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地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此候
　　近安
　　朱德
　　１１月２９日
　　于晋洪洞战地
　　
　　这是一封读来令人感慨不已的信：走上革命道路的朱德，虽然统率着千军万马，过手的钱万千，但他自己却连接济饥荒中的母亲都无能为力；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与这位朋友情深义笃，非同一般。
　　
　　同乡同窗同志愿，少年求学救国心
　　
　　朱德的这位朋友叫戴与龄，１８８８年生，比朱德小两岁。他们都是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人，少时同在席家砭私塾读书，即结为同窗好友。他们的老师席聘三先生是位有骨气、有正义感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受席老先生的思想熏陶，朱德和戴与龄从少年时期便立志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干一番事业。
　　那时，正是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深渊的年代，朱德不安于在荒僻的大山里学习儒家经典，他常和戴与龄商量到县城去，到州府去，到省会去，到更遥远的地方去……戴与龄对朱德总是十分信赖，觉得他宽厚大度，诚实可靠，有主见，遇事又有办法，便爽快地对朱德说：“你到哪里，我都跟着你!”１９０５年，他们俩风尘仆仆地走进仪陇县城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同时顺利地通过了乡试。不久，他们俩又到顺庆府去参加府试，也顺利地通过了。
　　就在这个时候，１９０５年９月，清朝廷废除科举制度。这样，朱德和戴与龄失去了走科举之路的机会。戴与龄找朱德问怎么办，“到顺庆府念新学堂去!”朱德回答。
　　１９０６年春，他们一起到顺庆府念高等小学堂。几个月后，考到顺庆府中学堂就读。顺庆府中学堂是由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的。朱德在顺庆府念新式学堂一年时间，“思想是大大的开展了”，懂得了许多救国的道理，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他还能写一手好诗文，他写的诗，富有意境，情真意切，语言质朴清新，常博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曾写了一首诗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忆记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１９０７年春节过后，朱德和戴与龄分别考入四川省立高等学堂，朱德在体育学堂，戴与龄在文科学堂。尽管两人不在一个学堂，平时难得见面，但在课余时间、休假日，常聚会在一起，交流学习生活所得，情同手足。
　　在体育学堂，朱德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眼界和思想大大开阔了，开始有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革命理想。离校前，朱德和戴与龄等同窗好友告别，愤然写下这样的诗句：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投笔从戎鸿鹄志，肝胆相照闹革命
　　１９０９年初春，朱德徒步跋涉千里，去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军旅生涯。这时，戴与龄还在成都学习。
　　１９１６年初，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爆发。朱德作为蔡锷麾下的护国军的一名支队长，在纳溪大战中屡建奇功，成为滇川军界赫赫有名的战将。６月，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呜呼哀哉”，北洋军败退，朱德率部进驻泸州。这时，朱德感到身边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并善于管理财物和后勤的人，他想到戴与龄是位公道正派、办事认真、周到精细的人，便写信请他来团里负责军需工作。戴与龄欣然前往。
　　１９１７年８月，为响应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滇军改称靖国军，朱德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戴与龄任旅部军需处处长。
　　那几年，戴与龄在朱德鞍前马后常相伴随。无论是沙场征战还是清剿土匪，是诗社聚友吟诗还是书房阅读议论，戴与龄与朱德总是肝胆相照，配合默契。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四川督军熊克武在“川人治川”口号的影响下，联合川军击败驻川滇军。朱德率部退出泸州，驻扎在云南省昭通、盐津一带。滇军这次在四川的惨败，完全是云南督军唐继尧不听朱德等滇军将领多次劝告、拒绝北伐图谋称雄西南而造成的。因此，朱德在撤回云南的第二年２月，参加了滇军诸将的倒唐斗争，率部返回昆明，驱逐了唐继尧。
