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读过的鲁迅传记是不多的。先是读了一本日本著作的译本，——很惭愧，关于鲁迅研究的工作，有许多似乎还是日本朋友走在我们的头里。——其后是读了两种，其实是一部又加半部的资料长编式的著作。后来是又有一本朋友推荐给我读的《传略》。再后来，就到了“四人帮”肆虐时期，又读到了半部光怪陆离的“传记”，这就使我不禁对照着而回想起那本比较干净而且平实的《传略》来。但从那本篇幅不大的书出版以后，就再没有读到这位作者有什么新的著作。我并不认识这位作者，但这是可以想象得之的，许多现实的情景，明明白白地放在我们面前：我国许多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鲁研工作者，都是多少沐受了些鲁迅精神的感召的，他们的自我要求比较严格，探讨的精神很专挚，也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前行，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和走出路来。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明明有着的一个很可宝贵的传统罢！
现在放在我案头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正是《鲁迅传略》的作者朱正同志在去年年底出版的一本新著，两书之间相隔长达二十三年。这是一本好书，不但反映了作者本人对鲁迅生平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前进，它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所有的鲁研工作者的工作也必须有所进展。
本书收入有关鲁迅生平的研究考证文字连附录一篇共二十五篇，另外还有《编完写起》和《后记》各一篇。其中所研究的问题，有的是比较重要的，例如：1.关于鲁迅的祖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2.章太炎在被幽居时的中止绝食，究竟和鲁迅有无关系？3.《新青年》中发表的鲁迅的《随感录》，其中有四篇究竟是不是周作人写的？4.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究竟所谈的是些什么内容？5.究竟有没有高尔基邀请鲁迅到莫斯科去参加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事？6.后来又有没有苏联邀请鲁迅去参加五一劳动节或十月革命节的观礼，并且留下来休养的事？7.鲁迅对瞿秋白的保护，瞿秋白被捕后是否曾加以营救，以及在他的牺牲之后是否曾坚决主张暂时不印烈士关于创作方面的文字的事？8.鲁迅有没有用火腿夹带过给毛主席或党中央的信件？以及9.有关北平左联，10.有关“北平五讲”等等的问题，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问题比较小些，诸如：鲁迅幼年在家塾中读书时究竟有没有由于他的聪明而逼得老师只好辞职的事？一九一六年鲁迅为何南下？鲁迅和盐谷温的关系如何？《铸剑》是否在厦门所写？……鲁迅懂得法文吗？等等。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既然有这种那种的说法，就是有了问题，作者都以一种求实的精神，根据能够得到的材料和鲁迅生活着的时候的社会历史情况，加以分析和判断，使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多数问题解决得很好，很彻底，可以说已经论定了；有的也还存有一些零星疑难，但不关紧要；只有极个别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商议的。——我这里避开了用“商榷”的字样，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榷”已经变成了一条打人的棍子，这是可笑的，也是可痛的。——总之这是一本好书，作者的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解决了很多问题，很值得感谢和敬佩，而且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细致严密的工作方法也可以作为从事鲁研工作者的一种楷式。
听说朱正同志在此书出版以后还写了一篇《鲁迅回忆录正误的正误》，提出了(1)《文学杂志》是北平左联的刊物和王志之是左联的成员；(2)范文澜同志一九三九年入党，不可能在一九三二年就担任北平左翼教师联盟(教联)的党团书记，只可能是一个成员；(3)是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其中所引用的材料，有的还是有待于征信的。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到，因而不能发什么言。但我感到，他的求实精神不但在对待大家已经熟悉而且屡被引用的《回忆录》是这样，甚至在对待某些具有权威性的回忆录也是这样，在对待自己的考证和分析时也是这样，一切都从事实出发而衡之以情和理，这种精神就非常可贵。
