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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现代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启蒙时代的哲人是他们心目中的榜样。正是在启蒙时代，哲人们以普遍理性为武器，开始介入公共生活。然而本文认为，后人心目中光辉的“哲人”形象实际上是由两个矛盾人物——伏尔泰和卢梭——为基础融合而成的“神话”。本文将主要对这两个人物的主要特点展开分析，试图揭开现代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神话”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现代法国；伏尔泰；卢梭；公共知识分子的“神话”
[中图分类号]J6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07-0016-03
＼[作者简介＼]汪骁（1988— ），男，江苏南京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系访问学者。（北京100027）一、引言
在法国的启蒙时代，哲人的功劳无疑是巨大的。在此之前，哲学从未在政治领域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尽管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推崇“哲学王”，但这也只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景罢了——其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雅典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按照任何一个哲学家的设想发展下去。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倒是希望能够把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培养成一位具有哲学素养的贤君，但后者显然认为四处征战更有乐趣，师徒二人最终不欢而散。
显然，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作为理论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政治是泾渭分明的。但这种情况在启蒙时代的法国得到了改变。当然，此时的哲学家仍然不能直接对政治事务进行干预，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增强了。后来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以他们为榜样，积极介入公共生活，为无辜的德雷福斯伸张正义。所以，若要了解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就要从他们的原型——启蒙时代的哲人入手。而哲人得以介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是他们对于理性的宣扬。他们相信，理性能够改造世界，使社会更臻于完善。
二、伏尔泰对公共生活的“介入”
伏尔泰的《老实人》很好地阐明启蒙哲人们对待理性的观点。伏尔泰首先利用了庞格罗斯的形象来影射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后者相信“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随后用老实人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在经验层面上证明了莱布尼茨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伏尔泰陷入了“人有原罪”的基督教悲观主义中：在书中，这种悲观主义以马丁的形象呈现出来，他否认世界上还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存在，“上帝已把它丢给某些可恶的东西了”[1]，但老实人也不认同马丁，他相信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应该受到现实和理性的指引），才能最终获得幸福，故而在《老实人》的最后，主人公说“我们应该好好照料我们的园子”，这个结论同时反对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和基督教的悲观主义，也符合当时资产阶级要求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他们改造世界的武器正是理性。[2]
然而哲人参与到社会进程中的方式很特殊，他们唯有在思想的竞技场里才可以充分发挥才能。所以18世纪法国的公共舆论领域成了哲人们寻求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的主战场，例如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为无辜的让·卡拉伸张正义：在《论宽容》中，他通过推理证明了老卡拉等人不可能是谋杀其子的凶手。最终，伏尔泰的辩护获得了成功，卡拉案得以沉冤昭雪。此事件过后，伏尔泰就被后人塑造成了理性的代言人和正义的守护者，后人称之为“欧洲的良心”，伏尔泰也被视为一个哲人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不过熟悉伏尔泰生平的人都明白，实际生活中的伏尔泰和他文字中所呈现出的、高举理性主义的哲人形象并不完全吻合。在莫洛亚的笔下，伏尔泰的形象更加复杂也更接近事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吗？他讥讽帝王而又谄媚帝王。他对教会中人宣说应当宽恕横暴，他却不能放过他的敌人。他慷慨而又吝啬，坦白而又谎骗，怯懦而又勇敢。[3]”众多史料也都将伏尔泰的精明世故和奸诈狡猾暴露无遗，这尤其体现在他与卢梭的“笔仗”上。在另一个细节上，伏尔泰也显现出了他为人老道的一面。众所周知，“伏尔泰”只是一个假名而已，这本来并没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毕竟使用假名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稀松平常之事。