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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作者着重探讨了文学翻译中“信”的有限性。作者认为：1.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对原作内容的“信”优先于对原作形式的“信”；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更多地受到译语（往往是译者的母语）和译语文化的制约，影响到“信”的实现；3.译者本人的文体风格也始终会如影随形地与原作的风格相互参差、左右、渗透，影响了“信”的充分实现。
关键词：信；有限性；原语和原语文化；译语和译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6-0121-03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16.044
一、前言
自从我国近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严复提出关于文学翻译的“信、达、雅”三原则以来，翻译界的几代精英们在从事中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纷纷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们中也有不少人也提出了关于文学翻译的真知灼见。例如，鲁迅和瞿秋白等人主张“直译”说，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提出了“化境”说，当代的译界名宿许渊冲则提出了“三美”论。然而， 这些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达”和“雅”的如何理解和怎样实现上，因而均未脱出严复的“信、达、雅”理论的窠臼，只不过是他的理论的延伸和细化罢了。这些观点和理论虽然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但都是把“信”奉为自己永恒的金科玉律。在文学翻译中，“信”就是指在译作里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形式。翻译家傅浩把文学翻译比作是打靶，并说，“过犹不及，都是脱靶”。然而，原作和原语文化与译语和译语文化不啻是并立的两座大山，打靶人（译者）与靶心（原作）之间的距离实在难以以道里计，再加上译者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译语读者正在“翘首以盼”，于是乎“信”的实现就愈发显得“可望而不可即”了。明知山有虎，面向虎山行！有人对于“信”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和变通方法。例如，赵元任先生就创新地指出，“文学翻译中的‘信’是有限度的”。那么，“打不中靶心”的文学翻译还算是“信”吗？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怎样把握“信”的度？“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但是，笔者所发议论实乃以蠡测海，敬请译界行家赐正。
二、在文学翻译中，“信”是有限的，“神似”是译者本人翻译个性的展示
由于译者要跨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沟沟壑壑”，架设沟通的桥梁，所以，很难做到对原作“亦步亦趋”“形神兼备”地达到“化境”，在很多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译作对于原作的“神似”；同时，译者本人的由其母语以及母语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个性化表达风格也会在翻译中与原作的风格互相参差。所以，文学翻译中的“信”是受限制的，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信”的有限性表现在“内容的再现优先于形式的再现”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所说，“只要找到水源，就不要屈就于水缸”。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只要能够把握住原作的实质内涵，就不必拘泥于使用译语进行表达的方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1792-1822）的《西风颂》最后一句的七种译文：
原文：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1. 郭沫若译文：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哦，阳春宁尚迢遥？
2. 丰华瞻译文：哦，西风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3. 查良铮译文：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啊，春日怎能遥远？
4. 卞之琳译文：风啊，你看，冬天要来了，春天难道会太远？
5. 王佐良译文：啊，西风，如果冬天已到，难道春天还用久等？
6. 周永启译文：啊，凤！既然严冬已到，阳春岂不将来临？
7. 江枫译文：哦，风啊，日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七位译者都是我国译界响当当的人物，但他们对同一句诗的翻译却各不相同。他们都是以“信”为本，尽可能地把原文的意义表达到位，同时试图展示出自己的译风。可见，“形神”实难“兼备”，“得意”则会“忘形”。正如翻译家屠岸所说，“任何译家的译诗，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译家个人的气质和风格”。
（二）译者在内容上更忠实于原作，在形式上更忠实于译语和译语读者
译界前辈钱钟书把译作比作原作在译语中的“投胎转世”，那么，在文学翻译这场“分娩”过程中，译者这个“新生儿的接生婆”必然追求在译作中保留和再现原作的艺术灵魂，同时也使得译作“这个转世后的胎儿”必然或多或少地打上译语的烙印，发生偏离原作“母体”的“变异”。例如，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我国经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八十回里的一段话：
原文：“……说孙绍祖‘一味好色，家中所有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
译文：“……Sun Shaozu cares for nothing but women， gambling and drinking，” she sobbed，“He’s affairs with practically all our maids and young servants’ wives. When I remonstrated mildly two or three times， he cursed me for being jealous， saying I must have been steeped in vinegar…”原文中的“拧”字用得很巧：只有在醋里泡过才能拧出汁来。
