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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以来的城商行跨区扩张热潮，今年渐渐冷却。
《财经》记者从多处获悉，银监会已暂缓审批城商行开设异地分行申请。“估计两三个月都不可能解冻，下半年才有可能逐步开始恢复审批。”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称。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贵州代表团会议时曾批评北京银行，“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口吻严厉异于往常。此举被诸多人士解读为限制城商行异地扩张的信号。
在随后4月1日召开的城商行联席会议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明确表示，今后将审慎推进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把城商行内控机制作为重点检查项目，对于内控不健全的城商行的新设网点申请，“暂停审批”。
摸底跨区经营
去年底，银监会对城商行进行调研。评估方式采纳定量和定性两套指标，定量指标包含：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等财报指标；定性指标则分为城商行战略科学性、竞争充分性、经验可复制性、风险可管控性、发展可持续性等。
调研报告已上报国务院。接近监管层人士称，报告获批复前，城商行异地分行设立将暂缓审批；报告获得批复后，城商行异地扩张的门槛将有所提高。
目前，商业银行实现跨区经营须在资产指标及监管评级上达标。
银监会2006年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的资产指标为：省内分行资产总额不少于150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不良贷款率连续两年不高于6％，在申请之日前连续两年盈利，扣除全部贷款损失准备缺口后资产利润率不低于0.35％等。
同时，跨区经营的城商行须达到监管评级二级（含二级）以上水平，但在省内实行联合重组后，其监管评级达到三级的，可在省内尚未设立城商行的城市设立异地分行。监管评级依据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盈利、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状况这六个单项要素进行综合评价。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游说下，上述指标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前述人士透露，此次调研后，“可能只有二类监管评级以上的城商行可获得更多跨区发展机会。”
目前，在全国147家城商行中，达到监管评级二类的城商行仅50多家。
此次调研中，定性指标中的战略科学性即强调城商行定位是否清晰合理。
“不能仅以‘规模论英雄’。”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目前国内不缺少大银行，而是缺少真正填补金融服务空白的区域性银行。“要摒弃跟风式、同质的跨区域经营，定位科学性是跨区域评估首要考虑的因素。”另外，监管层的态度是为北京、上海等城商行竞争较为激烈的一线城市降温。“要考虑在本地市场和想去的市场竞争是否充分。”上述人士说。
记者对照银监会城商行机构名单粗略统计，截至2010年底，异地开设分行的城商行已逾百家。其中多为非省会城市城商行在省会城市开设分行，而更多总部设在省会城市的城商行，则把目光放到了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
进入2011年，城商行跨区经营势头依然不减，丹东银行、厦门银行、绵阳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大同银行等十几家城商行，均在筹备新的异地分行。
城商行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风险不时暴露。今年年初以来，城商行被曝多起案件，其中齐鲁银行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更是拉响了城商行风控警报。
该人士表示：“这次调研更重要的是评估（银行）内部决策能力，评估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能力。”
规模扩张弊症
早在四年前，监管层还在鼓励城商行跨区经营。
2007年城商行开始接受同质同类监管，这使得城商行得以与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享有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权利，城商行开始走向异地扩张道路。
2009年，银监会颁布《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进一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在中国西部和东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取消运营资金的限制，以促使其全面发展地方金融、服务中小企业。
此后，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迎来新高潮，不仅大型城商行纷纷设立分行，中型城商行亦纷纷抢滩县级及省外市场。
