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预防犯罪研究的陕西蓝田籍律师王荣利，推出国内首篇年度《企业家犯罪报告》。　他在书中分析2009年近百例案件发现，国企老总平均“出事”年龄50多岁、民营富豪40多岁，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挪用公款1.4亿元，身价亿元以上者多达36人，有7人判死刑。(据1月6日《华商报》)
　　企业家队伍素质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风向标。一个企业家坐牢乃至杀头，人财两空，是其本人的不幸，是其家庭的不幸。然而，当企业家犯罪不仅是个案，而是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就喻示了我们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它不仅伤害了企业家本人和其家庭，也深深地伤害了整个社会。
　　企业家犯罪，总有种种劣迹令人痛恨。为非作歹的企业家们锒铛入狱，是他们咎由自取，却也是损人不利己的伤痛。作为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四、五十岁的年龄，正是做事业的黄金年龄。一批企业家的入狱，既自毁了大好的前程，也是对他们所从事产业的打击，是对经济建设整体的一种破坏。东窗事发的企业家们非法所得的资金虽然惊人，还只是被揭露出来的一部分，没有揭露出的企业家和其非法所得该有多少?况且，企业家每一笔非法所得背后，都是一桩为非作歹的犯罪，一桩桩犯罪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又该有多少?
　　如果说国企企业家们的犯罪行为集中在贪污受贿挪用上，显得较为单一，对社会的危害也集中在经济领域的话，民营企业家的犯罪形式和社会影响则是多元化的。《企业家犯罪报告》列举了民营老板犯案的四宗罪，一是30.76％的民营老板涉合同诈骗，二是27.69％的民营老板涉暴力犯罪，三是民营老板“涉黑”犯罪，四是暴利诱惑下从事非法经营。民营企业家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大多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他们的多样化犯罪，不仅扰乱了当地的经济秩序，也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全面而深刻的。
　　企业家成为犯罪高发人群，是不良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互动的不良结果。主观上，企业家总是以逐利为本能，为了满足永不知足的逐利欲望，常常会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甚至铤而走险挑战法律。客观上，现有的经济运行环境不够完善，既无法提供足够规范的服务机制，也无法构成严格的监管机制，从而为企业家提供了采取非法行为以获得暴利的空间和机会，不仅造就了为富者可以不仁，甚至造就了不仁者才可以致富，这是需要好好反省的社会现实之一。
　　治愈企业家犯罪高发的社会之痛，既需要企业家自身提高法制意识，提高自身素质，更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法制环境的配合。如果严密的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对任何犯罪都形成足够的威慑，让胆敢以身试法者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血本无归，那么为富不仁者就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