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早已尽人皆知，但教学中运用何种方式，颇不一样。笔者只从古典诗词方面谈一点古为今用的三个密切相连的问题，拟算作一种方式。这就是“分解—比较—吸收”的三步法。
　　程序一：甄别分解，辩证定性
　　我们必须把作家的思想、身世及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先弄清楚，才能把握各个作家的作品倾向。例如李白的超人遁世，杜甫的忠君崇圣，白居易的悠闲颓废，都会在他们各自的诗词中不可避免地有所反映。那种精华部分与糟粕部分，即是他们的积极思想与消极思想对立而又统一的世界观的表露。因为某一诗人的作品倾向，必须放在他的思想、身世与所处的时代中去考查与印证。先秦迷信巫术，在《诗经》《楚辞》里就涉及到一些内容；魏晋以后盛行道教与佛教，对李白的求仙、王维的崇佛，都不会没有影响。严格一点说，即使是艺术上自成流派的各类“诗体”，既有其进步、特出的一面，也有落后、不足的一面。例如：南朝的元嘉体”词秀丰茂，但又繁芜危仄；南朝的“玉台体”缉裁巧密，却又轻浮绮靡；唐代的“元和体”恶同喜异，而又浮而不实的；宋代的“西昆体”寓意深遂，但却偏重形式；宋代的“诚斋体”浅近诙谐，却又俚熟过甚，明代的“铁崖体”自然明朗，而又槎牙钩棘，等等，无不有此两面性并带有时代烙印。因此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鉴别他们诗作中的小及完美与缺陷（艺术流派）、大至精华和糟粕（思想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开始“定性”的很关键的一步。
　　程序二：纵横比较，剖析总结
　　我们把精华部分与糟粕部分等鉴别出来之后，还要有一个消化过程。那就是要进行多层次的比较。例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之傲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之忧心；“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白居易的体恤；“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的韦应物的内疚以及“裹尸马革固其常”的陆游之壮怀，等等，这种忧国忧民、蔑视权贵的思想品格，对促使作家形成诗的个性风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白居易之晓畅、韦应物之冲和、陆游之悲愤，这些都可以从比较中获得。假如从诗的情调来说，文天祥有“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哀叹，而李煜就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悲恸，前者为国而忧，后者为己而泣。又李商隐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刘禹锡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前者隐含忧伤，后者抒发豪情，思想境界就截然不同。这是从横的方面来比较。同样，出自于屈原《九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之语的，李清照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夏完淳有“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而陈毅则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古人与今人的思想境界就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是从纵的方面来比较。这种多层次的横与纵的比较，是剖析、总结的极其细致的一步。
　　程序三：吸收继承，学以致用
　　这是古为今用的效果问题。没有“吸收”就没有“继承”。那种否定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那种割断旧的文化传统的偏激观念，都是无法贯彻“摒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一古为今用的方针的。“吸收”必须借助于“类义用典”的手段，才有继承性；“吸收”还必须遵循“会通适变”的原则，才有创造性。二者不可偏废。例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被吸收用来说明认识事物的立足点不正，就会被假象所迷惑；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被吸收用来比喻进步、新生的事物是在同腐朽、没落的事物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里含有辩证的观点。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蕴含了鞭策人们追求更高成就的精神力量；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取代了“四海之内皆朋友”的思想内涵，这里含有人生的哲理。李煜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反面的消极概叹却能化用成正面的积极嘲讽；李商隐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恋人的感情融洽却能化用成描写坏人的沆瀣一气。这里含有反用的新意，等等，不胜枚举。这种类其义、用其典，或直露，或隐曲，或翻造，或出新，可以说是“学而致用”的一步。
　　“分解—比较—吸收”的三步法，不仅适用于诗词教学的部分范畴，而且还适用于古典文学作品教学的整个范畴，这三步法只是笔者初步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对诗词教学有所帮助。
　　作者单位：江苏海安县曲塘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