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伏尔泰经常使用假名或者匿名发表文章，或者故意将自己的文章说成是他人的作品。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出于人身安全起见，其二是使用假名或匿名进行批判时效果更佳。在致爱尔维修的一封信中，伏尔泰认为若要与反启蒙的势力进行斗争，就势必要采用假名或者匿名以保护自己，这样才能长期作战。他甚至还默许使用诽谤的手段来打击对手，认为这样的方法更有效。相较之下，卢梭似乎没有这种担忧，他很少使用假名，但这种坦率在伏尔泰看来却是不谨慎的表现[4]。总之出于实际的考量，伏尔泰为自己的“不真诚”行为进行了辩解，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了伏尔泰的圆滑，而一般人也很难把工于心计的形象与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联系在一起。
对伏尔泰生平事迹进行更充分的了解，并不是为了丑化这位伟大的哲人，这绝不是本文的目的。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能否认伏尔泰在法国、在西方乃至在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毋宁说，本文的目的是证明以伏尔泰为典型的哲人形象是经过了历史叙述者“附魅”的，是一个早已被历史教科书“神秘化”了的形象；而本文要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即“去魅”和“去神秘化”，去掉伏尔泰的明星光环，尽力恢复这位哲人的本来面貌。
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胜利了，这场胜利或许对于伏尔泰本人来说并不算什么，毕竟此时的他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了。然而对于这种明星光环，有的哲人却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厌弃，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卢梭。
三、卢梭的“明星苦恼”
从各个方面来说，伏尔泰跟卢梭都判若两人：伏尔泰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而卢梭是一个贫苦钟表匠的儿子；在政治观点上，伏尔泰对民主制不以为然，而卢梭则是民主制的拥护者；两人在生活作风上的差异也很大，尽管都是沙龙的常客，伏尔泰爱出风头，而卢梭生性腼腆，上流社会里矫揉造作的氛围渐渐让卢梭产生了反感：要在沙龙里出风头，就必须是个潇洒自如的人，而他却是一个腼腆而不善交际的人；在沙龙中所需要的是对答如流，而他卻拙于言词，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能有所创造；在沙龙中必须能轻松而机智地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他却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冲突上。总之，他应该像伏尔泰，而他却是让-雅克。＼[5＼] 从表面上看，卢梭与其他哲人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对理性的看法上：卢梭的浪漫主义倾向使他很早就对理性提出了控诉。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科学和艺术伤风败俗的作用；对卢梭来说，斯巴达式的无知状态才是值得追求的，而雅典人的科学和艺术则是危险的。这种危险的贻害直至今日，把社会风气弄得乌烟瘴气，所以卢梭苦口婆心地说道：“人们啊！你们应该知道自然想要保护你们不去碰科学，正像一个母亲要从她孩子的手里夺下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6＼]”卢梭在现代早期便已经隐约意识到了日后的理性危机，这让卢梭与仍然沉浸在理性所带来的喜悦中的同时代哲人格格不入。
然而卢梭还在另一个层面与其他哲人有所不同。不论是伏尔泰、孟德斯鸠还是百科全书派，鲜有人对自己的明星地位表示过反感，但彼时亦是名人的卢梭却始终对此感到不自在。卢梭意识到了明星地位所引起的苦恼，这种苦恼最明显地体现在他晚年的作品《卢梭，让-雅克的审判者》中。安托万·利尔蒂指出，过去研究者们往往把这部对话录视为卢梭谵妄或者被迫害妄想症的表现而不予以重视。但在利尔蒂看来，这部对话录的潜在主题是表达了卢梭对于明星身份的矛盾和焦虑。与通常的认知相反，利尔蒂认为事实上卢梭并非不渴望出名，但随着自己的名望不断高涨，烦恼随之产生。在《忏悔录》中，卢梭向读者吐露心声：很多人慕名前来看望他，但“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他，“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承……＼[7＼]”卢梭意识到了身为明星的负担，他看到明星光环反而掩盖了他的思想深度，而后者才是他最希望世人欣赏的东西，于是乎这种矛盾便在卢梭身上引发了痛苦。渐渐地，卢梭性格中偏执的一面开始显现。在后期的作品中，他不仅想象百科全书派在暗中陷害他，甚至还认为法国大众都与他为敌，人们对卢梭的善意都被解释为虚情假意的奉承。所以在《卢梭，让-雅克的审判者》中，卢梭要极力为自己做出辩解，澄清自己的谦逊并不是造作之举，证明自己的真诚不容置疑。作为一个研究“明星”问题的学者，利尔蒂的这番分析为卢梭性格中神经质的一面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利尔蒂在分析中也提请读者们注意到一个矛盾：《社会契约论》中那个相信公意“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8＼]”的乐观主义者，为何到了晚年就变成了一个相信公众正在密谋置他于死地的阴谋论者呢？利尔蒂认为，卢梭此处的前后矛盾并不完全是病态的表现，而是他察觉到了公共舆论吊诡而危险的一面。此刻的卢梭宁愿固执地相信，公共舆论并不是理性的仲裁法庭，而“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专制统治，它允许一些结构严密的小型组织四处传播错误意见，迫害无辜之人”＼[9＼]。