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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秋之际，在中国突然冒出来一场所谓的“评《水浒》运动”。从1975年8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76年秋“四人帮”覆亡之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及其他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刊出梁效、柏青、罗思鼎、竺方明、方岩梁等的文章。他们疯狂叫嚣党内出了“投降派”，在各地掀起层层揪“宋江”的恶浪。当时，人们怀着深深的迷惑和忧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不禁从心底发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个疑团终于解开了。
利用评《水浒》策划大骗局
1975年8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然后又谈到《水浒》。毛泽东针对卢荻提出的“《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的问题，对《水浒》作了精辟的评论。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讲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在评述过程中，他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很显然，毛泽东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那番话，丝毫没有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批判《水浒》、揪现实生活中宋江这样一场运动的意思。
8月14日，“四人帮”把经过记录整理的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内容弄到手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提出了所谓“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姚文元袭用林彪的伎俩，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卑劣手法，歪曲毛泽东谈话的原意，别有用心地大谈这次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有着深远意义。当日深夜，姚文元打电话把这件事告知《人民日报》的鲁瑛，要他做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
鲁瑛接到姚文元的令箭以后，立即披挂上阵。他急如星火地把当天正在一个工厂参加劳动的文艺部全体编辑人员立刻叫回报社，听从他的“传达”和“布置”。他连夜将人力配置情况和所拟文章题目呈报“四人帮”，又亲自打电话向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四人帮”余党约稿，放下电话就十万火急地命人赶紧飞往上海。就这样，在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背着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兴风作浪的各种兵马也日夜兼程地上阵了。
经过“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秘密策划和紧锣密鼓的活动，8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刊登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实为“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从而敲起了“四人帮”利用评《水浒》进行全国性反党活动的开场锣鼓。
歪曲和篡改评《水浒》
毛泽东这一次对《水浒》的评论，是他对这部作品所作全部评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针对过去在《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正确观点，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分析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同时还分析了这支起义队伍内部投降的和不愿投降的各种人物。
但是，“四人帮”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策划的所谓“评《水浒》”，没有一点文艺评论的影子，而是暗藏杀机，借“评《水浒》”贩卖他们的反党黑货。
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里林冲一脚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引用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分析矛盾的特点性，特别指出“《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很明显，这次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是肯定了其中积极的、有价值的一面，是对《水浒》这部小说作出科学评价。但是，“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却只字不提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只许按照他们公布的片言只语去“发挥”，为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而信口开河。
又如：姚文元在1975年8月14日的信中用偷换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泽东谈话中说《水浒》“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偷偷篡改成“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到了9月中旬，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更进一步胡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她还无理要求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华国锋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得知此事，怒斥江青“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
但是，“四人帮”继续抗拒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变本加厉地在“架空”两字上大做文章。1976年，姚文元还在《红旗》第一期发表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明目张胆地加上“‘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并把“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层意思强加给毛泽东。
“评《水浒》运动”的要害是为了夺权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策划的“评《水浒》运动”也随之升级了。他们处心积虑要攫取总理的职位，加紧攻击诬陷邓小平。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抛出江青直接控制的所谓“点”——某部六连理论小组的文章，第一个指名道姓诬蔑邓小平为“宋江”。5月10日，《人民日报》又抛出黑文，再次诬蔑邓小平为“宋江式的投降派”，说什么“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竭力网罗反革命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为其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道路”。在经姚文元精心修改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一文中，有意把邓小平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头子”并提，恶毒攻击党中央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指示。“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联系实际，评论《水浒》”的幌子下，到处狂叫“揪宋江式的走资派”，并且由揪一人到揪一层，再到层层揪。
但历史经常嘲弄那些自以为得计的蠢人。“四人帮”本想利用“评《水浒》”为他们篡党夺权铺路，然而就在他们踌躇满志，自以为快要登台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接着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时，“四人帮”就像输红了眼的政治赌徒，孤注一掷了。他们的“评《水浒》”又升了一级，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
1976年2月28日，也就是张春桥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二月三日有感》、《人民日报》抛出《再论孔丘其人》之后，“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高路“实为”梁效“炮制的《宋江一上山，就……》，在宋江“一上山”上大做文章，胡说什么“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谣言，贬低和架空晁盖的领导”，说什么他“刚进聚义厅，便迫不及待地要翻原来排座次的案”，对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的安排发泄不满。在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姚文元又亲笔加上一句：“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从而把“揪宋江式的投降派”变成了揪“党内资产阶级”，妄图借此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就在“四人帮”的喉舌得意忘形地发出“继续深入”、“乘胜前进”的叫喊之后不久，党中央一举清除“四害”。“四人帮”借以兴风作浪的所谓“评《水浒》运动”这场丑剧，也就随着主角的垮台而宣告结束。
