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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远古到16世纪，中国利：技独步世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一小时一小时地追赶，仅仅200年，我们2000余年的优势便不复存在。到鸦片战争时，枪和炮大败刀和矛。之后，国人开始奋起追赶。从詹天佑的京张铁路、两弹、卫星火箭、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到国家“863”计划，一刻也未停息。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一个技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从两弹一星到“863计划”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界永远的骄傲，它作为第一政治力顶住美苏，获得在国际上自主行事的能力。1979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达了希望科技为中国富强有所贡献的强烈愿望。随后，王大衍、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一流的科学家上书邓小平，为中国科技走出困境提出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1986年3月，国家正式启动了“863”计划。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指导下，“863”计划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15个主题。
“863计划”十周年时，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主管“863计划”的朱丽兰总结的第一条是“突破了一大批重大关键技术，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863计划”十五周年时(200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江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今天，‘863计划’不仅使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这样的话听起来与中国在体育运动上拿牌，夺取世界冠军颇为类似，但没有人将体育视为生产力。可见，“863计划”的评价指标中，排在首位的仍是其作为政治力的成就。
王大衍院士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邓小平在‘863计划’实行五年以后提出来的。这相当于发出指令，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似符号必须换成等号，要求中国科研走出两弹一星定式。问题在于中国只有将科技作为政治力的经验，中国科研只有培根模式的经验。于是，与当代中国所有事物一样，“863”在国家主导下走上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之路。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863计划”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中名列第三，是信息技术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一项。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宾在考察曙光以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其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而此前，由于中国不能生产高性能计算机，外国公司不仅索以敲诈性高价，还在机房中建“房中房”安放系统，外国人能进，中国人不能进。系统处理中国石油数据，其运算结果外国人全知道，而且先于我们知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9FC)在行动
1982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基金局，试行基金制，]986年，四院士上书，国家批准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NSFC)。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国家财政支付。墓金局时代，每年经费只有3000万元，成立基金会的1986年经费8000万元。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投人力度加大，1999年突破10亿元，2001年15亿元，2002年达到20亿元，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力度也从初创时的3万一5万元发展到20万元。中国NSFC运作透明、公平，已经与美国NSFC没什么差别。
中国NSFC资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自由申请项目在年度经费中所占比例最大。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随意申请。每年3月报申请，申请表一式六份。从4月到5月，申请表送到同行专家做书面评审，中国NSFC的工作人员将同行专家的意见汇集起来，提出资助建议，7、8月份，请来权威专家审批，12月前分完经费，中国NSFC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处理投诉。大家觉得中国NSFC比较公平，主要得益于这种机制。另外，中国NSFC不是国家部委，没有下属单位，对所有科研机构比较容易做到一视同仁，有利于公正运作。
针对人而不是课题进行资助，是中国NSFC项目的另一个特色。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在国外学有专长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和国内的科学家相比，他们什么都没有，需要买设备、招研究生，搭个“摊子”，才能搞研究。1987年中国NSFC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一次性地给些经费，让他们安个家。现在不少年轻人水平不比老专家低，青年科学基金不再限于海归，只要35岁以下的就可以申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是另一种资助人才的方式。如果一些科学家，不在一个单位，有共同的主攻方向，配合得好，就可以申请此项资助。中国NSFC并不在意他们研究什么，给他们以较大强度的支持，每年120万元，希望能为他们创造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
除中国NSFC外，国家教委主持的“973”是另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资助计划，国家科委主持的“863计划”中也有一些理论研究项目。2000年，全国用于理论研究的经费约为50亿元，2002年已超过80亿元。