作为公共领域中的明星，卢梭既是公共舆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潜在的受害者。他认识到公众的赞扬和吹捧能让人一夜成名，而谣言和中伤也能使人瞬间跌入深渊。而谁才是一个人价值的真正仲裁者呢？恐怕只有上天了，这也是卢梭起初想要把《卢梭，让-雅克的审判者》的手稿放在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的原因了。所以，卢梭再三强调要让他的读者认识他的真面目，勿被明星光环或者谣言所迷惑。也因此，当我们回头再看看这个问题，即卢梭为何坚持要使用真名发表作品，我们就能够理解他敢于“冒官方之大不韪”的原因所在了。他不仅使用真名，还三番五次地强调自己的名字——简洁明了的“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显出他比其他人更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感。而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他却不厌其烦地把达朗贝尔各种花哨的头衔都列举出来，仿佛是刻意要在二人之间造成一种对比，以突出自己的简单淳朴和达朗贝尔的华而不实。
卢梭在性格上与众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会走上一条与其他哲人大相径庭的人生旅途，也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异乡人”（étranger）的形象：他是一个活跃在法国的日内瓦公民，其观点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他的一生不断地受到同僚的攻击，也不断地遭到官方驱逐。但正是因此他的名气才与日俱增，日后，这种被疏离者的形象也被后人所铭记，成了法国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又一来源。
四、结语
正如诸多文献所指出的，直到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才算真正诞生了。这一事件已为人们所熟知，故在此不再复述。但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法国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两个矛盾形象的奇异混合：这个混合体的一部分来自于伏尔泰——理性和正义的捍卫者，另一部分来自于卢梭——异乡者和被疏离者。左拉本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经历，正好就是这两种形象的有机统一体：一方面，《我控诉》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社会正义感的表现；另一方面左拉却在《我控诉》发表后被迫流亡英国。而他越是处于社会边缘，似乎就越证明自身的行为具有正义性，左拉也因此成了英雄。
在左拉等人的努力下，德雷福斯最终洗清了罪名，这固然值得庆幸，但在德雷福斯事件顺利解决的背后却留下了一个“阴影”：一则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诞生了，知识分子从此自视为真理的代言人，而德雷福斯派的话语则变成了历史的正统叙事。然而，德雷福斯派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不过是因为他们相较于对手更接近事实罢了，而绝不是所谓的“邪不胜正”，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普世主义、共和主义）比对方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更具有优越性＼[10＼]。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发现德雷福斯无罪证据的英雄乔治·皮卡尔甚少被人提及，反倒是左拉显得像是整个事件真正的推动者。试想一下，假如皮卡尔没能发现德雷福斯無罪的关键性证据，又或者皮卡尔出于某种险恶的目的而将证据销毁了，那么即便左拉凭借《我控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于整个事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神话”还在延续，并且在萨特这一代人身上达到了顶点。萨特时常出现在各种重要的抗议活动中，他和福柯在“五月风暴”中的身影恐怕是很多法国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形象。但矛盾的是，萨特本人似乎并不喜欢抛头露面：萨特曾私下里向其秘书透露，政治“无聊得要死”，他真正喜爱的是文学创作，而不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文化偶像＼[11＼]。似乎像卢梭一样，他也厌恶成为一名公众人物。但这也是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所在——公共知识分子成了其所创造的公众形象的“囚徒”。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了维护这种形象，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常常会趋于偏激，甚至意识形态化，以至于无视基本事实。托尼·朱特批评萨特在明知斯大林的独裁行径时，仍然选择性地无视了这一事实，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苏联，辜负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12＼]。而这也是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招致恶名的原因之一：他们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盲信者，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之基本的辩证思维能力。社会的进步不能缺乏批判者，这说明在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仍有存在之必要。但“为批判而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堕落为了最肤浅、最故作姿态的意识形态者，他们甚至难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巴什拉认为“真理是忏悔的产物”，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之批判的出发点就应该是对自我的反思，即去解构由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神话”，这是恢复公共知识分子本来面貌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参 考 文 献＼]
