，建立起自己的藏书楼，并命名为海源阁，是取《礼记·学记》中“先河后海”之寓意，体现了杨氏对收藏书籍的宏伟目标和坚定决心。杨氏的书香门第环境为海源阁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代主人杨增的父亲杨兆煜已开始收藏书籍，只是受条件所限，数量不多。到了杨以增时期，成为海源阁书籍收藏的主要阶段，杨以增在不同地区任职，为其搜集书籍创造了有利条件，先后在湖北、陕甘及江南任职期间，大量收集各种书籍，尤其是在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之时，收入“艺芸书舍”之书，成为海源阁珍本的主要来源。其子绍和，子承父业，继续大力收藏书籍，购得乐善堂藏书，极大丰富了海源阁的藏书。杨绍和的儿子杨保彝一生购书不多，主要是谨守家业，为保管整理海源阁藏书做出了巨大努力，使得海源阁能够得以完整有序地存续。第四代主人杨承训，虽未能为海源阁收集古书，但由于所处战乱时代，却为海源阁书籍的安全与保管进行着艰苦卓绝地奋斗，付出了自己的一份真心与努力。杨氏几代人对藏书的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且能四世相承的精神，着实令人心生敬佩与感叹。 2.2 精心保管，严谨汇编
杨以增在收集、购买各种书籍的時候，格外注意鉴定书的真伪与收藏价值，而且大多数都经过好友梅增亮、高均儒和吴熙载等文人及鉴赏家的仔细鉴别，所购书籍均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对于藏书家而言，藏书不易，守书更难。由于书的主要原料是植物纤维，既易受水火、潮湿、曝晒、腐蚀、虫蛀、鼠咬等自然因素的威胁，又易受偷盗、污损、搬迁等人为因素的威胁，还会受到战争、政变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历史上由以上因素造成图书毁损的先例为数不少。
为了能使所藏书籍不受毁损，杨氏一族可谓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杨以增花380金购得宋本《史记》，想重新进行装潢，在途经桑干河时翻船，连人带书一起落入水中，他奋不顾身地将书护在怀中，才使之得存至今[5]
杨氏为管理与保护海源阁藏书也是费尽心思，为躲避战乱，分散风险，除海源阁外，还建有陶南山馆与丙农宏舍两处藏书地，信奉“大乱居乡，小乱居城”的原则。[5]并且在具体保管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定期限晾晒，对善本均用楠木匣装之，再以函套之，在晾晒之时要严格讲究时节，同时按时打开和关闭门窗，这一严格做法就是下人也知道书籍的重要性了。
不但如此，杨氏为了防止图书外借可能造成收不回的情况发生，严禁外人与亲戚观赏。杨保彝晚年无子，怕自己百年之后引起财产争夺而会累及祖辈留下的藏书，特俱书上呈县里案。清末战乱时有发生，第四代主人杨承训倾力而为，将书迁移到天津、济南等地，才使部分书籍免去毁损的厄运。
古人藏书基本上要走三步：收藏图书、校勘汇编、刊刻成册，海源阁杨氏也不例外，也是按照这一程序进行。
杨以增一生以收藏图书为主，其子杨绍和则在收藏书籍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汇编工作，将海源阁藏书进行整理后编成书目，于同治二三年开始撰写《楹书隅录》，于同治十年完成，共五卷，此为《初编》，杨绍和为每一卷都写下序跋。于同治十年又撰《续编》四卷，令其子杨保彝抄写原书题跋，于同年秋完成。杨绍和在《楹书隅录续编序》中说：“若予年来嗜好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本打算撰写三编，然而杨绍和只能写下两编就英年早逝，只留下《初编》与《续编》共九卷，均为善本解题目录，采用题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尤其是《初编》，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对海源阁藏书进行了仔细详尽的解说，“对所录之书考核异同，检校得失，详记各书的名家题跋，间附己意，并记其行式、印章及收藏经过等”。[7]杨绍和记述书目的认真程度可想而知，用“实事求事、一丝不苟”来形容豪不过分。
但由于各种原因，二书编后并未及时刊印，而是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其子杨保彝刊印这部书，并由其妻王少姗与吉鹤慈等人校勘，于同年冬成书，前后共历时三十年。为了确保书的真实与精确，杨绍和呕心沥血，精心编写，杨保彝不辞劳苦认真出刊。为了藏书与编书，几代人都是兢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2.3 私中见公，奉献后人
杨氏对海源阁藏书实行的是闭门主义，无论是外人，还是族人，亦或是亲戚，没有允许都是不可能进入到阁内的，曾在杨家服役十年的仆役也不曾登上过藏书楼。据记载，《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曾往海源阁想看其藏书，结果未能如愿，并留诗一首以表心情。杨保彝死后，藏书曾由其妻掌管，在杨承训小时也是不允许上楼看书的，直到16岁认为他懂事，知道保管书籍了，才让他看到珍本书籍。可见杨氏对藏书管理之严，为了保护书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如此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闭门也不是绝对的，一些文人、有学之士如江标、柯绍忞、傅增湘等都曾一睹过海源阁藏书的风采。[5]只有喜欢书，爱读书，才知道书的乐趣，也才懂得书的珍贵和来之不易，所以只有有学之士才更爱护与珍惜书籍。也正是由于杨氏对海源阁实行的是闭门主义，才有了今天海源阁留下的无数珍宝，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杨氏的闭门，感谢他们四世对海源阁的精心呵护与保管。
3 改变南北藏书格局
我国自春秋战国时起就有私人藏书习惯，而且不同时期因文化中心的不同而出现藏书重心的不同。宋代印刷技术的发达，使私人藏书愈加兴盛，此时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重心之地，读书、藏书、刻书之风尤其浓厚，因而造就了藏书比较集中于江南一带的景象，到清末，这一现象更为显著，清末四大藏书楼中的三家──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均在南方。但杨氏海源阁的成立，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海源阁因所藏宋元珍本诸多，与瞿氏铁琴铜剑楼并驾齐驱，史称“南瞿北杨”，从而使藏书重心也开始从南方逐渐移向北方，形成南北并重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曹景英，马明琴.海源阁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270，
[2][清]杨绍和：校明抄本《元音遗响》题识.《隅录续编》卷4.清光绪二十年杨保彝刻本.
[3]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海源阁藏书纪略）：311.
[4]王志民.山东省历史文化遗址调查与保护研究报告[M].齐鲁书社，2008：841.
[5]杨朝亮.中国著名藏书楼海源阁[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6]丁延峰.海源阁藏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2.
[7]叶守法.书的命名[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63.
作者简介：李希红（1977-），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