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金融业改革和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是由于处在经济下行周期，金融管制和市场准入相对前几年有所放松。
2010年，城商行全年新增分行116家，占自2006年全国第一家城商行异地分行设立以来总数的30％。
然而伴随规模扩张而来的是收益率的下降。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和杭州银行，已实现跨区经营，并在筹备上市。从这三家银行的年报看，2008年至2009年资产规模增速颇高，分别达到47％、26.7％和50.6％， 但净利润增长却逊色许多，分别为16％、17.5％和7％。
城商行做大做强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推手。
“城商行的扩张应由市场主导，但过去几年的发展掺杂了太多行政因素。”某城商行人士反思，“大举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地方政府的想法。”
城商行多是城市信用社重组而成，初期产权不明晰，带有地方政府浓郁的行政色彩。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在解决城商行历史坏账等问题上给予了资金支持，从而坐稳了大股东的位置。
“地方政府把金融机构的发展作为政绩，不仅做大本地金融机构上市发展，还想办法引进外地金融机构。” 上述城商行人士表示，目前已有诸多城市将推动该地城商行跨区经营、上市融资列入“十二五”规划。城商行扩张过快，已导致其经营超过风险管控能力。
华北地区某城商行人士就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自身实力不行，走得越远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缺陷。
阎庆民在4月初的城商行发展论坛上表示，城商行不要一味地追求资产规模扩张，“发生一个案子，可能将城商行十年苦心经营的利润全部吃掉。挑不起100斤的担子，不妨挑50斤的。”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则在近期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重申，对银行设立分行申请进行严格审批，每两年对其执照进行重新评估。
战略重新定位
从鼓励跨区经营，到现在的从严审批。监管层着力于城商行战略经营的重新定位。
此次调研背后，监管层对于城商行战略科学性的强调，突出了差异化定位的要求：规模较大、管理较佳的银行可全国发展；小规模城商行则侧重区域内发展，定位特色银行和社区银行。
此前，银监会二部主任肖远企曾发表公开讲话，提出城商行发展的四条路径，即大型银行、特色银行、社区银行、及战略性退出市场。
目前我国147家城商行总资产规模达到7.8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总资产的8.24％。城商行之间发展差别很大。前十大城商行资产总和超过3.2万亿元，占城商行总资产40％。
银监会人士表示，这类银行可以在保障风控的前提下异地扩张。“即使在美国它也算是大银行，如果管理得好，怎么不能够跨出去呢？”
现实中，部分城商行在异地扩张中首先考虑的也是自身定位。去年底开设合肥分行的杭州银行将重点服务对象锁定浙商。目前，50多万浙商在安徽经商，仅合肥就有10多万人，企业超过1500家。在流入安徽的省外资金中，浙资占比50％。“以此为基础，足够我们成长及开展业务。”杭州银行管理人士表示。
重庆银行则因跨区经营策略审慎，实现了规模与收益增长基本同步。该行2009年仅在成都和贵阳设立两家分行，2010年仅设立西安分行；2008年至2009年资产规模增长43.4％，同期净利润增长33.7％。
小规模的城商行则可定位社区银行和特色银行。监管层一直鼓励其深耕本地业务或特色业务，服务中小企业。
社区银行的范例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目前有约8000家社区银行，每家资产规模低于10亿美元，但其资产总计占全国银行的22％。
国内中小城商行已不乏深耕本地的实验者。遵循“以较少资本博取较大收益”的路子，将客户定位中小企业，泰隆银行和台州银行2009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高达33％和35.19％，远高于20％左右的行业水平。
据了解，目前银监会正在制定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指引，随着相关文件的发布，中小城商行此类业务将获得更大商业空间。
监管层的引导是一方面，但“城商行乃至商业银行规模越做越大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某银行业专家分析，“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政府，并不关心经济上的回报率，只在意政绩。如果银行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股东，比如民营资本，他们不会愿意做大规模，因为这要不断烧钱补充资本，不然股份就会被稀释。”
“引入民营资本是公司治理一个很好的方向，这样可以淡化行政色彩，形成新的公司治理架构。”银监会人士说，“这也是我们近年来一直抓的重点。”近年来，城商行陆续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完善银行治理结构。目前筹备上市的城商行多达40余家，但业内人士分析，这并不能带来行业性的解决方案。资本市场容量有限，“城商行上市也只可能满足几家有代表性的银行。”一位城商行人士对此并不乐观。
