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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莱瑞·库德洛（Larry Kudlow）向全美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应考虑撤离中国，美国政府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支持。
同一天，日本也在呼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宣布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日企撤回日本;其中，2亿美元用来支持日企从中国迁往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
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产业分工和供应链的国际协作突飞猛进，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全力推进全球化发展。如今，美国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它的拥趸者正在变多。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18日8时38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24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逾15.3万例。
在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肆虐不止的同时，有观点指出，它将会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在3月21日出刊的一期封面上以图片的形式明确表达了“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不得不说，疫情确实很可能在为唱衰全球化的人提供新“理由”。
疫情中，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举足轻重的医疗物资是什么？口罩。就在此时，它几乎成了全球化考验的第一道关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口罩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公开表示，我国口罩最大产能为日产2000多万只。
世界前十大口罩生产企业中，除了4家属于中国，其余分别是：
3M公司（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总部设在美国;霍尼韦尔国际（Honeywell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美国;优唯斯（UVEX），总部设在德国;兴和通商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企业;日本白元株式会社，日本企业;Dettol（滴露），总部设在英国。
生产口罩的原材料有哪些呢？医用外科口罩一般是由3层无纺布制成的，分别是纺粘无纺布、熔喷无纺布、纺粘无纺布;其中，熔喷无纺布是口罩的核心过滤层。
生产熔喷无纺布的企业，在中国目前有54家（考虑到当前还有企业在转产，这一数据或仍在变化）;其余主要20家分布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波兰、捷克共和国等。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国，但熔喷无纺布的产量比较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统计，中国非织造布行业的生产工艺以纺粘为主;2018年，纺粘非织造布的产量为297.12万吨，在非织造布总产量中占比达50%，主要应用于卫生材料等领域;熔喷工艺占比仅为0.9%。
当然，纺粘无纺布对医用外科口罩而言也不可或缺。
在前述口罩生产布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欧洲出现了抢夺口罩的实例。
3月8日，德国海关当局在边境扣留了一辆属于瑞士公司的货车，车上装有24万只防护口罩。3月13日，德国又拦截了意大利从中国购买的83万只外科口罩;经过各方努力，德国已经对这批口罩放行。
不仅如此，为确保本国“口罩自由”，不同国家相继在不同时间发布了相关法令。
1月31日，印度外贸总局（DGFT）通告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印度将禁止出口所有口罩等个人保护设备。
2月4日，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朱林签发通知，正式对医用口罩、工业口罩、防尘口罩等“卫生口罩”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单次出口500只以上的口罩。
3月4日，德国内政部表示，为确保医务工作者有足够能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已禁止出口口罩和手套等医疗防护用具。
同一日，法国和俄罗斯也颁布了类似禁令。
法国政府宣布征用全国口罩，导致英国一笔口罩订单被迫取消。而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俄罗斯禁止出口包括口罩和呼吸器在内的几种医疗产品。
3月6日，韩国保健福祉部表示，韩国即日起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传染病预防管理法实施条例》。根据新法，韩国防疫部门将有权禁止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
3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不再对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医药品（包括口罩、听诊器等）加征关税，避免疫情对美国医疗体系造成冲击。
与此同时，遭遇疫情重创的中国，其相关产业正在全面逐渐恢复。目前，中国有47000家口罩企业，每天可生产的口罩“保守估计已达到2亿只”。
“我家附近药店还是比较缺口罩的，但是網上购买已经容易很多了，至少比2月份容易很多。不过还是希望可以从药店自由购买口罩，感觉更放心。”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翟女士这样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郭先生也告诉记者，“现在已经不缺口罩了，我家小区附近超市里就能买到，而且社区工作人员还会不定时发放”。
中国已经对80多个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包括口罩、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中国也愿意通过商业渠道为其他国家地区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便利。
尽管如此，很多国家仍在为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物资匮乏担忧;而此刻，“口罩短缺”已不是中国的问题了。更详细地说，尽管疫情初期，因很多工厂无法复工，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口罩缺口，可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人们开始回到工厂工作，口罩问题在中国很快得到解决。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口罩产能从日产2000多万只提升到1.16亿只，只用了9天时间。 对于唱衰全球化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提出如下思路：在紧急情况下，全球化不是帮助反倒构成阻碍;平时，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大量口罩，它完全可以依靠进口;特殊时期，人们忙于自救，依靠全球产业链就变得不太现实。在后一个场景中，显然谁拥有的产业链更健全，谁就更占优势，也就更有实力对抗突发事件。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人们是否会因此改变对全球化的看法？或者说，全球化的可逆具备实际操作性吗？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即拥有全产业链。这意味着，从服装鞋袜到纸巾口罩再到航空航天，中国几乎有能力生产一切工业产品，从而满足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军事等诸多领域的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疫情当前，中国的全产业链也没有占据很大优势，有些行业仍然受到新冠肺炎的明显冲击。当然，较完整的产业链让我们比其他一些国家做得好，这不用怀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陈凤英指出，在理想状况下，一个国家想要拥有优良的全产业链，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非常多的人才;丰富的资源;先进的教育理念;广阔的地域和足够多的人口。