　　这一次，朱德似乎预感到前途多舛，因此没有让戴与龄随军行动，而是安排他留在滇北靠近川南的盐津县担任了县知事(县长)。而且他自己也不打算在滇军继续干下去，他已经和军中担任咨谋的孙炳文商量好出国学习考察的计划。他让孙炳文先去北京，自己把部队带回昆明后便去和他集会。
　　可是朱德回到昆明后没有能马上离开。滇军同事一再挽留他，让他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不久又就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
　　１９２２年春，唐继尧乘滇军响应孙中山出师北伐、云南兵力空虚之机，突然打回到昆明，重掌云南军政大权，并且立即下令搜捕拥护北伐的滇军将领。３月２７日，唐继尧对朱德等发出通缉令，以报他被逐出云南的仇怨。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在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下，只好带着一连人马逃离昆明，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逃亡。
　　朱德逃离昆明后不久，戴与龄因受朱德牵连也丢了县长之职。戴与龄于是回到川南泸州，依靠前几年在这一带驻军时建立的关系，开了一家药房维持生计，叫大东药房。得知朱德即要出国，没有经费，他立刻筹资了２０００元钱给朱德捎去。
　　
　　革命艰难多曲折，心忧天下志弥坚
　　
　　朱德在德国、苏联留学期间，一直和戴与龄保持着通信联系。在信中，朱德把出国的见闻、留学的心得都向好友倾诉。戴与龄从朱德的来信、寄来的照片中感受到好友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对朱德更加敬重，对他选择的生活道路亦心向往之。每年，戴与龄都不止一次给朱德寄钱，一次三五百元不等，这成了朱德在国外留学期间唯一的经济来源。
　　１９２６年７月，朱德结束在国外将近４年的生活，从苏联回到国内，并立即按照党分配的任务，去四川万县川军杨森部开展军运工作，策应北伐。秋冬时节，朱德为准备泸(州)顺(庆)起义去了一次泸州，见到了分别４载的好友戴与龄，两人见面自然格外欢欣。朱德向戴与龄倾谈他出国的收获，讲了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形势，认为国民革命成功有望，希望戴与龄能走出川蜀为国效力，戴与龄慨然应允。
　　１９２７年初，朱德离开杨森部队，经武汉到南昌找原滇军的同事开展工作。这时，戴与龄护送朱德在南溪的妻子陈玉珍到武汉，又随朱德到南昌。朱德受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委托创办军官教育团，正在用人之际，戴与龄便留下来，负责教育团的军需，成了朱德的“好管家”。
　　南昌起义后，朱德任第九军军长，率部作为起义军先锋南下。戴与龄在第九军中任军需处长，一路上，冒着盛夏酷暑行军，已很艰难，再加上还要费尽心思筹措全军给养，更使戴与龄艰辛备尝。
　　南下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后，朱德率留守三河坝的部队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完成掩护主力的任务后撤出战斗。行至饶平时，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朱德临危不惧，率起义余部坚持战斗。这时，戴与龄在朱德身边，给了朋友莫大的支持。
　　一日，在紧急行军中，疲惫已极的戴与龄不慎从马上跌下，头部撞在岩石上，鲜血直流。部队没有医药，朱德让他离队求医，戴与龄在危难之际不忍离开朋友和部队，朱德一再劝说，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离开部队后，戴与龄躲藏在老乡家，靠土方土药治疗头伤，又一路乞讨回到四川。历尽艰险回到泸州后，他对外界隐瞒了这段参加南昌起义军的经历，继续以开药店行医为生。这样，朱德和戴与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又一度重聚，并为挽救革命一起苦斗，终于在风雨如晦、白色恐怖弥漫的时刻分开。这一别就是１０年，彼此断了音讯。
　　这期间，朱德成了红军总司令。而他在仪陇的老家，却几次遭到反动派的摧残：祖坟被挖，亲属有的被抓，有的逃离。朱德生母钟氏在走投无路时，只好逃到泸州避难，住在戴与龄家里。日子长了，恐被当局发现，戴与龄又冒险把朱德母亲安排到泸州乡下住了半年多。他经常打发妻子和孩子到乡下探望老人，送去衣物和食品。朱德的妹妹朱九香的儿子刘万国，生活没有着落，就在戴与龄药房里当了帮工。这时，朱德在南溪的妻子陈玉珍也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迫害。敌人气势汹汹地找到陈玉珍家，叫嚷：“朱德是共匪头子，你必须登报声明和他脱离夫妻关系，否则，就把你当通匪犯抓起来，家产全部没收!”陈玉珍吓得跑到泸州去找戴与龄，戴与龄让陈玉珍先在他家躲避一些时日，还给她出主意，说：“你就讲：‘我是家庭妇女，朱德是不是匪，我不清楚，国民政府的法律也是讲婚姻自主的，你们怎么能逼迫我脱离夫妻关系呢?’”在戴与龄的帮助下，陈玉珍总算渡过了难关，保持了对朱德的忠贞，没有让反动势力捞到反共的稻草。
