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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在陕西省安康市5个区（县）129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比较分析了生态移民户和当地农户家庭收入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特征。结果发现，在搬迁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生态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出现了失灵现象。与当地农户相比，人力资本中的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和最远足迹等因素不再是影响家庭收入的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中的通讯费用、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不再具有解释作用。政府应加强对移民的培训，提升安置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帮助移民重构社会网络，鼓励移民建立和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给予移民和当地农户平等的待遇。
关键词：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1-0098-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1011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在宁夏、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广西、青海、湖北以及陕西等地开展了生态移民工程，以阻止生态脆弱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至今已经安置移民250多万人[1]，已经成为除了水电工程移民之外的第二大移民群体。通常情况下，与恶劣的生态环境相伴随的往往是区域性的贫困现象，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贫困现象的发生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关系[2]，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已成为改善生态环境和消除区域性贫困而采取的重要战略行动。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数据，在2050年前，我国西南、西北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将有1000多万人需要进行生态移民，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与农户贫困问题，目前已有700万左右的贫困农民急需移民。在此背景下，相关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广泛关注生态移民现象。
搬迁之后，移民家庭就进入了经济恢复期。使移民的生计通过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改善或者至少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是移民搬迁成功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会出现移民返迁的现象。由于移民搬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在移民家庭经济恢复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获取和运用不同类型的资源是促使移民家庭经济恢复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些资源不能仅仅注重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源，还需要特别关注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源。目前，学术界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研究认为，移民所拥有的知识、劳动技能和专项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人力资本在移民经济恢复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差异。人力资本中的家庭劳动力总数、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健康投资、最远足迹以及户主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等因素在移民家庭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培训在移民更新观念，树立市场意识，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改善移民的收入结构。总之，移民户的各项人力资本因素与其家庭劳动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移民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也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弥补移民扶持政策等正式制度不完善的作用，可以有效地帮助移民在安置地获得生计发展所需要的有形资本，比如自然资源和贷款，同时也可以获取在安置地生计发展的农业信息等。遭遇环境剧变的情形下，具有较大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成员中强关系所占比重低和社会网络中嵌入性资源更丰富的家庭经济恢复速度更快、效果更好，缺乏社会资本的移民家庭，其经济长时期得不到恢复[11]。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种无形资本对生态移民经济恢复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该领域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缺乏从比较的视角分析在搬迁后环境条件发生急剧变化的条件下，与当地农户相比，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恢复发挥作用的因素和强度存在的差异；二是笼统地对移民整体进行研究，缺乏对不同搬迁阶段移民户分类进行研究；三是在社会资本方面关注较多的是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移民户的影响，对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关注较少。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影响生态移民家庭收入的因素，并将其与当地农户进行比较，以分析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的差异，进而尝试回答“生态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否发生失灵现象”的问题，以期进一步揭示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恢复的规律性，为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相关救助和扶持政策提供相应的依据，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人力资本对移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根据舒尔茨（Schultz）表述的观点，人力资本是由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多种投资形式所形成的，凝结在人身上的多种能力类型的总称[12]。各种关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个体经济收入决定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知识和信息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有关农户收入地位决定的研究中，人力资本是诸多农户禀赋中经常被强调的一个因素。由于每一个农户家庭都是由多个劳动成员个体所构成的小型组织，所以不同家庭成员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就内生地决定着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体系。也就是说，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的总体禀赋水平取决于每个家庭成员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户人力资本的不同禀赋水平会对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形成不同的影响效应。国内外无数的研究都证明：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其家庭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劳均纯收入也越高；培训促使农户的家庭收入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家庭经营收入也得到较大幅度的增加[12-13]。更有研究发现，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和土地[14]。
然而，李培林等在2002年对老工业基地企业职工下岗后的生计调查发现，与文化水平较低的下岗职工相比，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下岗人员并不能更容易地找到工作，并且找到工作后也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力资本的失灵”[15]。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在经济社会剧烈变动的转型期，在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过程中“知识技能系统”发生了改变，前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在改变了的“知识技能系统”中不再明显发挥作用，即发生了“人力资本的断裂”。赵延东在2000年对武汉企业下岗职工开展的社会调查也表明，企业职工下岗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专业技术等级和职称）对其下岗后的再就业质量（满意度、工作收入和职业声望等）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16]。另外，胡静等在2009年对南水北调移民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时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和贫困改善的解释失灵，正规教育、培训和迁移等因素都不再对移民户的收入和贫困改善发挥显著作用，在面对搬迁后新的生产生活环境时，原有的生产技能、经验和见识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失灵现象。但随着对当地生产生活环境的适应，通过培训等手段可以帮助移民修复中断的人力资本积累[17]。因此，有如下假说。 假说1：在生态搬迁后的经济恢复期，会出现生态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解释的失灵现象。