在中国文化里，“吃醋”意味着“嫉妒”，尤其是用于男女关系的场合。而在英语中，vinegar的意思则是“不近人情、刻薄”。孙绍祖适用这样恶毒的字眼儿来咒骂迎春，暴露出了他的一副“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嘴脸！杨译加了一个词jealous，为英语读者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但“拧”字的形象并没有译出。这只能说是英语在表达上的局限性限制了“信”。 （三）译者本人的语言特色会在译作中展现，使得译作背离原作
我们知道，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一方面充当原作的代言人，力求“形神兼备”地再现原作的“丰姿”（丰华瞻语），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译语读者对原作的接受度，这是个“搭桥铺路”的过程。这时的译者必然会利用译语在表达上的优势，巧妙地解开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的语法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活结和死结”，同时又不知不觉地越过了文学翻译关于“信”的“雷池”。
赵元任先生是世界级的语言大师，他翻译了英国作家Charles Lutwidge Dodgeson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I never went to him，” the Mock Turtle said with a sigh， he taught Laughing and Grief， they used to say.”译文：“那素甲鱼道，‘唉，我从不去找他教的，人家总说他教的是腊丁和稀腊。’”在原文中，素甲鱼由于文化水平低，老用错词说错话。这里，他想说Latin（拉丁语）和 Greek（希腊语），却说成了Laughing（大笑）和 Grief（悲伤）。赵先生巧妙地用三个错别字“腊丁，稀”再现了原文的谐音。赵先生“天才的译力”使得译作和原作浑然一体，难分轩轾。可见，文学翻译中的“信”根本摆脱不了译者的翻译风格的左右，因而是有限的。
又如张谷若翻译的英国作家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一段话，原文：“Had it anything to do with father’s making such a moment of himself in thik carriage this afternoon？ Why did’er I felt inclined to sink into the ground with shame！”译文：“今儿过晌儿，俺看见俺爹坐在大车子里，出那样的洋相，他那是怎么啦？是不是叫这档子事折腾的？那阵儿把俺臊的，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原文是主人公苔丝对母亲所的话。文学巨匠哈代笔下的苔丝是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姑娘，她的话中夹杂着土话，如“moment， thik， did’er”等等，使得一个善良的农家姑娘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张谷若则巧妙地发挥了汉语的表达优势，大胆使用我国山东的方言来对译原文的方言，如“今儿，过晌儿，俺，这档子事，臊，”等等，既生动形象，又符合原作主人公的身份、性格、地位以及背景要求，这是对原作的文化补偿，译作也很容易被译语读者接受。可见，译者的风格与原作的风格是并行不悖，相互映衬的。这也是一种新面貌。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举例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对原作内容的“信”优先于对原作风格的“信”，使得“信”的实现始终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更多地受到译语（往往是译者的母语）和译语文化的诸多制约，其译作大多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是“新瓶装新酒”。例如，许渊冲教授提出的“三美”论，认为译作可以与原作竞赛，甚至可以超过原作。这时，就会出现“原作内容的再现与形式的再现之间”的剪刀差，那么，译作美则美矣，而“信”则又安在哉！翻译家杨德豫说过，“存己存人”（Live and let live）。这话与古训“达人则达己”如出一辙。“信”就是容忍乃至允许原作的内容和译者的风格并存于译作中，应当是对文学翻译中“信”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解，也是实现“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李美.母语与翻译[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5）.
[2] 戎林.翻译问题探微[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8）.
[3] 黄杲炘.英诗汉译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2）.
[4] 李冰梅.文学翻译新视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Abstract： The author mainly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 of “faithful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is paper. In the author’s opinion， firstly，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original content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original form； secondly， the realization of “faithfulness” is easily affected by the restriction of target language （mostly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translator） and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thirdly， the languag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or permeate and influence the original works’ style， which affects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faithfulness”.