＼[1＼]＼[法＼]伏尔泰.老实人＼[M＼]. 徐向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63.
[2]＼[法＼]伏尔泰.老实人＼[M＼]. 徐向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95.
[3]傅雷.傅雷译文集（第十二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490—491.
[4]Christopher Kelly， “Rousseau’s Critiqu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A＼] I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C＼]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edited by Arthur M. Melzer， Jerry Weinberger， M. Richard Zinman， pp. 56—57.
[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序言9.
＼[6＼]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9.
＼[7＼] ＼[法＼]卢梭.忏悔录＼[M＼]. 黎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53.
＼[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1.
＼[9＼] Antoine Lilti， “The Writing of Paranoia：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the Paradoxes of Celebrity.”＼[J＼] In Representations， vol. 103， no. 1， 2008， pp. 60.
＼[10＼] ＼[美＼]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319.
＼[11＼] Sudhir Hazareesingh， How the French Think： An 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 Intellectual People＼[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pp. 194.
＼[12＼] ＼[美＼]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M＼].李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张洪全）
[关键词]现代法国；伏尔泰；卢梭；公共知识分子的“神话”
[中图分类号]J6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07-0016-03
＼[作者简介＼]汪骁（1988— ），男，江苏南京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系访问学者。（北京100027）一、引言
在法国的启蒙时代，哲人的功劳无疑是巨大的。在此之前，哲学从未在政治领域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尽管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推崇“哲学王”，但这也只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景罢了——其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雅典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按照任何一个哲学家的设想发展下去。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倒是希望能够把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培养成一位具有哲学素养的贤君，但后者显然认为四处征战更有乐趣，师徒二人最终不欢而散。
显然，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作为理论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政治是泾渭分明的。但这种情况在启蒙时代的法国得到了改变。当然，此时的哲学家仍然不能直接对政治事务进行干预，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增强了。后来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以他们为榜样，积极介入公共生活，为无辜的德雷福斯伸张正义。所以，若要了解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就要从他们的原型——启蒙时代的哲人入手。而哲人得以介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是他们对于理性的宣扬。他们相信，理性能够改造世界，使社会更臻于完善。
二、伏尔泰对公共生活的“介入”