她告诉记者：“人才和技术至关重要。看德国与日本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日本老年人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很高，但疫情下的死亡率并不高，疫情形势控制得也好，因为日本满足了人才与技术两个条件;德国在抗疫上做得也不错，因为该国科技和医疗水平足够高，且德国在国家治理领域一直表现较好。”
纵览全球，具备上述全部条件的国家绝不在多数。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令口罩成为全球“硬通货”，下一场突发事件又会将哪款产品推上风口浪尖呢？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建立全产业链的全部条件，但至少他们可以选择尽可能多地发展制造业。这是否会推动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更进一步？
陈凤英说：“‘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不是我想要选择使用的词语。在我看来，有些人的确希望对全球化做出改变，但他们希望的是‘重新全球化’，即希望全球化以自己期待的方式进行。以美国为例，这些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希望重新布置全球化，由美国主导这个过程，同时排挤中国或重新规制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她强调：“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全球化的重新布局会到来，全球产业链一定程度上会收缩。实际上，这种收缩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就出现了。危机之前，全球化通过大进大出的方式进行，即绝大多数产品在全球生产，比如不同国家生产不同零部件，然后这些零部件聚集到一个地方组装。危机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在欧洲，德、法都提出‘购买欧洲’，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是美国政府对全球化的一种尝试。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希望由自己制定规则，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则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在疫情冲击下，各国为拯救内部经济，短期内确实会出现大家各扫门前雪的情况。“这种情势下，各国经济短暂脱钩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体量庞大，涉及领域众多，已经存在的全球化分工不容易被打破。短期内，各国在经济领域短暂脱钩会慢慢出现，且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贸易量的下降;长远看，完全、实质上的脱钩不太可能出现。”
梁海明认为，就当前事实而言，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态度息息相关。他指出：“不仅制造口罩的重要材料熔喷布，主要来源于中国;美国97%的抗生素，也来自中国。美国不用中国产品，用印度的行不行？好像不行。因为印度药厂所采用的原材料及化学物品八成以上也从中国进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曾指出，从不同角度观察经济全球化，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全球化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政府放松对跨境贸易与投资管制的过程;从经济学理念角度看，全球化是人类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来最大限度实现贸易收益的努力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促成了两极格局的瓦解，为全球化扫除了障碍;9·11事件以后，中美合作、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全球化带来了又一个高潮。2008年以后，全球化在不断变动中展示了从前没有的特征。
“区域化更加明显了。现在已经存在的很多产业链，涉及的地區与国家都比较多，简单说，产业链拖得比较长。我们也能看到，疫情对他们的冲击比较大。逐渐的，区域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得到重视，工业园区就是很好的例子。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工业园区。区域化可以产生聚集效应，也就是说，一个成品可以在较小的区域内被制造出来;这个过程或许仍需要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参与，但与从前比较，范围变小了。”陈凤英分析说。
她还指出，未来，安全问题也将会是全球化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因素。
从前，人们广泛关注的是利益分配问题。由于一条产业链可能同时涉及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人们最终容易对利益分配产生不满。如今，即便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安全生产也几乎已经是全球化过程的第一重要因素。“安全性与区域性相辅相成，因为区域性意味着可协调性更高，也就意味着安全系数更高。为了产业安全、企业安全、人员安全，就近布局会是一种选择。以电子产品和半导体为例，这部分产品全部放在日本或韩国又或者中国台湾地区生产，都不太实际，但如果他们和中国大陆合作，将产品交给东北亚的产业链来生产，问题就解决了。”
未来，全球化在变动中会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但它不会中断。不过，这个过程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全球供应链体系，不少企业就算复工了也不得不面对原料供应不足、订单减少等困扰，导致自身无法正常运行。这个时候，会有更多企业主张建立可控、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尤其是倾向本土化的供应。值得关注的是，前述做法很容易催生以自力更生为名脱离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在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企业为应对冲击而采取类似措施是必然的。”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这样说。
他同时表示，疫情最终会得到控制，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而言，全球化才是维持发展的最佳选择。“中国需要确立全球化的开放视野，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才能获得更长足的进步。”
当然，全球化并不只聚焦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也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何理解全球治理呢？“数字税”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为解决问题而存在
