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6岁，父母因为一纸调令远赴贵州工作，而奶奶正在照料叔叔家刚出生的孩子，父母只好将我托付给舅舅与舅妈暂时抚养。
　　那是我第一次远离父母的关照，入住一个陌生的家，坚硬的忐忑俘虏了我，我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我唯一感到自由的日子，是星期天学校放了假，去三里路外的爷爷家。
　　爺爷已经退休十年，他在大家庭中保持着不可亲近的威严。我一到爷爷家，就去替他拿《参考消息》。在70年代末，退休后还能订阅这份报纸，近乎于一种政治待遇，这是他特别引以为傲的事。我经常听他与叔叔在饭桌上争论国际形势。我隐隐觉得，爷爷有这样不同流俗的思想，与那张薄薄的报纸相关。
　　而爷爷居然把取报纸的任务交给了我。爷爷并不表扬我为他做的这些事，可我分明感觉到，他原先像冰山一样厚实凛冽的外表下，有一线暖流在窣窣地流动。
　　终于他允许我在他放唱片的时候，坐在他的近旁。仅有的十几张唱片，多数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当时我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当庞大的、百感交集的音律如海涛一般轰鸣时，爷爷脸上的表情令人震惊。有一回，他听得老泪纵横，像是忘了身边还有我这个人。我吃惊极了，按奶奶的话说，爷爷是多么心硬的一个人，为啥会哭起来呢？这恐怕是爷爷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秘密。
　　有一天，我将独自返回舅舅家时，爷爷起身说：正好我也要出门散步，我们一起走吧。
　　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发楂雪白的老人一同走路。我兴奋又困惑，不知道爷爷要与我谈什么，也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要与我分手折返。要知道，非年非节，要他一个庄重的长辈，把孙女送到寄养的小辈家里去，是不可能的——那会对我舅舅形成一种兴师问罪的压力，爷爷这么礼数周全的人，不会这么干。
　　走到中途，爷爷忽然提议去路边的汤圆店吃“四喜汤圆”。在当时，那是一种奢侈的点心，美妙不可方物。汤圆如此细腻柔滑，一股巨大的幸福感紧紧摄住了我。爷爷端详我的表情，意外地问：“你在舅舅家，没有吃过水磨糯米粉做成的大汤圆吗？”我认真地点头，又困惑地摇头，其实是我不记得了。
　　祖孙间的同行，就在离舅舅家只有一箭之地的一座老桥上终止了。爷爷朝我意味深长地挥了挥手，我明白，爷爷是说：下周见。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我就与爷爷再相见了！
　　那天放学，舅妈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对我说：“你家老爷子竟然来了，稀客哦！”我进堂屋一看，发现爷爷穿着全套的见客行头坐在藤椅上，薄呢料子的改良中山装，连最上面的风纪扣也扣上了，下面是一双老干部气质的圆口布鞋，雪白的布鞋边，说明他的新鞋是第一次上脚。
　　爷爷似乎是散着步突发奇想来见亲戚的，又似乎是来跟舅舅大谈国际形势的，只有我知晓他屈尊来拜访晚辈的真实目的——爷爷近旁的茶几上，放着一大袋他刚买的水磨糯米粉。
　　（赵鸿祥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