假说2：搬迁时间较短的农户，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更严重。
2.社会资本对移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按照社会资本所包含的核心内容，社会资本可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社会网络及信任规范等，这些要素能够促进相互合作的达成进而提高社会效率[18]。社会资本从层次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个体（家庭或个人）的社会网络，能够为某一社会个体带来收益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集中关注个体通过自我构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获得资源的能力，主要考察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家庭之间的互惠[16]，比较接近于一种“私人物品”。又被称为“个人社会资本”；宏观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群体中与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等与社会组织特征相关的一些要素，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和效率，主要考察公共参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民间组织等四个方面，比较接近于一种“公共物品”，又被称为“集体社会资本”[19]。近年来，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尤其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许多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农户贫困减少和收入改善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农户总收入有直接显著的回报效应[20-22]。纳拉扬（Narayan）和普里切特（Pritchett）1999年研究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的村庄社会资本时重点考察了村庄社会规范和社团关系，发现这些要素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影响，更多的社区合作、更好的社区公共服务和对信任的良好利用是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发挥影响作用的直接渠道[23]。格鲁特尔特（Grootaert）的研究表明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对于减少农户贫困具有显著的影响[24]。
生态搬迁安置工程导致移民原来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功能弱化。移民搬迁安置之前，其邻里和亲缘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情感型，搬迁后这种关系维持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下降，使得原有的情感型关系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移民从中获得的社会性支持随之减少。在移民搬迁安置之后，不论是近迁还是远迁，都面临着重构生存环境的生计任务，要逐渐熟悉、接受迁入地的社区组织、信任和社区规范，构建在迁入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但这一过程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是漫长的。搬迁这种剧烈的环境条件改变行为导致移民可以利用的信息传递渠道和社会资源急剧减少，限制了其社会交往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发挥，减少了其获得生计发展的机会。总之，搬迁安置后移民社会资本功能受到严重弱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作用不再显著[25]。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在安置地社会活动逐渐增多，特别是与当地农户之间交往增强，社会资本的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26]。因此，有如下假说。
假说3：在生态搬迁后的经济恢复期，生态移民户的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解释会出现失灵现象。
假说4：搬迁时间较短的农户，社会资本失灵的情况更严重。
三、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农户生计与环境课题组于2011年11月在陕西省安康市所开展的农户入户调查。调查地点分别为安康市汉滨区、紫阳县、平利县、宁陕县和石泉县。在调查所选择的5个区（县）中，除平利县为省定贫困县外，其他4个区（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本次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此次问卷调查抽样过程如下：第一，根据研究生态保护政策和移民搬迁的需要，结合调查地资料和实地考察，课题组选择了5个调查区（县）。第二，结合研究需要选择那些有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的镇，每个区（县）选择了3个乡镇。第三，在选定的15个调查乡镇内，有10个移民集中安置点的行政村全部确定为调查村；同时从15个乡镇中随机选择了15个无移民的一般行政村，共计25个调查村。第四，在村级层面进行随机抽样抽取村小组，在村小组整群抽样的基础上，以对涉及的所有村小组内的户名单为样本框进行随机抽样，形成1500户的村级工作表。在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570份，回收1410份，回收率为898%，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1404份。
在1404份有效问卷中，有996份为当地农户，408份为移民户。基于本文研究生态移民的需要，剔除了112份工程移民户，剩余296份生态移民户。在剔除工程移民户后的1292个样本户的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856%，女性占2144%；已婚的占7220%，未婚的占1026%，丧偶离异的占1754%；文盲占2038%，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4255%，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136%，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571%。在1292个样本户中，总人口数为4723人，按照年龄在18-65岁之间计算得劳动力人数为3374人，其中男性劳动力人数为1859人。对于这1292户而言，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66人，家庭平均劳动力人数为293人，家庭平均男性劳动力人数为144人。在2011年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739户，占总户数的5719%，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553户。农户调查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家庭的资本情况、家庭生计情况和生态补偿、扶贫政策与移民搬迁。
2.变量及其说明
本文探讨的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特征，以“家庭年经济收入”为因变量。基于移民户生产经营的实际，家庭经济收入由农业收入、林业收入、家庭养殖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构成。
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自变量。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包括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关于人力资本的测量目前已比较成熟，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平均年龄、健康状况、平均受教育程度、拥有的手艺和技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数和最远足迹”来测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从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两个层面进行测度，微观社会资本方面，用“家庭人情费用”来测量家庭之间的互惠，用“急需大笔开支可以求助户数”和“通讯费用”来测量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更能体现社会资本的质量，用“亲戚中有无村干部及国家公务员”来测量网络的异质性。宏观社会资本方面，结合移民搬迁后的实际情况，从“参加专业合作协会”、“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和“户主宗教信仰”三个方面来测量。 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是搬迁户的家庭资产特征和所处的社区特征。其中，家庭资产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所用的耕地、林地以及生产性资产和交通工具；而社区特征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过“到乡镇的距离”来测量。
各变量的取值与说明见表1。