《财经》记者从多处获悉，银监会已暂缓审批城商行开设异地分行申请。“估计两三个月都不可能解冻，下半年才有可能逐步开始恢复审批。”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称。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贵州代表团会议时曾批评北京银行，“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口吻严厉异于往常。此举被诸多人士解读为限制城商行异地扩张的信号。
在随后4月1日召开的城商行联席会议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明确表示，今后将审慎推进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把城商行内控机制作为重点检查项目，对于内控不健全的城商行的新设网点申请，“暂停审批”。
摸底跨区经营
去年底，银监会对城商行进行调研。评估方式采纳定量和定性两套指标，定量指标包含：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等财报指标；定性指标则分为城商行战略科学性、竞争充分性、经验可复制性、风险可管控性、发展可持续性等。
调研报告已上报国务院。接近监管层人士称，报告获批复前，城商行异地分行设立将暂缓审批；报告获得批复后，城商行异地扩张的门槛将有所提高。
目前，商业银行实现跨区经营须在资产指标及监管评级上达标。
银监会2006年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的资产指标为：省内分行资产总额不少于150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不良贷款率连续两年不高于6％，在申请之日前连续两年盈利，扣除全部贷款损失准备缺口后资产利润率不低于0.35％等。
同时，跨区经营的城商行须达到监管评级二级（含二级）以上水平，但在省内实行联合重组后，其监管评级达到三级的，可在省内尚未设立城商行的城市设立异地分行。监管评级依据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盈利、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状况这六个单项要素进行综合评价。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游说下，上述指标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前述人士透露，此次调研后，“可能只有二类监管评级以上的城商行可获得更多跨区发展机会。”
目前，在全国147家城商行中，达到监管评级二类的城商行仅50多家。
此次调研中，定性指标中的战略科学性即强调城商行定位是否清晰合理。
“不能仅以‘规模论英雄’。”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目前国内不缺少大银行，而是缺少真正填补金融服务空白的区域性银行。“要摒弃跟风式、同质的跨区域经营，定位科学性是跨区域评估首要考虑的因素。”另外，监管层的态度是为北京、上海等城商行竞争较为激烈的一线城市降温。“要考虑在本地市场和想去的市场竞争是否充分。”上述人士说。
记者对照银监会城商行机构名单粗略统计，截至2010年底，异地开设分行的城商行已逾百家。其中多为非省会城市城商行在省会城市开设分行，而更多总部设在省会城市的城商行，则把目光放到了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
进入2011年，城商行跨区经营势头依然不减，丹东银行、厦门银行、绵阳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大同银行等十几家城商行，均在筹备新的异地分行。
城商行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风险不时暴露。今年年初以来，城商行被曝多起案件，其中齐鲁银行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更是拉响了城商行风控警报。
该人士表示：“这次调研更重要的是评估（银行）内部决策能力，评估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能力。”
规模扩张弊症
早在四年前，监管层还在鼓励城商行跨区经营。
2007年城商行开始接受同质同类监管，这使得城商行得以与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享有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权利，城商行开始走向异地扩张道路。
2009年，银监会颁布《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进一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在中国西部和东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取消运营资金的限制，以促使其全面发展地方金融、服务中小企业。
此后，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迎来新高潮，不仅大型城商行纷纷设立分行，中型城商行亦纷纷抢滩县级及省外市场。
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金融业改革和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是由于处在经济下行周期，金融管制和市场准入相对前几年有所放松。