我想赘一言的只是一个问题，即关于鲁迅和李立三同志的会见。许广平先生在她的《鲁迅回忆录》中曾记述了在“自由大同盟成立的前后”，他们曾有过一次见面，而且谈了几个问题。许先生说：“这次见面，对鲁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又说：“经过这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朱正同志对此很感到惊奇：第一是这次谈话为什么会对鲁迅起这么重大的作用？第二是为什么立三同志竟冒着白色恐怖的一定危险，仅仅为了约鲁迅讲授一大通政治常识和政治空谈？接着，他就引用了冯雪峰同志一九五一年发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一九六七年所写《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还有一九七三年七月他答复一个鲁迅研究者的通信，以及此年八月他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访问者的谈话，共四份材料，雪峰同志的材料乃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可以从鲁迅本人的文章和书信中证明其真实和准确的。例如一九三四年一月致萧三的信，一九三五年十月致曹靖华信，还有曹靖华对此信的注释，也见于史沫特莱的《记鲁迅》一文，还见于一九七八年茅盾同志的《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甚至就在许广平在一九三九年所写的《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论点也是一致的。以上的论据很充足，意见是提得很雄辩的。但是作者忽略了，鲁迅与李立三同志的会晤，可能不止是一次，而是有两次，——如果再多，那就不知道了。——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谈话的内容也不会相同。
一九六○年许先生为《新观察》杂志撰写《鲁迅回忆录》，她也并非是悉据回忆，其中也是有过一些调查和访问的。其中，她在那年的三月一日访问了李立三同志。回来以后，把谈话记录做了一份摘要。看来，有必要把它转录一下：
李立三同志说(大意)：
关于一九二八年创造社与鲁迅笔战的问题，在原则上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创造社讲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鲁迅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事实；但创造社有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个别人也有骂名人借以出名的思想；因此，彼此之间争论得很厉害。
当时，党中央发现了这一问题之后，曾研究了鲁迅在各个阶段的斗争历史，认为鲁迅一贯站在进步的方面，便指定我和鲁迅作一次会面，谈谈这个问题。当时鲁迅谈了些什么，已不能记忆，只记得我谈了两个问题：
(一)我们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在这次会面不久之后，我们立即发动成立“自由大同盟”，后来又有“左联”和“民权保障同盟”。那次谈话，我对创造社有所批评。
(二)分析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它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呢？就因为它是无产者。接着又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经过那次谈话以后，鲁迅完全和党一致了。和创造社的对骂再也不见了。鲁迅的革命立场从未动摇过。(以后，鲁迅在有一些回忆和一些文章中，对创造社的个别人也曾提到过一、二句，但那口气，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在此以前，鲁迅可能和党有关系，但我不知道。
这次会见的地点，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大概是创造社的党组)。至于，和鲁迅如何联系，由谁陪见，已经完全记不得了。(陈赓同志是当时特科的负责人，很可能知道此事。)
在这次会见之前，我们曾经首先去找过创造社党组负责人谈过，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所在和错误的性质，并帮助他们克服和改正。后来，在创造社党开过会，也费了不少力量，因为当时创造社内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有很多的一批人。
从上面所引的摘要不难看出，许先生在她的《回忆录》中所写到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个摘要的摘要。不过因为说得更简单，所以也就更不清楚罢了。许先生的行文是有她的特点的，包括思想上的特点和文句上的特点，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常会有些说不清楚的地方，在一般情况下，做编辑工作者为了对她的尊重，往往不代她修改或者不建议她自己修改。但是，现在的问题很明白：从时间上说，这里说的是一九二八年或至晚到一九二九年，而决不能晚到一九三○年的五月间；具体地说，是在“自由大同盟”的成立以前，也不是如许先生所说的在“自由大同盟成立的前后”。从地点上说，乃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也不是如朱正同志因有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曾在爵禄饭店(这是一家旅馆)会晤一事而推想成那也是在某一个“旅馆饭店”。