3分析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特征，拟建立一个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家庭经济收入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由于正态分布或者近似正态分布的变量是回归分析的必要假设前提，对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分布进行检验后，发现因变量的分布呈指数分布状态，所以必须对因变量进行转换。分别对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这一变量取自然对数后，结果显示变量接近正态分布。因此，因变量为移民和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的对数。
在研究中首先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以移民和当地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两者之间作用特征的差异和原因。其次，根据移民经济恢复规律，搬迁后前3年主要是移民身份的认同和生产适应阶段，搬迁3年以后就逐步进入一个经济恢复的稳定阶段[30]，所以我们以3年为界限，将移民户按照安置时间分为两种类型：3年及3年以下的移民搬迁户和3年以上的移民搬迁户。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以这两种类型移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搬迁阶段移民的家庭经济恢复的影响特征。
由于人均耕地、林地、生产交通工具拥有状况所形成的家庭资产特征和居住地到镇上距离这一社区特征因素均会对移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也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失灵
1.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影响效用
在表2“当地农户”模型4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
外出务工经历人数、最远足迹、通讯费用、参加专业合作协会、户主宗教信仰、集体事务的参与水
平、耕地面积、生产交通工具拥有量是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因素。
在人力资本方面，教育对农户提高经济收入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家庭受教育的状况对经济收入的改善作用是有较大差异的。在研究中，最初用家庭成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来分析教育对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发现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家庭成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是显著的。亦即教育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身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越好。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对经济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每增加1岁，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降低001个单位。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和最远足迹对经济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家庭中有外出打工经历人数对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外出打工经历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49个单位。最远足迹方面，那些去过县城以外的家庭收入（对数）的平均值是最远只到过本县家庭的068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当地农户而言，人力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
在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的7个因素中有4个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回归的结果来看，参加专业合作协会的家庭收入（对数）是没有参加专业合作协会的110倍；户主的宗教信仰对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户主信仰宗教的家庭经济收入（对数）是没有信仰宗教农户的070倍；与集体事务参与程度低的农户相比，参与水平一般的农户是其家庭经济收入（对数）的040倍，参与水平高的农户是其家庭经济收入（对数）的051倍。除此之外，通讯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农户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广度和信息交流的频繁程度，该因素对农户家庭收入也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2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移民家庭经济恢复作用失灵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移民和当地农户人力资本的各项因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和最远足迹不再是影响家庭收入的显著因素。
在人力资本方面，培训和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这两个因素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参加过培训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对数）是没有参加过培训家庭的066倍；外出打工经历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35个单位，但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度均弱于当地农户。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对移民家庭收入不再有显著影响作用，某些因素甚至还降低经济收入的水平，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出现了失灵现象，即移民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受教育程度、最远足迹所形成的经验和见识）对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对样本中当地农户和生态移民分别进行研究，与胡静等的研究结果[17]一致，当地农户的人力资本效用符合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而移民的人力资本却产生了失灵现象。移民和当地农户在同样的生产经营环境中，人力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却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是由于搬迁后离开了世代熟悉的生产方式与环境，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原来积累的人力资本不能有效帮助其利用安置地陌生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其原来经由教育所习得的知识和社会见识在面对陌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人力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贡献度大大降低。同时，生态移民原有的人力资本积累之所以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我国西部贫困山区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其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没有机会得到释放。假说1得以证明。
在社会资本方面，仅有户主宗教信仰对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户主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经济收入（对数）是户主没有宗教信仰农户的143倍。通讯费用、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对家庭经济收入不再产生影响作用，社会资本也出现了失灵现象。通讯费用这一代表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的指标失灵说明移民搬迁对其原有积累的微观社会资本效应产生了约束，原有的社会网络由于搬迁发生了断裂，产生了功能性中断。在宏观社会资本方面，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功能失灵说明移民在当地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发展机会的获取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参加了专业合作协会，有机会参与集体事务，但不能使最终的决策能够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假说3得以证明。 在控制变量方面，生产、交通工具得分这一变量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得分每增加1分，移民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22个单位，但其影响程度要弱于对当地农户的影响。到镇上距离这一变量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也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距离每增加1公里，移民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05个单位。这一结果似乎有悖常理，距离镇中心越近，经济收入应该越高。但这恰恰说明移民并非距离镇中心越近就能普遍地增加经济收入，而是取决于移民获得可供利用的资源和机会的多少，取决于移民是否有能力来利用增加经济收入的资源和机会，远离镇中心可能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可供利用。
