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民粹主义是一个模糊复杂且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民粹式民主”是民粹主义在台湾地区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形式.揆诸台湾地区现代政治发展史,无论是转型过程中政党内外的斗争与合作,抑或是“民粹式民主”下政党行为模式的形成,都受到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民粹式民主”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产生了问责失衡和治理危机,加剧了岛内政治文化的恶化,伴随着民众的意识觉醒和主体性提升,社会力量可能存在“失控”的风险.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粹主义是一个模糊复杂且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民粹式民主”是民粹主义在台湾地区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形式.揆诸台湾地区现代政治发展史,无论是转型过程中政党内外的斗争与合作,抑或是“民粹式民主”下政党行为模式的形成,都受到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民粹式民主”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产生了问责失衡和治理危机,加剧了岛内政治文化的恶化,伴随着民众的意识觉醒和主体性提升,社会力量可能存在“失控”的风险.
其他文献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三线建设制定的向民族地区倾斜的经济发展政策切实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各民族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照顾.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国家实力的跃升,中央财政补助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力度逐步增加.21世纪初国家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重点在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当下正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民族地区通过艰苦努力,在中央政府支持和东西对口支援帮扶下完胜脱贫攻坚,实现了跨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大背景下,实现长效稳定脱贫、防止返贫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多维返贫视角测度了我国民族地区的返贫状况,与非民族地区的返贫情况进行了对比,并对多维返贫影响因素进行了稳健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截至2018年,民族地区的单维返贫率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但多维返贫率仍达到16.2％,多维返贫主要是医疗健康、教育、收入和安全饮水四个维度上的返贫造成的.从返贫影响因素回归结果看,民族地区的返贫影响因素集中在家庭中老年人比
在梳理政治史、历史人类学对“制度”的主要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制度语境”可以成为推进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制度研究、反思“国家与社会”及“何为中国”的方法路径.以清代的职役身分制度为例,“制度语境”的内涵包括:在规范文本指导下,制度展开为一套政策、机构、组织、人员和职业安排的体系,从国家权力中生发出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制度深植于社会之中并形成一种可以“氤氲”形容的“化合作用”,即制度不仅是相关事务讨论的出发点和对象,而且基于制度生成了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文化和行为模式等;制度与社会加总、“化合”,共同构成社会政治的
马铃薯属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是当今世界五大作物(其余四种为稻、麦、玉米、燕麦)之一.马铃薯作为高产且环境适应性极强的粮菜兼用型作物,随着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辟由美洲传播到世界各地,马铃薯最初由哥伦布带出美洲大陆,经西班牙、葡萄牙传入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再传入亚洲各国,逐渐成为欧亚大陆贫富民都极为热爱的食材之一种,极大地改写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马铃薯最初于明代传入中国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引种,对明清时期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由于马铃薯生长周期较短、环境适应性较强等生物特性,能够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
当前台湾的“反中”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由“台独”分子的“反中”政策所主导的,在部分台湾民众中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种非理性、极端的排斥中国大陆的思想倾向.它具有对大陆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充满偏见与反感、对大陆的对台行动与政策普遍持怀疑或反对态度、两岸关系中的一些小纠纷常常会引发台湾社会“反中”民粹情绪的爆发等三个主要意涵.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身份认同的异化是“反中”民粹主义形成的社会心理因素,“台独”势力的煽动是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网络新媒体助推了“反中”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扩散.这股“反中”社会思潮不仅冲击
由于自身外延和内涵模糊不清,治理理论始终难以捕获一个稳定的内核,反而深陷不同流派共同塑造所形成的漩涡之中.持续的混乱使学者们在讨论治理时,指涉的其实是不同的概念.“治道”视阈下的治理追求良善的秩序,而“治术”话语体系中的治理则强调技治主义和对组织的控制.治理理论中“术”与“道”的分离导致了“视差”的出现,进而使治理逐渐扭曲成为一种“莫比乌斯环”状的矛盾理论.对于中国而言,不加拣选地按照这种矛盾的理论改造自身是鲁莽而危险的行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化,而是一个以完成治理理论本土化改
两岸关系曾历经2008年后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荣景,但2016年后因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美国在“东升西降”的世界结构转换时,亟欲利用台湾困扰中国大陆发展,“台独”分裂势力也想趁机借此遂行政治利益,所以两岸似乎已陷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海成为外媒所说的“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学界对和平统一后的台湾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形成了授权性自治权说和分权性自治权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表明,香港授权性自治权的制度设计和保留中央在必要时适当干预的权力,是正确的、恰当的.统一后台湾的治理问题,其复杂性超过香港.分权性自治权学说对中央权力的制度设计过于僵化,可能导致中央对和平统一后的台湾只具有极有限权力,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和处置可能出现的新事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充分借鉴香港的实践经验,赋予台湾授权性自治权.同时,分权性自治权学说对联邦制的“分权”关系、“剩余权力”归属等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