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在理论研究上已有一批能与国际前沿接轨的人才，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1999年，反应理论研究状况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我国论文24476篇，排第十位；2000年，收入论文量增加19．7％，共30500篇，排名升为第八位，超过俄罗斯、西班牙，为有史以来最高位次。2001年，《SCI》收录中国论文35685篇，排名仍保持第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排在中国之前。
企业研咒院在成长
1995年，方正技术研究院成立。2002年，方正又对技术研究院进行了调整，缩减了人员，将一些研发项目放到了各专业公司。“我们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并不是所有研发都适合在研究院做。当年能完成的、和市场结合紧密的，我们都放到了专业公司。那些需要进行中长期研发的，有一定前瞻性的则留在了研究院。”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晓鸥说，“研究院的好坏和人数没有关系，关键是看定位。方正现在是两级研发方式，整体规模有上千人，方正研究院仍有100多人。”调整后的方正技术研究院重点做起了信息传播，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内容管理、数字版权保护、多媒体集成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产品。
陈晓鸥说，“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并不差。企业如果把方向选准了，并持之以恒地去做，也能做出在国际上领先的产品。”对于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显得相当自信，“我们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今天，方正出版系统已经占领了国内出版市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更值得称道的是，方正出版系统在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将眼光瞄向了日本、德国、英国等海外市场。
联想研究院成立于1999年。作为国内IT企业的一面旗帜，联想的技术之路却充满了坎坷。按照联想高级副总裁、研究院院长贺志强的划分，把联想技术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89年，联想依靠倪光南研制的汉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赢得了第一桶金，没有汉卡，就没有后来的联想；第二阶段是1990—1994年，联想研发“四面开花”，研发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等；第三阶段是1995—1998年，所有的研发人员都下放到事业部，事业部有各自的研发中心，公司级的研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联想在PC的产品技术上取得一些进步；第四阶段是1999年到现在，联想逐渐建立起联想研究院领衔的二级研发体系，逐步从产品技术向前瞻性技术迈进。2002年，联想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亿元，未来3—5年内预计投入25亿--40亿元人民币。
作为国家成立最早的研究院之一，，大唐电信旗下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邮电科学研究所，成立于中苏合作时期的1956年。1993年，技术力量重组，当时的邮电科学研究所分为几个院，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则在改制后于2001年划归大唐企业旗下，是6个国家电信科研机构之一。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李世鹤博士认为，在上世纪的60至70年代，国内研发都是停留在“模仿”阶段，即将别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重新复制出来，到了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跟踪”成为主要方式。当时，“跟踪”最为成功的是日本，一度曾经让美国感到恐慌。而到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了，有些甚至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在中国，即使到现在，还是一个‘用智力补财力’的时代。研究经费不足或者短缺，成为众多研发单位的问题，大唐今年的研发投入在4亿到5亿元人民币之间，但是和美国或西欧比较，人家一年的投入就能够达到数十亿美元。”李博士认为，资金不足依然是困扰许多企业研究院的一大问题。
现在大唐的TD—SCDMA技术，已经成为3G技术的全球三大标准之一，但李博士认为大唐的3G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大唐想要做的是，现在不敢说要赚外国人的钱，但首先要防止外国人赚我们的钱。我们的技术标准可以向3G延伸，并且争取在3年内让这一技术得到完整的应用，到明年，我们的投人要达到10个亿。”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其中，IBM、微软等国际著名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这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也有很大帮助。
微软亚洲研究院张宏江副院长认为，外企研究院所起的作用与外资企业类似。人们可以在身边看到、感觉到新技术和先进的科研管理方法，对中国科学界改变观念，改变做事方法很有好处。我们每年要从中国的大学选200名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这些学生最终要回到原先的学校，他们会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管理方法、研究方法带回去，从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不经意之间，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大工厂，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物品上印着“中国制造”。中国的工厂和外商设于中国的工厂建在广东东莞、江苏苏州和全国各地，一排排现代化厂房日夜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各式各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外商不只把工厂搬到中国，研发也在陆续往中国搬。台湾中晶利·技上海公司研发部主任黄晔说，外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开发产品、行销全球，是一个趋势，大部分台湾厂商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部门，其他公司也计划在两三年内设立。