3.不同搬迁阶段移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失灵
搬迁年限在3年及3年以下的移民户，人力资本中只有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这一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恢复有显著的影响效用，社会资本中只有户主宗教信仰这一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恢复有显著的影响效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改善存在着严重的失灵现象。搬迁3年以上的移民，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数量、培训和最远足迹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恢复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说明随着安置时间的推移，移民的人力资本逐渐找寻到适合的条件而得以释放效应；社会资本中的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作用，宏观社会资本的功能得以发挥，说明随着对当地生产生活的适应和社会融入，对公共组织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够起到促进经济恢复的实质性正向效用，但是微观社会资本的失灵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这也说明搬迁对移民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假说2和假说4得到证明。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基于生态移民经济恢复探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效用变化问题，利用陕西省安康市1292份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态移民经济恢复的作用特征。通过比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态移民和当地农户经济收入作用的效应差异发现，总体上，搬迁后移民面对新的环境导致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经济收入的改善作用失灵，功能发生中断。但是随着移民对当地环境的适应，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的一些因素对移民家庭经济恢复的影响效用得以恢复；在社会资本中，宏观社会资本的效应得以恢复，微观社会资本的效应仍然没有得到恢复，移民搬迁对农户微观社会资本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有如下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培训在移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面向移民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和非农经营、外出务工等非农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这一途径和手段，让移民获得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所需的技能，使移民拥有在新的环境中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重新激活移民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恢复其功能。二是提升移民安置地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为拥有较好人力资本积累的农户提供施展的平台。同时要提升生态移民本身的健康和教育文化水平，为其技能学习和开展经济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帮助移民重构社会网络。政府和当地公共组织要通过多种交流活动，加强移民之间、移民与当地农户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信任，以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重构移民的社会网络。四是鼓励移民积极建立和参加各种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专业合作组织，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提升其利用资源和机会的能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同时，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提升移民的可行能力，改变其所处的边缘社会地位，在迁入地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五是在移民迁入地给予移民和当地农户平等的待遇，使其能够通过参与集体事务这一路径共享公共设施和资源，在有关集体事务的决策中能够合理满足其经济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梁福庆.中国生态移民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11-15.
[2]ANDAM K S，FERRARO P J， SIMS K R E，et al： Protected areas reduced poverty in Costa Rica and Thailand[J].PNAS，2010，107（22）：9996-10001.
[3]侯东民.中国生态脆弱区生态移民现状及展望[J].世界环境，2010（4）：32-35.
[4]Sarah Rogers， Mark Wang.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social dis/rearticulation in Inner Mongolia，China[J].Popul Environ，2006，28：41-68.
[5]Elsa Da Costa， Sarah Turner. Negotiating changing livelihoods：the sampan dwellers of Tam Giang Lagoon，Viet Nam[J].Geoforum，2007，38：190-206.
[6]HUTTON D C， HAQUE E. Human vulnerability，dis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adaptation processes of riverbank erosioninduced displacees in Bangladesh[J].Disasters，2004，28（1）：41-62.
[7]石智雷，杨云彦.非自愿移民经济恢复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9（1）： 72-81.
[8]范如国，李星.三峡库区移民人力资本因素与劳动报酬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1（2）：81-88.
[9]程广帅，田艳平，石智雷.强制性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及其经济效应——基于三峡工程移民的调查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3）：3-9.
[10]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5）：164-187. [11]商德锺，何雪松，刘伟.移民的社会资本与移民发展[J].水利经济，2010（4）：66-72.
[12]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 New York： Free Press，1971：62-78.
[13]BECKER G S. Human capital[M].Chigaco： University of Chigaco Press，1994：23-35.
[14]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71-80.
[15]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3（5）：86-101.
[16]赵延东.人力资本再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J].中国人口科学，2003（5）：20-25.
[17]胡静，杨云彦.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9（4）：74-80.
[18]PUTNAM R D， LEONARDI R， NANETTI R Y.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02-115.
[19]陈升，孟庆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受灾居民灾后恢复研究[J].经济学家，2010（5）： 94-101.
[20]KNACK S，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4）： 1251-1288.
[21]GROOTAERT C， OH G，SWAMY A V.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J].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02，11（1）：4-38.
[22]ABDULHAKIM R， ABDULRAZAK N A， ISMAIL R. Does social capital reduc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erengganu， Malaysia[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0，3-4（14）：556-567.
[23]NARAYAN D， PRITCHETT L.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871-897.
[24]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R].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9.
[25]杨云彦.社会变迁与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3-8.
[26]风笑天.安置方式、人际交往与移民适应——江苏、浙江343户三峡农村移民的比较研究[J].社会，2008（2）：152-161.
[27]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8-14.