既然时间和地址都不相同，这就不会是同一次，那么，谈话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相同了。然而我以为，上面所引的摘要的内容是可信的和可靠的，因为，不仅是上引的材料这样说，冯乃超同志曾和我谈过多次，不止一次，远的大约在一九三五年，近的是一九七八年，当时的革命文学论争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并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他举出，瞿秋白同志对他们那时的做法是不同意的，瞿秋白的意见有书面材料，见于《鲁迅杂感集序言》；李立三同志对他们的做法也不同意，这和上引的材料要旨完全符合，但我和乃超同志的谈话的记录(请他看过的)不在手边，因而这里就不引录了。当时，立三同志亲自抓这个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据所知，他那时的职务是中央宣传部长，这个工作他是必须做的。
只是谈一个问题，便谈了许多。附带也还可以补充一点小材料，使这本书的读者可以免除走弯路。书中提到在“北平五讲”中，《鲁迅日记》记师范大学来邀请者是师大学生“代表三人”，王志之同志在他的《鲁迅印想记》中只记了两人，而没有记出那第三人。朱正同志在第108页上加脚注说：“这人很可能是谷万川。因为他后来被捕了，所以王志之不便公开发表他的名字。”这是不对的。据那天同去的公木(张松如同志，那时他叫张松年)同志说，那天同去的第三人是潘炳皋，是一位理科的同学，也爱写作，他的笔名叫“沙泉”。当时，张、王二人是北平左联的成员，而潘不是成员。
这部“正误”的书的大量内容讲到的是许广乎先生的回忆中的失误，作者在作《后记》时写了一段写作这些篇章时的心情：
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能够产生，能够成长，都和许广平同志的工作分不开。一想起这些，我对她始终都充满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尽管本书提出了她著作中的误记失实之处，但我相信本书读者对许广平同志和她的著作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看法：看到她写的那些误记失实的材料在她的大量著作中只不过是一部分，她的许多著作还是真实可信和很有史料价值的。还应该看到，所以会出现这些误记失实的材料，不仅是因为年代久远产生的记忆上的误差，还有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的原因。……在我，倒正是因为尊重许广平同志的著作，深信她的著作必将作为研究鲁迅生平事迹的必读资料永远流传，才感到有责任给它考证清楚的。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也很好。我觉得失误的发生有主客观的原因，而在客观原因中，也往往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其二，可能是编辑工作者之过。我自己早年就经手发表过许先生的一些著作，那时接到来稿后，也往往对许先生提出一些疑问或意见，许先生总是很乐意地马上进行修改的。只是，前面说过，乃是出于尊重，我很少提过有关文字上的意见，其实这是尊重，也是不尊重。究竟是尊重还是不尊重，这是要从客观效果上来检验的。许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是她的晚期著作，我可以想见她是十分认真地、诚恳地从事这个工作的。她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说：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特别是这本小书，曾得到许多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他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亲切地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就只恨自己限于水平，以致不能更深切地体会这些指示，使它更符合于人民的要求，连自己都觉得离开满意甚远，因此，内心总觉着不少惭愧的。
这说明，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个人著作，其中已有所删，也有所增。删去的内容关系或者不大，而所增的内容则虽也经过本人同意，却又不能都让作者负责。所以，我认为朱正同志做了很好的工作，如果许先生还在世，从她的性格出发，我觉得她是一定会满意有人这样做的。
最近听到有人说，现在对鲁迅生平事迹的考证文章太多了，对鲁迅作品的理论研究太少了。知人方能论事，能够离开鲁迅生平事迹的实际，凭空去作什么对作品的理论研究吗？过去的鲁迅研究总是提不高，就是有一种人云亦云的习惯势力在障碍着。举一个例来说罢，一九二六年戴季陶在中山大学讲演，因为当时学生反对他出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即后来的校长)，他就伪装“左”倾，阿谀学生，说：“中国共产党好象机关车，国民党好象货车；没有机关车，断不容易把中国的革命载到世界革命的队伍里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黄埔旬刊》第五期)。鲁迅痛恨他用这样的虚伪言词来欺骗革命青年，然后又对革命青年加以大量的屠戮，曾对一位日本朋友谈到过这点。然而不知怎的，传来传去，这句话传成了鲁迅那时对人说：“共产党是火车头”。许多人不加省察和分辨，以讹传讹，次数多了，人们便信以为真，成了论述鲁迅思想的典据。这类事如果不加以澄清，反使它上升为理论，这又怎么能指导人们认识鲁迅思想的实际呢？所以，为了要使我们的鲁迅研究工作前进一步，有些必要的考证和大大小小的正误工作都实在是万分必要的。