不仅IBM、微软、Intel这样的大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机构，像中晶这样的中型，甚至小型的外商企业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外资在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从中国销往世界，这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从两弹一星到“863计划”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界永远的骄傲，它作为第一政治力顶住美苏，获得在国际上自主行事的能力。1979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达了希望科技为中国富强有所贡献的强烈愿望。随后，王大衍、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一流的科学家上书邓小平，为中国科技走出困境提出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1986年3月，国家正式启动了“863”计划。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指导下，“863”计划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15个主题。
“863计划”十周年时，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主管“863计划”的朱丽兰总结的第一条是“突破了一大批重大关键技术，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863计划”十五周年时(200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江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今天，‘863计划’不仅使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这样的话听起来与中国在体育运动上拿牌，夺取世界冠军颇为类似，但没有人将体育视为生产力。可见，“863计划”的评价指标中，排在首位的仍是其作为政治力的成就。
王大衍院士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邓小平在‘863计划’实行五年以后提出来的。这相当于发出指令，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似符号必须换成等号，要求中国科研走出两弹一星定式。问题在于中国只有将科技作为政治力的经验，中国科研只有培根模式的经验。于是，与当代中国所有事物一样，“863”在国家主导下走上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之路。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863计划”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中名列第三，是信息技术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一项。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宾在考察曙光以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其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而此前，由于中国不能生产高性能计算机，外国公司不仅索以敲诈性高价，还在机房中建“房中房”安放系统，外国人能进，中国人不能进。系统处理中国石油数据，其运算结果外国人全知道，而且先于我们知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9FC)在行动
1982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基金局，试行基金制，]986年，四院士上书，国家批准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NSFC)。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国家财政支付。墓金局时代，每年经费只有3000万元，成立基金会的1986年经费8000万元。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投人力度加大，1999年突破10亿元，2001年15亿元，2002年达到20亿元，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力度也从初创时的3万一5万元发展到20万元。中国NSFC运作透明、公平，已经与美国NSFC没什么差别。
中国NSFC资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自由申请项目在年度经费中所占比例最大。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随意申请。每年3月报申请，申请表一式六份。从4月到5月，申请表送到同行专家做书面评审，中国NSFC的工作人员将同行专家的意见汇集起来，提出资助建议，7、8月份，请来权威专家审批，12月前分完经费，中国NSFC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处理投诉。大家觉得中国NSFC比较公平，主要得益于这种机制。另外，中国NSFC不是国家部委，没有下属单位，对所有科研机构比较容易做到一视同仁，有利于公正运作。
针对人而不是课题进行资助，是中国NSFC项目的另一个特色。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在国外学有专长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和国内的科学家相比，他们什么都没有，需要买设备、招研究生，搭个“摊子”，才能搞研究。1987年中国NSFC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一次性地给些经费，让他们安个家。现在不少年轻人水平不比老专家低，青年科学基金不再限于海归，只要35岁以下的就可以申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是另一种资助人才的方式。如果一些科学家，不在一个单位，有共同的主攻方向，配合得好，就可以申请此项资助。中国NSFC并不在意他们研究什么，给他们以较大强度的支持，每年120万元，希望能为他们创造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
除中国NSFC外，国家教委主持的“973”是另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资助计划，国家科委主持的“863计划”中也有一些理论研究项目。2000年，全国用于理论研究的经费约为50亿元，2002年已超过80亿元。
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在理论研究上已有一批能与国际前沿接轨的人才，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1999年，反应理论研究状况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我国论文24476篇，排第十位；2000年，收入论文量增加19．7％，共30500篇，排名升为第八位，超过俄罗斯、西班牙，为有史以来最高位次。2001年，《SCI》收录中国论文35685篇，排名仍保持第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排在中国之前。