[28]文魁，宋湛.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人力资本测量[J].人口与经济，2002（10）： 10-12.
[29]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30]刘成斌，风笑天.三峡移民迁移满意度的转变及其根源[J].人口研究，2007（1）：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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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1-0098-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1011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在宁夏、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广西、青海、湖北以及陕西等地开展了生态移民工程，以阻止生态脆弱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至今已经安置移民250多万人[1]，已经成为除了水电工程移民之外的第二大移民群体。通常情况下，与恶劣的生态环境相伴随的往往是区域性的贫困现象，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贫困现象的发生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关系[2]，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已成为改善生态环境和消除区域性贫困而采取的重要战略行动。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数据，在2050年前，我国西南、西北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将有1000多万人需要进行生态移民，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与农户贫困问题，目前已有700万左右的贫困农民急需移民。在此背景下，相关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广泛关注生态移民现象。
搬迁之后，移民家庭就进入了经济恢复期。使移民的生计通过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改善或者至少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是移民搬迁成功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会出现移民返迁的现象。由于移民搬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在移民家庭经济恢复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获取和运用不同类型的资源是促使移民家庭经济恢复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些资源不能仅仅注重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源，还需要特别关注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源。目前，学术界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研究认为，移民所拥有的知识、劳动技能和专项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人力资本在移民经济恢复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差异。人力资本中的家庭劳动力总数、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健康投资、最远足迹以及户主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等因素在移民家庭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培训在移民更新观念，树立市场意识，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改善移民的收入结构。总之，移民户的各项人力资本因素与其家庭劳动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移民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也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弥补移民扶持政策等正式制度不完善的作用，可以有效地帮助移民在安置地获得生计发展所需要的有形资本，比如自然资源和贷款，同时也可以获取在安置地生计发展的农业信息等。遭遇环境剧变的情形下，具有较大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成员中强关系所占比重低和社会网络中嵌入性资源更丰富的家庭经济恢复速度更快、效果更好，缺乏社会资本的移民家庭，其经济长时期得不到恢复[11]。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种无形资本对生态移民经济恢复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该领域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缺乏从比较的视角分析在搬迁后环境条件发生急剧变化的条件下，与当地农户相比，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恢复发挥作用的因素和强度存在的差异；二是笼统地对移民整体进行研究，缺乏对不同搬迁阶段移民户分类进行研究；三是在社会资本方面关注较多的是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移民户的影响，对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关注较少。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影响生态移民家庭收入的因素，并将其与当地农户进行比较，以分析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的差异，进而尝试回答“生态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否发生失灵现象”的问题，以期进一步揭示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恢复的规律性，为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相关救助和扶持政策提供相应的依据，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人力资本对移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根据舒尔茨（Schultz）表述的观点，人力资本是由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多种投资形式所形成的，凝结在人身上的多种能力类型的总称[12]。各种关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个体经济收入决定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知识和信息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有关农户收入地位决定的研究中，人力资本是诸多农户禀赋中经常被强调的一个因素。由于每一个农户家庭都是由多个劳动成员个体所构成的小型组织，所以不同家庭成员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就内生地决定着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体系。也就是说，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的总体禀赋水平取决于每个家庭成员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户人力资本的不同禀赋水平会对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形成不同的影响效应。国内外无数的研究都证明：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其家庭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劳均纯收入也越高；培训促使农户的家庭收入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家庭经营收入也得到较大幅度的增加[12-13]。更有研究发现，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和土地[14]。
然而，李培林等在2002年对老工业基地企业职工下岗后的生计调查发现，与文化水平较低的下岗职工相比，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下岗人员并不能更容易地找到工作，并且找到工作后也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力资本的失灵”[15]。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在经济社会剧烈变动的转型期，在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过程中“知识技能系统”发生了改变，前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在改变了的“知识技能系统”中不再明显发挥作用，即发生了“人力资本的断裂”。赵延东在2000年对武汉企业下岗职工开展的社会调查也表明，企业职工下岗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专业技术等级和职称）对其下岗后的再就业质量（满意度、工作收入和职业声望等）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16]。另外，胡静等在2009年对南水北调移民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时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和贫困改善的解释失灵，正规教育、培训和迁移等因素都不再对移民户的收入和贫困改善发挥显著作用，在面对搬迁后新的生产生活环境时，原有的生产技能、经验和见识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失灵现象。但随着对当地生产生活环境的适应，通过培训等手段可以帮助移民修复中断的人力资本积累[17]。因此，有如下假说。 假说1：在生态搬迁后的经济恢复期，会出现生态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解释的失灵现象。