Key words： faithfulness； limitation； source language and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target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 责任编辑 张亚欣 ]
关键词：信；有限性；原语和原语文化；译语和译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6-0121-03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16.044
一、前言
自从我国近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严复提出关于文学翻译的“信、达、雅”三原则以来，翻译界的几代精英们在从事中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纷纷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们中也有不少人也提出了关于文学翻译的真知灼见。例如，鲁迅和瞿秋白等人主张“直译”说，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提出了“化境”说，当代的译界名宿许渊冲则提出了“三美”论。然而， 这些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达”和“雅”的如何理解和怎样实现上，因而均未脱出严复的“信、达、雅”理论的窠臼，只不过是他的理论的延伸和细化罢了。这些观点和理论虽然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但都是把“信”奉为自己永恒的金科玉律。在文学翻译中，“信”就是指在译作里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形式。翻译家傅浩把文学翻译比作是打靶，并说，“过犹不及，都是脱靶”。然而，原作和原语文化与译语和译语文化不啻是并立的两座大山，打靶人（译者）与靶心（原作）之间的距离实在难以以道里计，再加上译者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译语读者正在“翘首以盼”，于是乎“信”的实现就愈发显得“可望而不可即”了。明知山有虎，面向虎山行！有人对于“信”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和变通方法。例如，赵元任先生就创新地指出，“文学翻译中的‘信’是有限度的”。那么，“打不中靶心”的文学翻译还算是“信”吗？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怎样把握“信”的度？“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但是，笔者所发议论实乃以蠡测海，敬请译界行家赐正。
二、在文学翻译中，“信”是有限的，“神似”是译者本人翻译个性的展示
由于译者要跨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沟沟壑壑”，架设沟通的桥梁，所以，很难做到对原作“亦步亦趋”“形神兼备”地达到“化境”，在很多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译作对于原作的“神似”；同时，译者本人的由其母语以及母语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个性化表达风格也会在翻译中与原作的风格互相参差。所以，文学翻译中的“信”是受限制的，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信”的有限性表现在“内容的再现优先于形式的再现”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所说，“只要找到水源，就不要屈就于水缸”。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只要能够把握住原作的实质内涵，就不必拘泥于使用译语进行表达的方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1792-1822）的《西风颂》最后一句的七种译文：
原文：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1. 郭沫若译文：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哦，阳春宁尚迢遥？
2. 丰华瞻译文：哦，西风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3. 查良铮译文：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啊，春日怎能遥远？
4. 卞之琳译文：风啊，你看，冬天要来了，春天难道会太远？
5. 王佐良译文：啊，西风，如果冬天已到，难道春天还用久等？
6. 周永启译文：啊，凤！既然严冬已到，阳春岂不将来临？
7. 江枫译文：哦，风啊，日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七位译者都是我国译界响当当的人物，但他们对同一句诗的翻译却各不相同。他们都是以“信”为本，尽可能地把原文的意义表达到位，同时试图展示出自己的译风。可见，“形神”实难“兼备”，“得意”则会“忘形”。正如翻译家屠岸所说，“任何译家的译诗，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译家个人的气质和风格”。
（二）译者在内容上更忠实于原作，在形式上更忠实于译语和译语读者
译界前辈钱钟书把译作比作原作在译语中的“投胎转世”，那么，在文学翻译这场“分娩”过程中，译者这个“新生儿的接生婆”必然追求在译作中保留和再现原作的艺术灵魂，同时也使得译作“这个转世后的胎儿”必然或多或少地打上译语的烙印，发生偏离原作“母体”的“变异”。例如，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我国经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八十回里的一段话：
原文：“……说孙绍祖‘一味好色，家中所有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
译文：“……Sun Shaozu cares for nothing but women， gambling and drinking，” she sobbed，“He’s affairs with practically all our maids and young servants’ wives. When I remonstrated mildly two or three times， he cursed me for being jealous， saying I must have been steeped in vinegar…”原文中的“拧”字用得很巧：只有在醋里泡过才能拧出汁来。