2010年，城商行全年新增分行116家，占自2006年全国第一家城商行异地分行设立以来总数的30％。
然而伴随规模扩张而来的是收益率的下降。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和杭州银行，已实现跨区经营，并在筹备上市。从这三家银行的年报看，2008年至2009年资产规模增速颇高，分别达到47％、26.7％和50.6％， 但净利润增长却逊色许多，分别为16％、17.5％和7％。
城商行做大做强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推手。
“城商行的扩张应由市场主导，但过去几年的发展掺杂了太多行政因素。”某城商行人士反思，“大举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地方政府的想法。”
城商行多是城市信用社重组而成，初期产权不明晰，带有地方政府浓郁的行政色彩。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在解决城商行历史坏账等问题上给予了资金支持，从而坐稳了大股东的位置。
“地方政府把金融机构的发展作为政绩，不仅做大本地金融机构上市发展，还想办法引进外地金融机构。” 上述城商行人士表示，目前已有诸多城市将推动该地城商行跨区经营、上市融资列入“十二五”规划。城商行扩张过快，已导致其经营超过风险管控能力。
华北地区某城商行人士就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自身实力不行，走得越远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缺陷。
阎庆民在4月初的城商行发展论坛上表示，城商行不要一味地追求资产规模扩张，“发生一个案子，可能将城商行十年苦心经营的利润全部吃掉。挑不起100斤的担子，不妨挑50斤的。”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则在近期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重申，对银行设立分行申请进行严格审批，每两年对其执照进行重新评估。
战略重新定位
从鼓励跨区经营，到现在的从严审批。监管层着力于城商行战略经营的重新定位。
此次调研背后，监管层对于城商行战略科学性的强调，突出了差异化定位的要求：规模较大、管理较佳的银行可全国发展；小规模城商行则侧重区域内发展，定位特色银行和社区银行。
此前，银监会二部主任肖远企曾发表公开讲话，提出城商行发展的四条路径，即大型银行、特色银行、社区银行、及战略性退出市场。
目前我国147家城商行总资产规模达到7.8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总资产的8.24％。城商行之间发展差别很大。前十大城商行资产总和超过3.2万亿元，占城商行总资产40％。
银监会人士表示，这类银行可以在保障风控的前提下异地扩张。“即使在美国它也算是大银行，如果管理得好，怎么不能够跨出去呢？”
现实中，部分城商行在异地扩张中首先考虑的也是自身定位。去年底开设合肥分行的杭州银行将重点服务对象锁定浙商。目前，50多万浙商在安徽经商，仅合肥就有10多万人，企业超过1500家。在流入安徽的省外资金中，浙资占比50％。“以此为基础，足够我们成长及开展业务。”杭州银行管理人士表示。
重庆银行则因跨区经营策略审慎，实现了规模与收益增长基本同步。该行2009年仅在成都和贵阳设立两家分行，2010年仅设立西安分行；2008年至2009年资产规模增长43.4％，同期净利润增长33.7％。
小规模的城商行则可定位社区银行和特色银行。监管层一直鼓励其深耕本地业务或特色业务，服务中小企业。
社区银行的范例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目前有约8000家社区银行，每家资产规模低于10亿美元，但其资产总计占全国银行的22％。
国内中小城商行已不乏深耕本地的实验者。遵循“以较少资本博取较大收益”的路子，将客户定位中小企业，泰隆银行和台州银行2009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高达33％和35.19％，远高于20％左右的行业水平。
据了解，目前银监会正在制定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指引，随着相关文件的发布，中小城商行此类业务将获得更大商业空间。
监管层的引导是一方面，但“城商行乃至商业银行规模越做越大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某银行业专家分析，“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政府，并不关心经济上的回报率，只在意政绩。如果银行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股东，比如民营资本，他们不会愿意做大规模，因为这要不断烧钱补充资本，不然股份就会被稀释。”
“引入民营资本是公司治理一个很好的方向，这样可以淡化行政色彩，形成新的公司治理架构。”银监会人士说，“这也是我们近年来一直抓的重点。”近年来，城商行陆续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完善银行治理结构。目前筹备上市的城商行多达40余家，但业内人士分析，这并不能带来行业性的解决方案。资本市场容量有限，“城商行上市也只可能满足几家有代表性的银行。”一位城商行人士对此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