企业研咒院在成长
1995年，方正技术研究院成立。2002年，方正又对技术研究院进行了调整，缩减了人员，将一些研发项目放到了各专业公司。“我们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并不是所有研发都适合在研究院做。当年能完成的、和市场结合紧密的，我们都放到了专业公司。那些需要进行中长期研发的，有一定前瞻性的则留在了研究院。”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晓鸥说，“研究院的好坏和人数没有关系，关键是看定位。方正现在是两级研发方式，整体规模有上千人，方正研究院仍有100多人。”调整后的方正技术研究院重点做起了信息传播，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内容管理、数字版权保护、多媒体集成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产品。
陈晓鸥说，“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并不差。企业如果把方向选准了，并持之以恒地去做，也能做出在国际上领先的产品。”对于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显得相当自信，“我们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今天，方正出版系统已经占领了国内出版市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更值得称道的是，方正出版系统在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将眼光瞄向了日本、德国、英国等海外市场。
联想研究院成立于1999年。作为国内IT企业的一面旗帜，联想的技术之路却充满了坎坷。按照联想高级副总裁、研究院院长贺志强的划分，把联想技术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89年，联想依靠倪光南研制的汉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赢得了第一桶金，没有汉卡，就没有后来的联想；第二阶段是1990—1994年，联想研发“四面开花”，研发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等；第三阶段是1995—1998年，所有的研发人员都下放到事业部，事业部有各自的研发中心，公司级的研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联想在PC的产品技术上取得一些进步；第四阶段是1999年到现在，联想逐渐建立起联想研究院领衔的二级研发体系，逐步从产品技术向前瞻性技术迈进。2002年，联想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亿元，未来3—5年内预计投入25亿--40亿元人民币。
作为国家成立最早的研究院之一，，大唐电信旗下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邮电科学研究所，成立于中苏合作时期的1956年。1993年，技术力量重组，当时的邮电科学研究所分为几个院，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则在改制后于2001年划归大唐企业旗下，是6个国家电信科研机构之一。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李世鹤博士认为，在上世纪的60至70年代，国内研发都是停留在“模仿”阶段，即将别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重新复制出来，到了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跟踪”成为主要方式。当时，“跟踪”最为成功的是日本，一度曾经让美国感到恐慌。而到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了，有些甚至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在中国，即使到现在，还是一个‘用智力补财力’的时代。研究经费不足或者短缺，成为众多研发单位的问题，大唐今年的研发投入在4亿到5亿元人民币之间，但是和美国或西欧比较，人家一年的投入就能够达到数十亿美元。”李博士认为，资金不足依然是困扰许多企业研究院的一大问题。
现在大唐的TD—SCDMA技术，已经成为3G技术的全球三大标准之一，但李博士认为大唐的3G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大唐想要做的是，现在不敢说要赚外国人的钱，但首先要防止外国人赚我们的钱。我们的技术标准可以向3G延伸，并且争取在3年内让这一技术得到完整的应用，到明年，我们的投人要达到10个亿。”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其中，IBM、微软等国际著名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这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也有很大帮助。
微软亚洲研究院张宏江副院长认为，外企研究院所起的作用与外资企业类似。人们可以在身边看到、感觉到新技术和先进的科研管理方法，对中国科学界改变观念，改变做事方法很有好处。我们每年要从中国的大学选200名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这些学生最终要回到原先的学校，他们会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管理方法、研究方法带回去，从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不经意之间，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大工厂，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物品上印着“中国制造”。中国的工厂和外商设于中国的工厂建在广东东莞、江苏苏州和全国各地，一排排现代化厂房日夜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各式各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外商不只把工厂搬到中国，研发也在陆续往中国搬。台湾中晶利·技上海公司研发部主任黄晔说，外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开发产品、行销全球，是一个趋势，大部分台湾厂商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部门，其他公司也计划在两三年内设立。不仅IBM、微软、Intel这样的大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机构，像中晶这样的中型，甚至小型的外商企业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外资在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从中国销往世界，这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