伏尔泰的《老实人》很好地阐明启蒙哲人们对待理性的观点。伏尔泰首先利用了庞格罗斯的形象来影射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后者相信“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随后用老实人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在经验层面上证明了莱布尼茨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伏尔泰陷入了“人有原罪”的基督教悲观主义中：在书中，这种悲观主义以马丁的形象呈现出来，他否认世界上还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存在，“上帝已把它丢给某些可恶的东西了”[1]，但老实人也不认同马丁，他相信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应该受到现实和理性的指引），才能最终获得幸福，故而在《老实人》的最后，主人公说“我们应该好好照料我们的园子”，这个结论同时反对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和基督教的悲观主义，也符合当时资产阶级要求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他们改造世界的武器正是理性。[2]
然而哲人参与到社会进程中的方式很特殊，他们唯有在思想的竞技场里才可以充分发挥才能。所以18世纪法国的公共舆论领域成了哲人们寻求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的主战场，例如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为无辜的让·卡拉伸张正义：在《论宽容》中，他通过推理证明了老卡拉等人不可能是谋杀其子的凶手。最终，伏尔泰的辩护获得了成功，卡拉案得以沉冤昭雪。此事件过后，伏尔泰就被后人塑造成了理性的代言人和正义的守护者，后人称之为“欧洲的良心”，伏尔泰也被视为一个哲人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不过熟悉伏尔泰生平的人都明白，实际生活中的伏尔泰和他文字中所呈现出的、高举理性主义的哲人形象并不完全吻合。在莫洛亚的笔下，伏尔泰的形象更加复杂也更接近事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吗？他讥讽帝王而又谄媚帝王。他对教会中人宣说应当宽恕横暴，他却不能放过他的敌人。他慷慨而又吝啬，坦白而又谎骗，怯懦而又勇敢。[3]”众多史料也都将伏尔泰的精明世故和奸诈狡猾暴露无遗，这尤其体现在他与卢梭的“笔仗”上。在另一个细节上，伏尔泰也显现出了他为人老道的一面。众所周知，“伏尔泰”只是一个假名而已，这本来并没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毕竟使用假名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稀松平常之事。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伏尔泰经常使用假名或者匿名发表文章，或者故意将自己的文章说成是他人的作品。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出于人身安全起见，其二是使用假名或匿名进行批判时效果更佳。在致爱尔维修的一封信中，伏尔泰认为若要与反启蒙的势力进行斗争，就势必要采用假名或者匿名以保护自己，这样才能长期作战。他甚至还默许使用诽谤的手段来打击对手，认为这样的方法更有效。相较之下，卢梭似乎没有这种担忧，他很少使用假名，但这种坦率在伏尔泰看来却是不谨慎的表现[4]。总之出于实际的考量，伏尔泰为自己的“不真诚”行为进行了辩解，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了伏尔泰的圆滑，而一般人也很难把工于心计的形象与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联系在一起。
对伏尔泰生平事迹进行更充分的了解，并不是为了丑化这位伟大的哲人，这绝不是本文的目的。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能否认伏尔泰在法国、在西方乃至在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毋宁说，本文的目的是证明以伏尔泰为典型的哲人形象是经过了历史叙述者“附魅”的，是一个早已被历史教科书“神秘化”了的形象；而本文要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即“去魅”和“去神秘化”，去掉伏尔泰的明星光环，尽力恢复这位哲人的本来面貌。
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胜利了，这场胜利或许对于伏尔泰本人来说并不算什么，毕竟此时的他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了。然而对于这种明星光环，有的哲人却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厌弃，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卢梭。
三、卢梭的“明星苦恼”
从各个方面来说，伏尔泰跟卢梭都判若两人：伏尔泰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而卢梭是一个贫苦钟表匠的儿子；在政治观点上，伏尔泰对民主制不以为然，而卢梭则是民主制的拥护者；两人在生活作风上的差异也很大，尽管都是沙龙的常客，伏尔泰爱出风头，而卢梭生性腼腆，上流社会里矫揉造作的氛围渐渐让卢梭产生了反感：要在沙龙里出风头，就必须是个潇洒自如的人，而他却是一个腼腆而不善交际的人；在沙龙中所需要的是对答如流，而他卻拙于言词，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能有所创造；在沙龙中必须能轻松而机智地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他却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冲突上。总之，他应该像伏尔泰，而他却是让-雅克。＼[5＼] 从表面上看，卢梭与其他哲人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对理性的看法上：卢梭的浪漫主义倾向使他很早就对理性提出了控诉。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科学和艺术伤风败俗的作用；对卢梭来说，斯巴达式的无知状态才是值得追求的，而雅典人的科学和艺术则是危险的。这种危险的贻害直至今日，把社会风气弄得乌烟瘴气，所以卢梭苦口婆心地说道：“人们啊！你们应该知道自然想要保护你们不去碰科学，正像一个母亲要从她孩子的手里夺下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6＼]”卢梭在现代早期便已经隐约意识到了日后的理性危机，这让卢梭与仍然沉浸在理性所带来的喜悦中的同时代哲人格格不入。