1980.4.4.北京
现在放在我案头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正是《鲁迅传略》的作者朱正同志在去年年底出版的一本新著，两书之间相隔长达二十三年。这是一本好书，不但反映了作者本人对鲁迅生平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前进，它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所有的鲁研工作者的工作也必须有所进展。
本书收入有关鲁迅生平的研究考证文字连附录一篇共二十五篇，另外还有《编完写起》和《后记》各一篇。其中所研究的问题，有的是比较重要的，例如：1.关于鲁迅的祖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2.章太炎在被幽居时的中止绝食，究竟和鲁迅有无关系？3.《新青年》中发表的鲁迅的《随感录》，其中有四篇究竟是不是周作人写的？4.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究竟所谈的是些什么内容？5.究竟有没有高尔基邀请鲁迅到莫斯科去参加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事？6.后来又有没有苏联邀请鲁迅去参加五一劳动节或十月革命节的观礼，并且留下来休养的事？7.鲁迅对瞿秋白的保护，瞿秋白被捕后是否曾加以营救，以及在他的牺牲之后是否曾坚决主张暂时不印烈士关于创作方面的文字的事？8.鲁迅有没有用火腿夹带过给毛主席或党中央的信件？以及9.有关北平左联，10.有关“北平五讲”等等的问题，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问题比较小些，诸如：鲁迅幼年在家塾中读书时究竟有没有由于他的聪明而逼得老师只好辞职的事？一九一六年鲁迅为何南下？鲁迅和盐谷温的关系如何？《铸剑》是否在厦门所写？……鲁迅懂得法文吗？等等。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既然有这种那种的说法，就是有了问题，作者都以一种求实的精神，根据能够得到的材料和鲁迅生活着的时候的社会历史情况，加以分析和判断，使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多数问题解决得很好，很彻底，可以说已经论定了；有的也还存有一些零星疑难，但不关紧要；只有极个别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商议的。——我这里避开了用“商榷”的字样，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榷”已经变成了一条打人的棍子，这是可笑的，也是可痛的。——总之这是一本好书，作者的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解决了很多问题，很值得感谢和敬佩，而且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细致严密的工作方法也可以作为从事鲁研工作者的一种楷式。
听说朱正同志在此书出版以后还写了一篇《鲁迅回忆录正误的正误》，提出了(1)《文学杂志》是北平左联的刊物和王志之是左联的成员；(2)范文澜同志一九三九年入党，不可能在一九三二年就担任北平左翼教师联盟(教联)的党团书记，只可能是一个成员；(3)是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其中所引用的材料，有的还是有待于征信的。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到，因而不能发什么言。但我感到，他的求实精神不但在对待大家已经熟悉而且屡被引用的《回忆录》是这样，甚至在对待某些具有权威性的回忆录也是这样，在对待自己的考证和分析时也是这样，一切都从事实出发而衡之以情和理，这种精神就非常可贵。
我想赘一言的只是一个问题，即关于鲁迅和李立三同志的会见。许广平先生在她的《鲁迅回忆录》中曾记述了在“自由大同盟成立的前后”，他们曾有过一次见面，而且谈了几个问题。许先生说：“这次见面，对鲁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又说：“经过这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朱正同志对此很感到惊奇：第一是这次谈话为什么会对鲁迅起这么重大的作用？第二是为什么立三同志竟冒着白色恐怖的一定危险，仅仅为了约鲁迅讲授一大通政治常识和政治空谈？