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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和高利润之间的巨大差距,实属正常商业逻辑。
南非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场场足球盛宴成为球迷们的狂欢节日,但中国足球却已然沦为无聊的旁观者。韩国和日本球队相继亮相世界杯,并取得了开门胜利。
从两支球队的现场表现看,中国足球作为他们的东亚近邻和多年来的球场冤家,已经被日韩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根本就无法同日而语。而朝鲜队面对巴西时的勇敢表现,也赢得了世人的赞赏。
还好,中国元素并没有因为国足的迷失而远离世界杯。其实从球场上南非球迷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喇叭“Vuvuzela”,到赛场上“普天同庆”的比赛用球,乃至世界杯吉祥物“扎库米”无一不是出自中国制造。当然,这些还都是一些显性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从今年年初就已经进入到世界杯时间。
来自义乌海关的统计显示,当地体育用品的月度出口额连续半年超过了1000万美元,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0%。尤其是4月和5月,每月都有1500万美元以上的体育用品出口,“国旗、假发、足球、喇叭、墨镜、望远镜”等一切可能与世界杯有关的商品都可谓是持续热销。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面对这些颇显丰硕的商业数据,或许能够弥补一下中国足球萎靡不振所导致的伤痛。但必须要告诉国人的真相是,类似商业场景其实并不值得欣喜,中国制造绝非是中国的骄傲,庞大的南非市场带给中国制造的只是蝇头小利而已。
事实上,几乎在每次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前我们都不难看到类似的喜人数据,但却始终罕见深入的内在剖析。在四年前的德国世界杯上,一只中国制造的可爱“格列奥”,在德国售价高达19.95欧元,而在扬州玩具厂的出厂价格却仅为1.45欧元,大多数利润落入了德国经销商和进口商的腰包。而四年之后的今天也不例外,南非世界杯赛场外,一个大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约合53.1人民币)不等,而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人们可以用5元人民币的价格轻易买到一个大喇叭,由此可见,企业的出厂价格还要低于5元钱了。
中国制造和高利润之间的巨大差距,实属正常商业逻辑。如果把销售总利润作为一个大蛋糕的话,买卖双方的市场地位决定了对于利润蛋糕分割的权利。经销商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获得高利润,因为他们拥有对价值链条增值最高的部分——品牌的控制优势:显然,“格列奥”和“扎库米”的设计者和品牌推广者拥有更强大的市场力量,而中国制造业则只能是获得微薄的加工费收入而已。
然而,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此,而以体育赛事四年一个轮回的规律观察,为何中国制造却始终无法跳出低端竞争的怪圈呢?
由制造走向创造,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实现突破却必须要依靠外力的帮助,否则只能在怪圈中循环。而当下的中国制造已经处于一个死扣之中,即单靠参与制造的资方与劳方自身,已经很难取得体制性突破。如果没有体制性减税让利措施出台,四年后的世界杯上,我们注定仍将为“辉煌的”中国制造而悲伤。
曾有这样一个段子,上帝要满足某人的一个愿望,那人拿着地球仪说“我期望世界实现永久和平”。上帝摇了摇头说,“这个太难了,换一个吧”。于是那人说“那就让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吧”,上帝极为痛苦的说“还是把地球仪拿过来,我再看看有没有办法”。与中国足球的历史性衰败相比,中国制造的困境则要隐蔽很多。但是,世界杯带给我们的最多不过一个月的狂欢而已,盛宴散去之后,中国的制造经济如果依然在低端怪圈中挣扎,那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国内知名财经评论员
南非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场场足球盛宴成为球迷们的狂欢节日,但中国足球却已然沦为无聊的旁观者。韩国和日本球队相继亮相世界杯,并取得了开门胜利。
从两支球队的现场表现看,中国足球作为他们的东亚近邻和多年来的球场冤家,已经被日韩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根本就无法同日而语。而朝鲜队面对巴西时的勇敢表现,也赢得了世人的赞赏。
还好,中国元素并没有因为国足的迷失而远离世界杯。其实从球场上南非球迷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喇叭“Vuvuzela”,到赛场上“普天同庆”的比赛用球,乃至世界杯吉祥物“扎库米”无一不是出自中国制造。当然,这些还都是一些显性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从今年年初就已经进入到世界杯时间。
来自义乌海关的统计显示,当地体育用品的月度出口额连续半年超过了1000万美元,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0%。尤其是4月和5月,每月都有1500万美元以上的体育用品出口,“国旗、假发、足球、喇叭、墨镜、望远镜”等一切可能与世界杯有关的商品都可谓是持续热销。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面对这些颇显丰硕的商业数据,或许能够弥补一下中国足球萎靡不振所导致的伤痛。但必须要告诉国人的真相是,类似商业场景其实并不值得欣喜,中国制造绝非是中国的骄傲,庞大的南非市场带给中国制造的只是蝇头小利而已。
事实上,几乎在每次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前我们都不难看到类似的喜人数据,但却始终罕见深入的内在剖析。在四年前的德国世界杯上,一只中国制造的可爱“格列奥”,在德国售价高达19.95欧元,而在扬州玩具厂的出厂价格却仅为1.45欧元,大多数利润落入了德国经销商和进口商的腰包。而四年之后的今天也不例外,南非世界杯赛场外,一个大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约合53.1人民币)不等,而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人们可以用5元人民币的价格轻易买到一个大喇叭,由此可见,企业的出厂价格还要低于5元钱了。
中国制造和高利润之间的巨大差距,实属正常商业逻辑。如果把销售总利润作为一个大蛋糕的话,买卖双方的市场地位决定了对于利润蛋糕分割的权利。经销商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获得高利润,因为他们拥有对价值链条增值最高的部分——品牌的控制优势:显然,“格列奥”和“扎库米”的设计者和品牌推广者拥有更强大的市场力量,而中国制造业则只能是获得微薄的加工费收入而已。
然而,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此,而以体育赛事四年一个轮回的规律观察,为何中国制造却始终无法跳出低端竞争的怪圈呢?
由制造走向创造,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实现突破却必须要依靠外力的帮助,否则只能在怪圈中循环。而当下的中国制造已经处于一个死扣之中,即单靠参与制造的资方与劳方自身,已经很难取得体制性突破。如果没有体制性减税让利措施出台,四年后的世界杯上,我们注定仍将为“辉煌的”中国制造而悲伤。
曾有这样一个段子,上帝要满足某人的一个愿望,那人拿着地球仪说“我期望世界实现永久和平”。上帝摇了摇头说,“这个太难了,换一个吧”。于是那人说“那就让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吧”,上帝极为痛苦的说“还是把地球仪拿过来,我再看看有没有办法”。与中国足球的历史性衰败相比,中国制造的困境则要隐蔽很多。但是,世界杯带给我们的最多不过一个月的狂欢而已,盛宴散去之后,中国的制造经济如果依然在低端怪圈中挣扎,那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国内知名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