（摘自《老年文汇报》）2010.8.20）B②
利用评《水浒》策划大骗局
1975年8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然后又谈到《水浒》。毛泽东针对卢荻提出的“《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的问题，对《水浒》作了精辟的评论。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讲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在评述过程中，他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很显然，毛泽东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那番话，丝毫没有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批判《水浒》、揪现实生活中宋江这样一场运动的意思。
8月14日，“四人帮”把经过记录整理的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内容弄到手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提出了所谓“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姚文元袭用林彪的伎俩，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卑劣手法，歪曲毛泽东谈话的原意，别有用心地大谈这次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有着深远意义。当日深夜，姚文元打电话把这件事告知《人民日报》的鲁瑛，要他做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
鲁瑛接到姚文元的令箭以后，立即披挂上阵。他急如星火地把当天正在一个工厂参加劳动的文艺部全体编辑人员立刻叫回报社，听从他的“传达”和“布置”。他连夜将人力配置情况和所拟文章题目呈报“四人帮”，又亲自打电话向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四人帮”余党约稿，放下电话就十万火急地命人赶紧飞往上海。就这样，在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背着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兴风作浪的各种兵马也日夜兼程地上阵了。
经过“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秘密策划和紧锣密鼓的活动，8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刊登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实为“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从而敲起了“四人帮”利用评《水浒》进行全国性反党活动的开场锣鼓。
歪曲和篡改评《水浒》
毛泽东这一次对《水浒》的评论，是他对这部作品所作全部评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针对过去在《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正确观点，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分析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同时还分析了这支起义队伍内部投降的和不愿投降的各种人物。
但是，“四人帮”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策划的所谓“评《水浒》”，没有一点文艺评论的影子，而是暗藏杀机，借“评《水浒》”贩卖他们的反党黑货。
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里林冲一脚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引用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分析矛盾的特点性，特别指出“《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很明显，这次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是肯定了其中积极的、有价值的一面，是对《水浒》这部小说作出科学评价。但是，“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却只字不提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只许按照他们公布的片言只语去“发挥”，为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而信口开河。
又如：姚文元在1975年8月14日的信中用偷换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泽东谈话中说《水浒》“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偷偷篡改成“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到了9月中旬，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更进一步胡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她还无理要求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华国锋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得知此事，怒斥江青“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
但是，“四人帮”继续抗拒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变本加厉地在“架空”两字上大做文章。1976年，姚文元还在《红旗》第一期发表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明目张胆地加上“‘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并把“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层意思强加给毛泽东。
“评《水浒》运动”的要害是为了夺权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策划的“评《水浒》运动”也随之升级了。他们处心积虑要攫取总理的职位，加紧攻击诬陷邓小平。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抛出江青直接控制的所谓“点”——某部六连理论小组的文章，第一个指名道姓诬蔑邓小平为“宋江”。5月10日，《人民日报》又抛出黑文，再次诬蔑邓小平为“宋江式的投降派”，说什么“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竭力网罗反革命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为其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道路”。在经姚文元精心修改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一文中，有意把邓小平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头子”并提，恶毒攻击党中央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指示。“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联系实际，评论《水浒》”的幌子下，到处狂叫“揪宋江式的走资派”，并且由揪一人到揪一层，再到层层揪。
但历史经常嘲弄那些自以为得计的蠢人。“四人帮”本想利用“评《水浒》”为他们篡党夺权铺路，然而就在他们踌躇满志，自以为快要登台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接着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时，“四人帮”就像输红了眼的政治赌徒，孤注一掷了。他们的“评《水浒》”又升了一级，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
1976年2月28日，也就是张春桥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二月三日有感》、《人民日报》抛出《再论孔丘其人》之后，“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高路“实为”梁效“炮制的《宋江一上山，就……》，在宋江“一上山”上大做文章，胡说什么“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谣言，贬低和架空晁盖的领导”，说什么他“刚进聚义厅，便迫不及待地要翻原来排座次的案”，对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的安排发泄不满。在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姚文元又亲笔加上一句：“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从而把“揪宋江式的投降派”变成了揪“党内资产阶级”，妄图借此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就在“四人帮”的喉舌得意忘形地发出“继续深入”、“乘胜前进”的叫喊之后不久，党中央一举清除“四害”。“四人帮”借以兴风作浪的所谓“评《水浒》运动”这场丑剧，也就随着主角的垮台而宣告结束。
（摘自《老年文汇报》）2010.8.20）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