假说2：搬迁时间较短的农户，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更严重。
2.社会资本对移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按照社会资本所包含的核心内容，社会资本可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社会网络及信任规范等，这些要素能够促进相互合作的达成进而提高社会效率[18]。社会资本从层次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个体（家庭或个人）的社会网络，能够为某一社会个体带来收益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集中关注个体通过自我构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获得资源的能力，主要考察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家庭之间的互惠[16]，比较接近于一种“私人物品”。又被称为“个人社会资本”；宏观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群体中与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等与社会组织特征相关的一些要素，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和效率，主要考察公共参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民间组织等四个方面，比较接近于一种“公共物品”，又被称为“集体社会资本”[19]。近年来，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尤其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许多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农户贫困减少和收入改善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农户总收入有直接显著的回报效应[20-22]。纳拉扬（Narayan）和普里切特（Pritchett）1999年研究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的村庄社会资本时重点考察了村庄社会规范和社团关系，发现这些要素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影响，更多的社区合作、更好的社区公共服务和对信任的良好利用是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发挥影响作用的直接渠道[23]。格鲁特尔特（Grootaert）的研究表明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对于减少农户贫困具有显著的影响[24]。
生态搬迁安置工程导致移民原来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功能弱化。移民搬迁安置之前，其邻里和亲缘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情感型，搬迁后这种关系维持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下降，使得原有的情感型关系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移民从中获得的社会性支持随之减少。在移民搬迁安置之后，不论是近迁还是远迁，都面临着重构生存环境的生计任务，要逐渐熟悉、接受迁入地的社区组织、信任和社区规范，构建在迁入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但这一过程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是漫长的。搬迁这种剧烈的环境条件改变行为导致移民可以利用的信息传递渠道和社会资源急剧减少，限制了其社会交往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发挥，减少了其获得生计发展的机会。总之，搬迁安置后移民社会资本功能受到严重弱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作用不再显著[25]。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在安置地社会活动逐渐增多，特别是与当地农户之间交往增强，社会资本的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26]。因此，有如下假说。
假说3：在生态搬迁后的经济恢复期，生态移民户的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解释会出现失灵现象。
假说4：搬迁时间较短的农户，社会资本失灵的情况更严重。
三、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农户生计与环境课题组于2011年11月在陕西省安康市所开展的农户入户调查。调查地点分别为安康市汉滨区、紫阳县、平利县、宁陕县和石泉县。在调查所选择的5个区（县）中，除平利县为省定贫困县外，其他4个区（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本次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此次问卷调查抽样过程如下：第一，根据研究生态保护政策和移民搬迁的需要，结合调查地资料和实地考察，课题组选择了5个调查区（县）。第二，结合研究需要选择那些有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的镇，每个区（县）选择了3个乡镇。第三，在选定的15个调查乡镇内，有10个移民集中安置点的行政村全部确定为调查村；同时从15个乡镇中随机选择了15个无移民的一般行政村，共计25个调查村。第四，在村级层面进行随机抽样抽取村小组，在村小组整群抽样的基础上，以对涉及的所有村小组内的户名单为样本框进行随机抽样，形成1500户的村级工作表。在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570份，回收1410份，回收率为898%，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1404份。
在1404份有效问卷中，有996份为当地农户，408份为移民户。基于本文研究生态移民的需要，剔除了112份工程移民户，剩余296份生态移民户。在剔除工程移民户后的1292个样本户的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856%，女性占2144%；已婚的占7220%，未婚的占1026%，丧偶离异的占1754%；文盲占2038%，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4255%，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136%，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571%。在1292个样本户中，总人口数为4723人，按照年龄在18-65岁之间计算得劳动力人数为3374人，其中男性劳动力人数为1859人。对于这1292户而言，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66人，家庭平均劳动力人数为293人，家庭平均男性劳动力人数为144人。在2011年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739户，占总户数的5719%，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553户。农户调查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家庭的资本情况、家庭生计情况和生态补偿、扶贫政策与移民搬迁。
2.变量及其说明
本文探讨的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特征，以“家庭年经济收入”为因变量。基于移民户生产经营的实际，家庭经济收入由农业收入、林业收入、家庭养殖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构成。
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自变量。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包括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关于人力资本的测量目前已比较成熟，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平均年龄、健康状况、平均受教育程度、拥有的手艺和技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数和最远足迹”来测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从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两个层面进行测度，微观社会资本方面，用“家庭人情费用”来测量家庭之间的互惠，用“急需大笔开支可以求助户数”和“通讯费用”来测量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更能体现社会资本的质量，用“亲戚中有无村干部及国家公务员”来测量网络的异质性。宏观社会资本方面，结合移民搬迁后的实际情况，从“参加专业合作协会”、“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和“户主宗教信仰”三个方面来测量。 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是搬迁户的家庭资产特征和所处的社区特征。其中，家庭资产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所用的耕地、林地以及生产性资产和交通工具；而社区特征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过“到乡镇的距离”来测量。
各变量的取值与说明见表1。
3分析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特征，拟建立一个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家庭经济收入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由于正态分布或者近似正态分布的变量是回归分析的必要假设前提，对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分布进行检验后，发现因变量的分布呈指数分布状态，所以必须对因变量进行转换。分别对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这一变量取自然对数后，结果显示变量接近正态分布。因此，因变量为移民和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的对数。