接着，他就引用了冯雪峰同志一九五一年发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一九六七年所写《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还有一九七三年七月他答复一个鲁迅研究者的通信，以及此年八月他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访问者的谈话，共四份材料，雪峰同志的材料乃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可以从鲁迅本人的文章和书信中证明其真实和准确的。例如一九三四年一月致萧三的信，一九三五年十月致曹靖华信，还有曹靖华对此信的注释，也见于史沫特莱的《记鲁迅》一文，还见于一九七八年茅盾同志的《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甚至就在许广平在一九三九年所写的《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论点也是一致的。以上的论据很充足，意见是提得很雄辩的。但是作者忽略了，鲁迅与李立三同志的会晤，可能不止是一次，而是有两次，——如果再多，那就不知道了。——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谈话的内容也不会相同。
一九六○年许先生为《新观察》杂志撰写《鲁迅回忆录》，她也并非是悉据回忆，其中也是有过一些调查和访问的。其中，她在那年的三月一日访问了李立三同志。回来以后，把谈话记录做了一份摘要。看来，有必要把它转录一下：
李立三同志说(大意)：
关于一九二八年创造社与鲁迅笔战的问题，在原则上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创造社讲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鲁迅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事实；但创造社有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个别人也有骂名人借以出名的思想；因此，彼此之间争论得很厉害。
当时，党中央发现了这一问题之后，曾研究了鲁迅在各个阶段的斗争历史，认为鲁迅一贯站在进步的方面，便指定我和鲁迅作一次会面，谈谈这个问题。当时鲁迅谈了些什么，已不能记忆，只记得我谈了两个问题：
(一)我们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在这次会面不久之后，我们立即发动成立“自由大同盟”，后来又有“左联”和“民权保障同盟”。那次谈话，我对创造社有所批评。
(二)分析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它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呢？就因为它是无产者。接着又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经过那次谈话以后，鲁迅完全和党一致了。和创造社的对骂再也不见了。鲁迅的革命立场从未动摇过。(以后，鲁迅在有一些回忆和一些文章中，对创造社的个别人也曾提到过一、二句，但那口气，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在此以前，鲁迅可能和党有关系，但我不知道。
这次会见的地点，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大概是创造社的党组)。至于，和鲁迅如何联系，由谁陪见，已经完全记不得了。(陈赓同志是当时特科的负责人，很可能知道此事。)
在这次会见之前，我们曾经首先去找过创造社党组负责人谈过，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所在和错误的性质，并帮助他们克服和改正。后来，在创造社党开过会，也费了不少力量，因为当时创造社内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有很多的一批人。
从上面所引的摘要不难看出，许先生在她的《回忆录》中所写到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个摘要的摘要。不过因为说得更简单，所以也就更不清楚罢了。许先生的行文是有她的特点的，包括思想上的特点和文句上的特点，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常会有些说不清楚的地方，在一般情况下，做编辑工作者为了对她的尊重，往往不代她修改或者不建议她自己修改。但是，现在的问题很明白：从时间上说，这里说的是一九二八年或至晚到一九二九年，而决不能晚到一九三○年的五月间；具体地说，是在“自由大同盟”的成立以前，也不是如许先生所说的在“自由大同盟成立的前后”。从地点上说，乃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也不是如朱正同志因有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曾在爵禄饭店(这是一家旅馆)会晤一事而推想成那也是在某一个“旅馆饭店”。既然时间和地址都不相同，这就不会是同一次，那么，谈话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相同了。然而我以为，上面所引的摘要的内容是可信的和可靠的，因为，不仅是上引的材料这样说，冯乃超同志曾和我谈过多次，不止一次，远的大约在一九三五年，近的是一九七八年，当时的革命文学论争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并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他举出，瞿秋白同志对他们那时的做法是不同意的，瞿秋白的意见有书面材料，见于《鲁迅杂感集序言》；李立三同志对他们的做法也不同意，这和上引的材料要旨完全符合，但我和乃超同志的谈话的记录(请他看过的)不在手边，因而这里就不引录了。当时，立三同志亲自抓这个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据所知，他那时的职务是中央宣传部长，这个工作他是必须做的。
