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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的晚上，北京世纪金源购物中心。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但如今是北京最大的课外机构聚集地之一。六楼，从西往东走，一共有五百米，依次有着数十家课外机构，几百间教室。有的明亮，有的狭小，彼此没有空隙，一间连着一间。
一个孩子可以不必去公立学校，只在这一层楼里就能完成从幼儿园到高三的所有课程，甚至包括艺术培养和留学申请。这里好似一个另外的“世界”，最多的就是孩子，其次是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
三个小时到了，尹洁和儿子一起下课。孩子上多久课，她就陪多久，已经是个习惯。课外班里还有别的家长，和她一样在等待。走出教室，儿子遇见更多的孩子，尹洁遇见更多的家长，但彼此不相识，大家沉默着排队，等同一部电梯下楼。“天黑了，快点回家。”有人催促道。每天的20时30分，是教育部等四部门规定的课外机构最晚结束时间。
每晚此时，有不计其数的家长像尹洁一样，陪着孩子从补习班里走出来。他们不仅在北京，还在上海、在广州、在河南、在山东，在明里、在暗里，在中国的很多个角落。
妈妈“游击队”
基本上，每个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心里都有一张复杂的课表。她们靠着这张课表的指引，带着孩子在城市各处的课外班里打“游击”。
这张课表，还常常会“洗牌”。“洗牌”的原因很多，可能有的课太难，或者太容易;有的课遭到了孩子的喜欢或者抗拒;或者简单粗暴，“没有时间了”。准确地说，不是孩子“没有时间”，而是妈妈们觉得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了。随着孩子的成长，升学的压力逐渐增大，妈妈们不断修改孩子的“作战计划”。
帅帅今年三年级，但已经在尹洁的安排下开始了“小升初”的准备，今年不再继续上西班牙语课和鋼琴课，而是新增了数学和剑桥英语第三级FCE。尹洁直言，跟升学无关的课外班会逐渐被砍掉，奥数、英语和语文，这些“有用的”课程，则永远在择课的前排顺位上。
尹洁说，基本上每个学期，甚至每三个月，儿子的课表都会有一次调整。她们母子的“游击”课表时常刷新，但在尹洁心里一路“门儿清”。
五天的时间里，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几个热门学区十一位不同状态的陪读妈妈，其中七位妈妈表示，记住课表并不难。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妈妈们大多展现出了超强的记忆力，是相似的“游击队长”，爸爸们却“各有千秋”。
“爸爸是记不住的。”
“爸爸连家长群里的消息都不记得看，需要我提醒。”
“爸爸上完班回来很累，看到孩子还在学习，就觉得孩子比自己更累。补什么课啊，不如送去大山里快乐地活着。”
“应该也有爸爸记得。尤其是一些奥数班里，爸爸陪着的最多，越难的班，前面占座的爸爸越多。”
齿轮中的“疯妈妈”
“这么厚！”尹洁伸手，向记者比划出一个厚度，大约两厘米，她说自己每个月送儿子上课外班，停车票得有这么一沓。其中停车最贵的地方是海淀黄庄，“一小时十元，跟王府井一个价”！但每到傍晚和周末，海淀黄庄这一片儿的私家车，仍旧是“停了三层”。大家已经习惯了，没有地方停，家长们就会把车停到自行车道，甚至外侧车道上去。
黄庄。在北京谈论课外班，没有人绕得开黄庄。
2018年底，一篇《疯狂的黄庄》刷屏之后，迎来了海淀区对于课外补习机构的“大整改”，一些课外班被关停，另外一些进行了规范性的调整，包括“不晚于20：30下课”“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不布置作业”等。
“带着孩子来黄庄需要勇气。”曾经和陈芳一起来的很多妈妈，都被吓了回去。她们受不了黄庄的气氛。下课，孩子仰头喝口水，有妈妈催她，“喝快一点儿，写作业”。陌生的妈妈们在教室里相互打量，心里偷偷地叫对方“疯妈妈”。但没有人敢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够好了，歇一会儿吧”。
陈芳和尹洁是朋友，她问尹洁：“现在还去教室听课吗？做不做笔记了？”
“做不动了，有时候也出来转转。”尹洁说。
陪读妈妈的身份，让她们除了照料孩子日常的生活起居，带着孩子到处“打游击”外，还得去熟悉孩子每一门功课的知识体系、考点难点，到课外班默默坐在后排听课、记笔记，和孩子一起刷题，考前带孩子一起复习。
孩子的年级变高之后，妈妈们的学习变得力不从心，便慢慢退役，变成另一种“陪读妈妈”，不进教室陪着记笔记，只在外面转转。但焦虑并不会变少一点。
海淀区“疯妈妈”的传闻一直萦绕在课外班的上空。谁偷偷向学校请假，在校外同时报了九个奥数班;谁花了高价，和孩子一起住在黄庄的筒子楼：谁辞掉几十万年薪的工作，专门陪着孩子上课外班。“疯妈妈”们一边将普通的妈妈们赶到更大的焦虑中去，一边又散发出更大的诱惑，吸引妈妈们力所能及地去效仿。
还有随时会发生变动的招生政策，时刻牵动着妈妈们的神经。不久前，北京市委下发2019年工作要点，明确今年取消特长生招生。但在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均衡的时候，哪个妈妈不想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尹洁说，自己仿佛被卡在一个巨大的齿轮中，卡住自己的是别的妈妈、学校和政府、补习机构、孩子，以及那个焦虑的自我。