在研究中首先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以移民和当地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两者之间作用特征的差异和原因。其次，根据移民经济恢复规律，搬迁后前3年主要是移民身份的认同和生产适应阶段，搬迁3年以后就逐步进入一个经济恢复的稳定阶段[30]，所以我们以3年为界限，将移民户按照安置时间分为两种类型：3年及3年以下的移民搬迁户和3年以上的移民搬迁户。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以这两种类型移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搬迁阶段移民的家庭经济恢复的影响特征。
由于人均耕地、林地、生产交通工具拥有状况所形成的家庭资产特征和居住地到镇上距离这一社区特征因素均会对移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也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失灵
1.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影响效用
在表2“当地农户”模型4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
外出务工经历人数、最远足迹、通讯费用、参加专业合作协会、户主宗教信仰、集体事务的参与水
平、耕地面积、生产交通工具拥有量是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因素。
在人力资本方面，教育对农户提高经济收入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家庭受教育的状况对经济收入的改善作用是有较大差异的。在研究中，最初用家庭成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来分析教育对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发现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家庭成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是显著的。亦即教育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身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越好。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对经济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每增加1岁，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降低001个单位。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和最远足迹对经济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家庭中有外出打工经历人数对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外出打工经历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49个单位。最远足迹方面，那些去过县城以外的家庭收入（对数）的平均值是最远只到过本县家庭的068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当地农户而言，人力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
在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的7个因素中有4个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回归的结果来看，参加专业合作协会的家庭收入（对数）是没有参加专业合作协会的110倍；户主的宗教信仰对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户主信仰宗教的家庭经济收入（对数）是没有信仰宗教农户的070倍；与集体事务参与程度低的农户相比，参与水平一般的农户是其家庭经济收入（对数）的040倍，参与水平高的农户是其家庭经济收入（对数）的051倍。除此之外，通讯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农户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广度和信息交流的频繁程度，该因素对农户家庭收入也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2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移民家庭经济恢复作用失灵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移民和当地农户人力资本的各项因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和最远足迹不再是影响家庭收入的显著因素。
在人力资本方面，培训和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这两个因素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参加过培训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对数）是没有参加过培训家庭的066倍；外出打工经历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35个单位，但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度均弱于当地农户。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对移民家庭收入不再有显著影响作用，某些因素甚至还降低经济收入的水平，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出现了失灵现象，即移民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受教育程度、最远足迹所形成的经验和见识）对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对样本中当地农户和生态移民分别进行研究，与胡静等的研究结果[17]一致，当地农户的人力资本效用符合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而移民的人力资本却产生了失灵现象。移民和当地农户在同样的生产经营环境中，人力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却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是由于搬迁后离开了世代熟悉的生产方式与环境，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原来积累的人力资本不能有效帮助其利用安置地陌生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其原来经由教育所习得的知识和社会见识在面对陌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人力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贡献度大大降低。同时，生态移民原有的人力资本积累之所以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我国西部贫困山区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其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没有机会得到释放。假说1得以证明。
在社会资本方面，仅有户主宗教信仰对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户主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经济收入（对数）是户主没有宗教信仰农户的143倍。通讯费用、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对家庭经济收入不再产生影响作用，社会资本也出现了失灵现象。通讯费用这一代表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的指标失灵说明移民搬迁对其原有积累的微观社会资本效应产生了约束，原有的社会网络由于搬迁发生了断裂，产生了功能性中断。在宏观社会资本方面，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功能失灵说明移民在当地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发展机会的获取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参加了专业合作协会，有机会参与集体事务，但不能使最终的决策能够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假说3得以证明。 在控制变量方面，生产、交通工具得分这一变量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得分每增加1分，移民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22个单位，但其影响程度要弱于对当地农户的影响。到镇上距离这一变量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也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距离每增加1公里，移民家庭经济收入（对数）就增加005个单位。这一结果似乎有悖常理，距离镇中心越近，经济收入应该越高。但这恰恰说明移民并非距离镇中心越近就能普遍地增加经济收入，而是取决于移民获得可供利用的资源和机会的多少，取决于移民是否有能力来利用增加经济收入的资源和机会，远离镇中心可能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可供利用。
3.不同搬迁阶段移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失灵