然而卢梭还在另一个层面与其他哲人有所不同。不论是伏尔泰、孟德斯鸠还是百科全书派，鲜有人对自己的明星地位表示过反感，但彼时亦是名人的卢梭却始终对此感到不自在。卢梭意识到了明星地位所引起的苦恼，这种苦恼最明显地体现在他晚年的作品《卢梭，让-雅克的审判者》中。安托万·利尔蒂指出，过去研究者们往往把这部对话录视为卢梭谵妄或者被迫害妄想症的表现而不予以重视。但在利尔蒂看来，这部对话录的潜在主题是表达了卢梭对于明星身份的矛盾和焦虑。与通常的认知相反，利尔蒂认为事实上卢梭并非不渴望出名，但随着自己的名望不断高涨，烦恼随之产生。在《忏悔录》中，卢梭向读者吐露心声：很多人慕名前来看望他，但“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他，“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承……＼[7＼]”卢梭意识到了身为明星的负担，他看到明星光环反而掩盖了他的思想深度，而后者才是他最希望世人欣赏的东西，于是乎这种矛盾便在卢梭身上引发了痛苦。渐渐地，卢梭性格中偏执的一面开始显现。在后期的作品中，他不仅想象百科全书派在暗中陷害他，甚至还认为法国大众都与他为敌，人们对卢梭的善意都被解释为虚情假意的奉承。所以在《卢梭，让-雅克的审判者》中，卢梭要极力为自己做出辩解，澄清自己的谦逊并不是造作之举，证明自己的真诚不容置疑。作为一个研究“明星”问题的学者，利尔蒂的这番分析为卢梭性格中神经质的一面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利尔蒂在分析中也提请读者们注意到一个矛盾：《社会契约论》中那个相信公意“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8＼]”的乐观主义者，为何到了晚年就变成了一个相信公众正在密谋置他于死地的阴谋论者呢？利尔蒂认为，卢梭此处的前后矛盾并不完全是病态的表现，而是他察觉到了公共舆论吊诡而危险的一面。此刻的卢梭宁愿固执地相信，公共舆论并不是理性的仲裁法庭，而“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专制统治，它允许一些结构严密的小型组织四处传播错误意见，迫害无辜之人”＼[9＼]。作为公共领域中的明星，卢梭既是公共舆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潜在的受害者。他认识到公众的赞扬和吹捧能让人一夜成名，而谣言和中伤也能使人瞬间跌入深渊。而谁才是一个人价值的真正仲裁者呢？恐怕只有上天了，这也是卢梭起初想要把《卢梭，让-雅克的审判者》的手稿放在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的原因了。所以，卢梭再三强调要让他的读者认识他的真面目，勿被明星光环或者谣言所迷惑。也因此，当我们回头再看看这个问题，即卢梭为何坚持要使用真名发表作品，我们就能够理解他敢于“冒官方之大不韪”的原因所在了。他不仅使用真名，还三番五次地强调自己的名字——简洁明了的“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显出他比其他人更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感。而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他却不厌其烦地把达朗贝尔各种花哨的头衔都列举出来，仿佛是刻意要在二人之间造成一种对比，以突出自己的简单淳朴和达朗贝尔的华而不实。
卢梭在性格上与众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会走上一条与其他哲人大相径庭的人生旅途，也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异乡人”（étranger）的形象：他是一个活跃在法国的日内瓦公民，其观点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他的一生不断地受到同僚的攻击，也不断地遭到官方驱逐。但正是因此他的名气才与日俱增，日后，这种被疏离者的形象也被后人所铭记，成了法国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又一来源。
四、结语
正如诸多文献所指出的，直到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才算真正诞生了。这一事件已为人们所熟知，故在此不再复述。但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法国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两个矛盾形象的奇异混合：这个混合体的一部分来自于伏尔泰——理性和正义的捍卫者，另一部分来自于卢梭——异乡者和被疏离者。左拉本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经历，正好就是这两种形象的有机统一体：一方面，《我控诉》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社会正义感的表现；另一方面左拉却在《我控诉》发表后被迫流亡英国。而他越是处于社会边缘，似乎就越证明自身的行为具有正义性，左拉也因此成了英雄。