只是谈一个问题，便谈了许多。附带也还可以补充一点小材料，使这本书的读者可以免除走弯路。书中提到在“北平五讲”中，《鲁迅日记》记师范大学来邀请者是师大学生“代表三人”，王志之同志在他的《鲁迅印想记》中只记了两人，而没有记出那第三人。朱正同志在第108页上加脚注说：“这人很可能是谷万川。因为他后来被捕了，所以王志之不便公开发表他的名字。”这是不对的。据那天同去的公木(张松如同志，那时他叫张松年)同志说，那天同去的第三人是潘炳皋，是一位理科的同学，也爱写作，他的笔名叫“沙泉”。当时，张、王二人是北平左联的成员，而潘不是成员。
这部“正误”的书的大量内容讲到的是许广乎先生的回忆中的失误，作者在作《后记》时写了一段写作这些篇章时的心情：
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能够产生，能够成长，都和许广平同志的工作分不开。一想起这些，我对她始终都充满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尽管本书提出了她著作中的误记失实之处，但我相信本书读者对许广平同志和她的著作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看法：看到她写的那些误记失实的材料在她的大量著作中只不过是一部分，她的许多著作还是真实可信和很有史料价值的。还应该看到，所以会出现这些误记失实的材料，不仅是因为年代久远产生的记忆上的误差，还有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的原因。……在我，倒正是因为尊重许广平同志的著作，深信她的著作必将作为研究鲁迅生平事迹的必读资料永远流传，才感到有责任给它考证清楚的。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也很好。我觉得失误的发生有主客观的原因，而在客观原因中，也往往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其二，可能是编辑工作者之过。我自己早年就经手发表过许先生的一些著作，那时接到来稿后，也往往对许先生提出一些疑问或意见，许先生总是很乐意地马上进行修改的。只是，前面说过，乃是出于尊重，我很少提过有关文字上的意见，其实这是尊重，也是不尊重。究竟是尊重还是不尊重，这是要从客观效果上来检验的。许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是她的晚期著作，我可以想见她是十分认真地、诚恳地从事这个工作的。她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说：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特别是这本小书，曾得到许多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他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亲切地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就只恨自己限于水平，以致不能更深切地体会这些指示，使它更符合于人民的要求，连自己都觉得离开满意甚远，因此，内心总觉着不少惭愧的。
这说明，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个人著作，其中已有所删，也有所增。删去的内容关系或者不大，而所增的内容则虽也经过本人同意，却又不能都让作者负责。所以，我认为朱正同志做了很好的工作，如果许先生还在世，从她的性格出发，我觉得她是一定会满意有人这样做的。
最近听到有人说，现在对鲁迅生平事迹的考证文章太多了，对鲁迅作品的理论研究太少了。知人方能论事，能够离开鲁迅生平事迹的实际，凭空去作什么对作品的理论研究吗？过去的鲁迅研究总是提不高，就是有一种人云亦云的习惯势力在障碍着。举一个例来说罢，一九二六年戴季陶在中山大学讲演，因为当时学生反对他出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即后来的校长)，他就伪装“左”倾，阿谀学生，说：“中国共产党好象机关车，国民党好象货车；没有机关车，断不容易把中国的革命载到世界革命的队伍里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黄埔旬刊》第五期)。鲁迅痛恨他用这样的虚伪言词来欺骗革命青年，然后又对革命青年加以大量的屠戮，曾对一位日本朋友谈到过这点。然而不知怎的，传来传去，这句话传成了鲁迅那时对人说：“共产党是火车头”。许多人不加省察和分辨，以讹传讹，次数多了，人们便信以为真，成了论述鲁迅思想的典据。这类事如果不加以澄清，反使它上升为理论，这又怎么能指导人们认识鲁迅思想的实际呢？所以，为了要使我们的鲁迅研究工作前进一步，有些必要的考证和大大小小的正误工作都实在是万分必要的。
1980.4.4.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