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实在想不起母亲的模样了。只是依稀记得，那天是山寨的赶场日，母亲揣着家里卖米粉仅剩的100多元钱，清早出了门，天黑了也没回来。8岁的她和7岁的弟弟饿着肚子，一起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父亲张正学靠在床上，空洞的双眼直勾勾地望向门口：你们的妈妈走了。
　　张正学的青光眼发病一年，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不少贷款，仍无好转，视神经萎缩至完全失明。这一年中，亲戚朋友早已陆续“消失”。面对双目失明的父亲，年幼懵懂的弟弟，小张蕾流着眼泪说：“爸，我不上学了，我要抚养您和弟弟。”
　　第二天，小张蕾没去学校，扛着锄头下了地。
　　从此，辛劳、饥寒、困窘、颠沛、流离如影相随，16年来，人生跌宕起伏像是过山车。
　　一边乞讨一边读书
　　张蕾最早生活的家位于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永靖村一个叫岭上的土家族山寨。许多老人还记得，曾有个小姑娘，用绳子牵着父亲在地里犁田。
　　当年，年仅8岁的她，就挑起了家庭的“大梁”。天蒙蒙亮，小张蕾就跟着村里的大人，下地犁田上山砍柴，中午回家给父亲、弟弟做饭、洗衣服，下午又去地里，给菜地打药水，个头矮小的她常被药水桶压得佝偻着背。
　　疲惫、挨饿是小张蕾的常态。为给父亲治病，一家人每顿用一热水瓶盖的米煮稀饭。懂事的她总是用小碗，让父亲和弟弟用大碗吃饭。遇到好心人送点儿什么，她也总留给父亲和弟弟。直到现在，她还是用小碗，也总做同样的梦：一张华丽的餐桌上，有各种美食，一家人尽情享受。
　　这个贫穷的女孩，几乎一无所有，最大的爱好是看书。在干完农活和家务之余，她就把家里的书拿出来看，许多都被翻卷了边。夜里，她总借着柴火的光看书，有几次险些烧了自家的房子。
　　失明的父亲读懂了女儿的心，会拉二胡的他决定卖唱供子女读书，把张蕾送回了学校。于是，每个节假日，张蕾和弟弟就牵着父亲到印江县城乞讨。与别人不同，这姐弟俩从来不拽人衣角、抱人大腿要钱，一家三口穿着虽旧，却很整洁，父亲端坐中央拉着二胡，姐弟俩各站一边，唱着父亲编的小曲，催人泪下。高大的楼房、琳琅的商店、漂亮的游乐设施让这个小女孩感到格外新鲜和好奇，但在城市浮华的背后，一家三口过着晚上露宿街头、白天沿街乞讨的生活，餐厅里讨来的残羹剩汤就是他们的“美食”。
　　周日晚上，一家人要连夜赶回家里。走山路只有十来里，由于父亲行动不便，只有绕远路，到家已是凌晨。第二天，姐弟俩仍按时到校上课。
　　哭是最没用的
　　2004年中考，张蕾以优异成绩考入印江民族中学，这是县里最好的高中。在学校和一些单位的帮助下开始读高中，暂别父亲和弟弟。
　　坚持卖艺乞讨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眼疼甚至出血，还患有牙疼、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她不许父亲再出去，自己在学校食堂做起了临时工，还利用晚自习之后的时间到夜市帮别人洗碗，靠每天10元钱的收入维系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每次回家，她总是帮家里干完所有的活才回到学校。每次上学，别的同学都是带的大米，而她带来的是红薯、洋芋和很少的米。高中三年，她基本没有吃菜，辣椒是“最好”的下饭菜，常常吃得胃疼，满脸菜色。
　　每次开学，张蕾都会陷入坚持与放弃的挣扎中。她希望看到父亲以女儿成绩好为豪的笑容，又想学校以某种理由拒绝她，让自己有一个“干脆”的理由辍学，出去挣钱为父亲治病、供弟弟读书。而每次试探时，父亲总是以生命相威胁。
　　深邃，甚至有点儿傲慢，是她留给一些同学的印象。她从未主动透露家里的实情，总是行色匆匆，很少参加同学的会餐，因为“没有能力回请同学”。历经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张蕾居然没有掉过一滴泪，“哭是最没有用的！只有咬牙坚持，挺过一天是一天。”
　　2007年，张蕾顺利考入铜仁学院中文系。学院没有放弃这位贫困生，给她开通了绿色通道免除学费。在她的辅导和鼓励下，弟弟也于2008年顺利考上了贵州职业警官学院。
　　这家人似乎有了熬出头的希望，但张蕾心里却有更深的纠结：弟弟去贵阳了，家里无人照顾父亲，该怎么办？
　　带着盲父上大学
　　21岁的张蕾作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带着父亲上大学，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挣钱。
　　张蕾和父亲租住在铜仁学院老校区后面的城中村里。他们的“家”在二楼，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破旧昏暗，月租80元。一张木板床、两张旧桌子、几条塑料凳，以及堆满的瓶瓶罐罐是所有家当。外面晴空万里，屋里却总是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每天清晨上课前，张蕾会从学校宿舍赶来，安排好父亲一天的生活：切好的水果，要吃的药丸。中午和下午放学后，她都必须去给父亲做饭，徒步往返于新老校区之间，行程达十多公里。
　　全家唯一的收入是父亲每月几十元的低保，而他吃药每月至少要两百元。弟弟借的助学贷款，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为了省钱，父女俩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费不到两元，一个月吃不到一斤油，只有过节才能吃到肉。每天买菜都是等市场打烊时去买处理菜或捡丢掉的烂菜。
　　大学四年，张蕾换了几十个兼职。晚上去夜市洗碗，有时是连续洗几家。如果不小心打破碗，一晚上的工就白打了。
　　每天晚上，她从铜仁城里打完工，常常是深夜两点，一个人走回学校，这是她最害怕的时候。曾有几回，她被几个不怀好意的人跟踪，她就走到医院走道的椅子上坐着，一直坐到天亮，再回到学校上课。张蕾说，自己总是有一种负疚感，她没能让父亲过上好生活，也没能让弟弟好好读书，每月只能给弟弟寄两三百块钱。
　　她常常避开自己的同学、老师，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有一次，还是让她的古代文学课教授看见了。由此，她的事迹，从学院渐渐传到了全国。
　　张蕾不愿意出名，“我不想做苦难的代言人，谁都不要像我才好。”社会活动太多，让她困惑又心烦。照顾病父，养家糊口仍是她的生活重任。毕业后，张蕾留校任档案管理员，每月工资850元，对这个家庭仍然杯水车薪。她的周末依旧忙碌，白天做兼职，夜里摆摊。就连记者采访的这天，她还在县城最大的批发市场里做着小时工。日落时分，她到菜市场转了一圈，拎着豆腐白菜进了家门。
　　张正学坐在床边，似乎等了很久，听到声音马上站起来，兴奋地伸出手，当握住女儿伸过来的手时，他那变形的眼窝里流淌出无限怜爱及依恋，“又去市场搞卫生了？辛苦不？”“没得事，不辛苦。”说话时，张蕾已经麻利地剥好几瓣柚子瓤，小心喂进父亲的嘴里。
　　（摘自《三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