在中国文化里，“吃醋”意味着“嫉妒”，尤其是用于男女关系的场合。而在英语中，vinegar的意思则是“不近人情、刻薄”。孙绍祖适用这样恶毒的字眼儿来咒骂迎春，暴露出了他的一副“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嘴脸！杨译加了一个词jealous，为英语读者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但“拧”字的形象并没有译出。这只能说是英语在表达上的局限性限制了“信”。 （三）译者本人的语言特色会在译作中展现，使得译作背离原作
我们知道，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一方面充当原作的代言人，力求“形神兼备”地再现原作的“丰姿”（丰华瞻语），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译语读者对原作的接受度，这是个“搭桥铺路”的过程。这时的译者必然会利用译语在表达上的优势，巧妙地解开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的语法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活结和死结”，同时又不知不觉地越过了文学翻译关于“信”的“雷池”。
赵元任先生是世界级的语言大师，他翻译了英国作家Charles Lutwidge Dodgeson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I never went to him，” the Mock Turtle said with a sigh， he taught Laughing and Grief， they used to say.”译文：“那素甲鱼道，‘唉，我从不去找他教的，人家总说他教的是腊丁和稀腊。’”在原文中，素甲鱼由于文化水平低，老用错词说错话。这里，他想说Latin（拉丁语）和 Greek（希腊语），却说成了Laughing（大笑）和 Grief（悲伤）。赵先生巧妙地用三个错别字“腊丁，稀”再现了原文的谐音。赵先生“天才的译力”使得译作和原作浑然一体，难分轩轾。可见，文学翻译中的“信”根本摆脱不了译者的翻译风格的左右，因而是有限的。
又如张谷若翻译的英国作家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一段话，原文：“Had it anything to do with father’s making such a moment of himself in thik carriage this afternoon？ Why did’er I felt inclined to sink into the ground with shame！”译文：“今儿过晌儿，俺看见俺爹坐在大车子里，出那样的洋相，他那是怎么啦？是不是叫这档子事折腾的？那阵儿把俺臊的，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原文是主人公苔丝对母亲所的话。文学巨匠哈代笔下的苔丝是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姑娘，她的话中夹杂着土话，如“moment， thik， did’er”等等，使得一个善良的农家姑娘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张谷若则巧妙地发挥了汉语的表达优势，大胆使用我国山东的方言来对译原文的方言，如“今儿，过晌儿，俺，这档子事，臊，”等等，既生动形象，又符合原作主人公的身份、性格、地位以及背景要求，这是对原作的文化补偿，译作也很容易被译语读者接受。可见，译者的风格与原作的风格是并行不悖，相互映衬的。这也是一种新面貌。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举例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对原作内容的“信”优先于对原作风格的“信”，使得“信”的实现始终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更多地受到译语（往往是译者的母语）和译语文化的诸多制约，其译作大多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是“新瓶装新酒”。例如，许渊冲教授提出的“三美”论，认为译作可以与原作竞赛，甚至可以超过原作。这时，就会出现“原作内容的再现与形式的再现之间”的剪刀差，那么，译作美则美矣，而“信”则又安在哉！翻译家杨德豫说过，“存己存人”（Live and let live）。这话与古训“达人则达己”如出一辙。“信”就是容忍乃至允许原作的内容和译者的风格并存于译作中，应当是对文学翻译中“信”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解，也是实现“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李美.母语与翻译[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5）.
[2] 戎林.翻译问题探微[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8）.
[3] 黄杲炘.英诗汉译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2）.
[4] 李冰梅.文学翻译新视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Abstract： The author mainly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 of “faithful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is paper. In the author’s opinion， firstly，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original content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original form； secondly， the realization of “faithfulness” is easily affected by the restriction of target language （mostly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translator） and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thirdly， the languag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or permeate and influence the original works’ style， which affects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faithfulness”.
Key words： faithfulness； limitation； source language and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target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 责任编辑 张亚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