（摘自《南风窗》何焰）
一个孩子可以不必去公立学校，只在这一层楼里就能完成从幼儿园到高三的所有课程，甚至包括艺术培养和留学申请。这里好似一个另外的“世界”，最多的就是孩子，其次是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
三个小时到了，尹洁和儿子一起下课。孩子上多久课，她就陪多久，已经是个习惯。课外班里还有别的家长，和她一样在等待。走出教室，儿子遇见更多的孩子，尹洁遇见更多的家长，但彼此不相识，大家沉默着排队，等同一部电梯下楼。“天黑了，快点回家。”有人催促道。每天的20时30分，是教育部等四部门规定的课外机构最晚结束时间。
每晚此时，有不计其数的家长像尹洁一样，陪着孩子从补习班里走出来。他们不仅在北京，还在上海、在广州、在河南、在山东，在明里、在暗里，在中国的很多个角落。
妈妈“游击队”
基本上，每个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心里都有一张复杂的课表。她们靠着这张课表的指引，带着孩子在城市各处的课外班里打“游击”。
这张课表，还常常会“洗牌”。“洗牌”的原因很多，可能有的课太难，或者太容易;有的课遭到了孩子的喜欢或者抗拒;或者简单粗暴，“没有时间了”。准确地说，不是孩子“没有时间”，而是妈妈们觉得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了。随着孩子的成长，升学的压力逐渐增大，妈妈们不断修改孩子的“作战计划”。
帅帅今年三年级，但已经在尹洁的安排下开始了“小升初”的准备，今年不再继续上西班牙语课和鋼琴课，而是新增了数学和剑桥英语第三级FCE。尹洁直言，跟升学无关的课外班会逐渐被砍掉，奥数、英语和语文，这些“有用的”课程，则永远在择课的前排顺位上。
尹洁说，基本上每个学期，甚至每三个月，儿子的课表都会有一次调整。她们母子的“游击”课表时常刷新，但在尹洁心里一路“门儿清”。
五天的时间里，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几个热门学区十一位不同状态的陪读妈妈，其中七位妈妈表示，记住课表并不难。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妈妈们大多展现出了超强的记忆力，是相似的“游击队长”，爸爸们却“各有千秋”。
“爸爸是记不住的。”
“爸爸连家长群里的消息都不记得看，需要我提醒。”
“爸爸上完班回来很累，看到孩子还在学习，就觉得孩子比自己更累。补什么课啊，不如送去大山里快乐地活着。”
“应该也有爸爸记得。尤其是一些奥数班里，爸爸陪着的最多，越难的班，前面占座的爸爸越多。”
齿轮中的“疯妈妈”
“这么厚！”尹洁伸手，向记者比划出一个厚度，大约两厘米，她说自己每个月送儿子上课外班，停车票得有这么一沓。其中停车最贵的地方是海淀黄庄，“一小时十元，跟王府井一个价”！但每到傍晚和周末，海淀黄庄这一片儿的私家车，仍旧是“停了三层”。大家已经习惯了，没有地方停，家长们就会把车停到自行车道，甚至外侧车道上去。
黄庄。在北京谈论课外班，没有人绕得开黄庄。
2018年底，一篇《疯狂的黄庄》刷屏之后，迎来了海淀区对于课外补习机构的“大整改”，一些课外班被关停，另外一些进行了规范性的调整，包括“不晚于20：30下课”“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不布置作业”等。
“带着孩子来黄庄需要勇气。”曾经和陈芳一起来的很多妈妈，都被吓了回去。她们受不了黄庄的气氛。下课，孩子仰头喝口水，有妈妈催她，“喝快一点儿，写作业”。陌生的妈妈们在教室里相互打量，心里偷偷地叫对方“疯妈妈”。但没有人敢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够好了，歇一会儿吧”。
陈芳和尹洁是朋友，她问尹洁：“现在还去教室听课吗？做不做笔记了？”
“做不动了，有时候也出来转转。”尹洁说。
陪读妈妈的身份，让她们除了照料孩子日常的生活起居，带着孩子到处“打游击”外，还得去熟悉孩子每一门功课的知识体系、考点难点，到课外班默默坐在后排听课、记笔记，和孩子一起刷题，考前带孩子一起复习。
孩子的年级变高之后，妈妈们的学习变得力不从心，便慢慢退役，变成另一种“陪读妈妈”，不进教室陪着记笔记，只在外面转转。但焦虑并不会变少一点。
海淀区“疯妈妈”的传闻一直萦绕在课外班的上空。谁偷偷向学校请假，在校外同时报了九个奥数班;谁花了高价，和孩子一起住在黄庄的筒子楼：谁辞掉几十万年薪的工作，专门陪着孩子上课外班。“疯妈妈”们一边将普通的妈妈们赶到更大的焦虑中去，一边又散发出更大的诱惑，吸引妈妈们力所能及地去效仿。
还有随时会发生变动的招生政策，时刻牵动着妈妈们的神经。不久前，北京市委下发2019年工作要点，明确今年取消特长生招生。但在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均衡的时候，哪个妈妈不想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尹洁说，自己仿佛被卡在一个巨大的齿轮中，卡住自己的是别的妈妈、学校和政府、补习机构、孩子，以及那个焦虑的自我。
（摘自《南风窗》何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