在左拉等人的努力下，德雷福斯最终洗清了罪名，这固然值得庆幸，但在德雷福斯事件顺利解决的背后却留下了一个“阴影”：一则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诞生了，知识分子从此自视为真理的代言人，而德雷福斯派的话语则变成了历史的正统叙事。然而，德雷福斯派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不过是因为他们相较于对手更接近事实罢了，而绝不是所谓的“邪不胜正”，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普世主义、共和主义）比对方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更具有优越性＼[10＼]。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发现德雷福斯无罪证据的英雄乔治·皮卡尔甚少被人提及，反倒是左拉显得像是整个事件真正的推动者。试想一下，假如皮卡尔没能发现德雷福斯無罪的关键性证据，又或者皮卡尔出于某种险恶的目的而将证据销毁了，那么即便左拉凭借《我控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于整个事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神话”还在延续，并且在萨特这一代人身上达到了顶点。萨特时常出现在各种重要的抗议活动中，他和福柯在“五月风暴”中的身影恐怕是很多法国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形象。但矛盾的是，萨特本人似乎并不喜欢抛头露面：萨特曾私下里向其秘书透露，政治“无聊得要死”，他真正喜爱的是文学创作，而不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文化偶像＼[11＼]。似乎像卢梭一样，他也厌恶成为一名公众人物。但这也是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所在——公共知识分子成了其所创造的公众形象的“囚徒”。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了维护这种形象，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常常会趋于偏激，甚至意识形态化，以至于无视基本事实。托尼·朱特批评萨特在明知斯大林的独裁行径时，仍然选择性地无视了这一事实，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苏联，辜负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12＼]。而这也是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招致恶名的原因之一：他们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盲信者，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之基本的辩证思维能力。社会的进步不能缺乏批判者，这说明在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仍有存在之必要。但“为批判而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堕落为了最肤浅、最故作姿态的意识形态者，他们甚至难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巴什拉认为“真理是忏悔的产物”，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之批判的出发点就应该是对自我的反思，即去解构由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神话”，这是恢复公共知识分子本来面貌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参 考 文 献＼]
＼[1＼]＼[法＼]伏尔泰.老实人＼[M＼]. 徐向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63.
[2]＼[法＼]伏尔泰.老实人＼[M＼]. 徐向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95.
[3]傅雷.傅雷译文集（第十二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490—491.
[4]Christopher Kelly， “Rousseau’s Critiqu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A＼] I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C＼]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edited by Arthur M. Melzer， Jerry Weinberger， M. Richard Zinman， pp. 56—57.
[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序言9.
＼[6＼]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9.
＼[7＼] ＼[法＼]卢梭.忏悔录＼[M＼]. 黎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53.
＼[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1.
＼[9＼] Antoine Lilti， “The Writing of Paranoia：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the Paradoxes of Celebrity.”＼[J＼] In Representations， vol. 103， no. 1， 2008， pp. 60.
＼[10＼] ＼[美＼]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319.
＼[11＼] Sudhir Hazareesingh， How the French Think： An 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 Intellectual People＼[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pp. 194.
＼[12＼] ＼[美＼]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M＼].李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