　　卢沟桥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这才得以和隔断了１０余年音讯的家乡恢复了联系，也得知好友戴与龄仍在泸州开药房，正如文章开头信中所说，“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戴与龄接到朱德的求助信后，立即给在仪陇的朱德两位母亲寄去２００元，使饥饿待毙的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朱德的生母钟氏１９４４年去世，享年８４岁。
　　戴与龄与朱德在抗战初期有了通信联系后，先后把朱德的亲属和他的亲属十几人动员去陕北抗日根据地或华北抗日前线，每个人行前，他都给提供路费，帮助备好食品行装，还通过这些人给八路军带去许多战地救护急需的西药、医疗器械。戴与龄多次捐助朱德，捐助投奔陕北或华北前线的青年，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富裕，其实，他过着十分节俭甚至贫寒的生活。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为了捐助还要背上债务，家人还要跟着担惊受怕，有时不免也要埋怨他几句，他总是默默地承受，他心中有数，绝对相信朱德兄要走的路和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值得他尽心竭力来支持的。一次，朱德在来信中讲到，前线需要担架夫。戴与龄就在泸州周围农村动员了２０多人到华北前线去当担架夫，并且还给备上路费，写了一封给八路军的介绍信。这时，正赶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封锁抗日根据地，这批担架夫途中被截住，还翻出了戴与龄写给八路军的信，以“通共”罪名到药房去抓他。戴与龄本来在药房的柜台前，见国民党军警气势汹汹进来喝问：“哪个是戴与龄?”他一看，知道是来抓他的，便说：“戴老板在里面。”军警看看他，穿着褪色发白还打着补丁的衣服，像个伙计，就奔里去抓“老板”，他就在这时趁机跑掉了。但是，国民党军警带走了他的母亲。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赞绪，都是戴与龄早年在成都读书时的同学，戴与龄不想当官，平时很少和他们来往，这次在危难中只好求他们出面说情。经过一番周折，最终他的母亲被放出来，也免了对他的追究。但省长王赞绪亲自给戴与龄来信说：你不要总和朱德他们来往，老是跟朱德联系，我也保不了你啦。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局面下，戴与龄又不能与朱德正常联系了。抗战胜利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在国统区的戴与龄，因为是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朋友，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曾三次被抄家。他珍藏着朱德多年来给他写的信，有二十几封，都装在坛子里 ，深埋到地下保存着。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泸州获得解放，戴与龄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这时，戴与龄已经身患重病。他给朱德写信，表示对革命胜利的祝贺，朱德立即回信，肯定他对革命的支持，虽然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了一些苦，但仍看到革命胜利，是不幸中之万幸。现在年龄大了，做事有困难，可来京观光。子女辈可以来京学习、干事。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戴与龄在泸州病逝，享年６１岁。朱德为失去这样一位忠厚、对革命默默做了许多好事的老朋友感到悲痛。革命刚刚胜利，还没有来得及回报他，他便匆匆离去了，朱德为此而遗憾。他把戴与龄的儿子、儿媳戴超群和王清先召到北京，对他们说：我为什么喊你们来，因为你们爹爹对革命是有帮助有贡献的人，能做的事他都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来北京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学习本事，为人民服务。
　　朱德安排戴超群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派秘书用车把戴超群送到学校。王清先则被安排到军委营房管理部工作。他们的休息日常在朱德家度过，朱德待他们如待自己的孩子，既亲切又严格。康克清对他们也非常热情，吃饭时主动给他们盛饭，说：你们是朱总的人啊，不用客气。
　　戴超群在华北人大只学习了几个月，赶上朝鲜战争爆发，就立即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是第一批在北京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又是第一批过江的北京青年４００人中的一个，直到１９５６年才随大部队凯旋。
　　戴超群和王清先如今都是国家建设部的退休干部。他们回忆起朱德和戴与龄的友谊，颇为感慨地说：他们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经历了岁月的考验。他们的友谊是高尚的无私的友谊，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一个共同事业奋斗而结成的友谊，在这友谊中一切帮助都是无私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