搬迁年限在3年及3年以下的移民户，人力资本中只有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这一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恢复有显著的影响效用，社会资本中只有户主宗教信仰这一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恢复有显著的影响效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改善存在着严重的失灵现象。搬迁3年以上的移民，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数量、培训和最远足迹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恢复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说明随着安置时间的推移，移民的人力资本逐渐找寻到适合的条件而得以释放效应；社会资本中的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对移民家庭经济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作用，宏观社会资本的功能得以发挥，说明随着对当地生产生活的适应和社会融入，对公共组织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够起到促进经济恢复的实质性正向效用，但是微观社会资本的失灵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这也说明搬迁对移民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假说2和假说4得到证明。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基于生态移民经济恢复探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效用变化问题，利用陕西省安康市1292份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态移民经济恢复的作用特征。通过比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态移民和当地农户经济收入作用的效应差异发现，总体上，搬迁后移民面对新的环境导致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经济收入的改善作用失灵，功能发生中断。但是随着移民对当地环境的适应，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的一些因素对移民家庭经济恢复的影响效用得以恢复；在社会资本中，宏观社会资本的效应得以恢复，微观社会资本的效应仍然没有得到恢复，移民搬迁对农户微观社会资本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有如下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培训在移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面向移民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和非农经营、外出务工等非农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这一途径和手段，让移民获得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所需的技能，使移民拥有在新的环境中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重新激活移民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恢复其功能。二是提升移民安置地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为拥有较好人力资本积累的农户提供施展的平台。同时要提升生态移民本身的健康和教育文化水平，为其技能学习和开展经济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帮助移民重构社会网络。政府和当地公共组织要通过多种交流活动，加强移民之间、移民与当地农户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信任，以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重构移民的社会网络。四是鼓励移民积极建立和参加各种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专业合作组织，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提升其利用资源和机会的能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同时，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提升移民的可行能力，改变其所处的边缘社会地位，在迁入地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五是在移民迁入地给予移民和当地农户平等的待遇，使其能够通过参与集体事务这一路径共享公共设施和资源，在有关集体事务的决策中能够合理满足其经济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梁福庆.中国生态移民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11-15.
[2]ANDAM K S，FERRARO P J， SIMS K R E，et al： Protected areas reduced poverty in Costa Rica and Thailand[J].PNAS，2010，107（22）：9996-10001.
[3]侯东民.中国生态脆弱区生态移民现状及展望[J].世界环境，2010（4）：32-35.
[4]Sarah Rogers， Mark Wang.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social dis/rearticulation in Inner Mongolia，China[J].Popul Environ，2006，28：41-68.
[5]Elsa Da Costa， Sarah Turner. Negotiating changing livelihoods：the sampan dwellers of Tam Giang Lagoon，Viet Nam[J].Geoforum，2007，38：190-206.
[6]HUTTON D C， HAQUE E. Human vulnerability，dis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adaptation processes of riverbank erosioninduced displacees in Bangladesh[J].Disasters，2004，28（1）：41-62.
[7]石智雷，杨云彦.非自愿移民经济恢复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9（1）： 72-81.
[8]范如国，李星.三峡库区移民人力资本因素与劳动报酬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1（2）：81-88.
[9]程广帅，田艳平，石智雷.强制性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及其经济效应——基于三峡工程移民的调查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3）：3-9.
[10]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5）：164-187. [11]商德锺，何雪松，刘伟.移民的社会资本与移民发展[J].水利经济，2010（4）：66-72.
[12]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 New York： Free Press，1971：62-78.
[13]BECKER G S. Human capital[M].Chigaco： University of Chigaco Press，1994：23-35.
[14]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71-80.
[15]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3（5）：86-101.
[16]赵延东.人力资本再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J].中国人口科学，2003（5）：20-25.
[17]胡静，杨云彦.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9（4）：74-80.
[18]PUTNAM R D， LEONARDI R， NANETTI R Y.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02-115.
[19]陈升，孟庆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受灾居民灾后恢复研究[J].经济学家，2010（5）： 94-101.
[20]KNACK S，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4）： 1251-1288.
[21]GROOTAERT C， OH G，SWAMY A V.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J].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02，11（1）：4-38.
[22]ABDULHAKIM R， ABDULRAZAK N A， ISMAIL R. Does social capital reduc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erengganu， Malaysia[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0，3-4（14）：556-567.
[23]NARAYAN D， PRITCHETT L.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871-897.
[24]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R].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9.
[25]杨云彦.社会变迁与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3-8.
[26]风笑天.安置方式、人际交往与移民适应——江苏、浙江343户三峡农村移民的比较研究[J].社会，2008（2）：152-161.
[27]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8-14.
[28]文魁，宋湛.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人力资本测量[J].人口与经济，2002（10）： 10-12.
[29]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30]刘成斌，风笑天.三峡移民迁移满意度的转变及其根源[J].人口研究，2007（1）：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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