税收原本是某个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求而按照法律规定，无偿、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规范形式，“征税自主权”是其特征之一。伴随经济数字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互联网巨头企业不断涌现。这些公司至少在一点上具有共性，即其经营范围全球化、盈利模式数字化、规模增长快但很可能与税收负担不相当。传统上，各国通用的税收原则是在利润产生地征税。问题在于，互联网巨头具有跨越地域的特点，他们提供的数字服务通常跨越多个国家与地区。
在以往的经营活动中，生产要素流动时间长，容易监管。但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容易复制、传输，流动性极强;与之相关的资本，也基于互联网以数字形式流动。数据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常见且容易，很容易将利润转至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而将公司中的负债与亏损部分留在经营地。这就对征税主体的判断和利润估算提出了挑战。
以欧盟为例。在欧盟，传统行业企业的平均税率高达23%，而数字科技公司支付的税率为8%或9%;较低的税率吸引了许多科技巨头将其公司总部设在爱尔兰或卢森堡，以此实现避税。
2017年以来，欧盟内部约有11个国家拟对或已经对数字经济征税，欧盟也逐渐意识到成员国们的决心。
2018年3月，欧盟公布数字经济公平课税方案。该课税方案包括两大提案：一条为长期提案，即通过企业所得税法使企业通过数字渠道与用户进行交易所获得的利润能够被征税，并修改税收协定以明确新的常设机构规则;另一条为短期提案，是实现长期提案前的一种过渡措施，即对提供某些数字服务的企业所取得的相关收入征收税率为3%的数字服务税。
然而，由于部分成员国强烈反对，上述两大提案最终没能通过。此后，欧盟成员国开始“各自为政”，法国、意大利、捷克、奥地利纷纷颁布或批准数字税相关法案，而比利时、匈牙利、波兰等国也跃跃欲试。欧盟以外，土耳其、英国、印度也决定征收数字税。
可以看到，围绕数字税存在如下发展环节：全球化+经济数字化→互联网巨头崛起→避税、税负不公→国际组织希望解决问题并提出方案→方案不能通过→国家作为主体推广各自的方案→越来越多国家感兴趣并参与其中。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出现针对数字税的统一规范和征税标准。然而，前述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们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寻求统一路径，从而试图达到全球治理目标的模式。遗憾的是，与数字税相关的规则尚处于探索阶段，我们还不能说它是成功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如果要简单概括全球治理，他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各治理行为体通过国际制度、机制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其中，国家是重要的治理行为体。因此，通俗说，全球治理是用来解决全球问题或全球挑战的。”
他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呼唤全球治理。“这是因为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挑战不断增多。有些是国别问题演变为全球问题，有些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求人类加强全球治理。”
这一分析与当前形势高度契合。作为经济领域的新议题，或许数字税还算不上“十分紧迫”“巨大挑战”，但无论如何，新冠肺炎疫情绝对“当仁不让”。
疫情暴露全球治理的不足
传染病席卷而成的疫情一直对人类生存构成重大威胁与考驗。鼠疫、天花、霍乱等，曾经为人类带来深重苦难与沉痛打击。世界各国人民在摸索中总结规律，留下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有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卫生条例（2005）》和各国（政府与民间）的沟通合作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WHO为核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以世界银行（WB）为核心的全球多边发展机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机制，在应对疫情、降低疫情的经济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便如此，全球治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表现仍有欠缺。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治理至少还存在两个层面的不足：一是应对全球问题的资金依然不足，二是各国对于全球治理规则的遵守和执行力不强。”熊爱宗如此强调。
长期以来，WHO预算不足，特别是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资源不足。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并无太多资源用于疫情应对，不得不依赖各方捐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约拥有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但也还远远不够。据IMF估计，新兴市场目前的潜在融资需求在2.5万亿美元以上。可以说，上述机构都需要继续扩充资源。
疫情期间，各国对于《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执行并不到位。该条例要求，在突发或不寻常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应保持卫生数据和信息的共享。而2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透露：“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太多受影响国家仍未与WHO共享数据。若没有分类数据和详细的项目清单，WHO将无法提供适当的公共卫生指导。”
如何提高全球治理水平
对比数字税的征收与抗疫可以发现，试图在一个领域达成全球性的治理规则体系是很难的;而一旦达成，遵守这套规则体系同样不容易。
这是否意味着，提高全球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现实呢？
“二战后，全球新经济秩序逐渐建立，全球治理也随之在各个领域有所体现，比如在金融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贸易领域有WTO。在科学技术、通信交通等的推动下，全球化不断加速，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步伐却滞后了。这种滞后其实不只体现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也体现在信息交流、贸易秩序等方面。要推动全球治理水平向上走确实不容易，因为人们原本对全球化的态度就不完全一致。全球化发展到如今，其受益面并不十分均衡，或者说大家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体验不尽相同。这也是有些人反对全球化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一条走向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路径，那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首先要在意识上达成一致。”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这样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他强调，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去寻找一个平台，比如G20（二十国集团），从而大范围推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高水平的全球治理或可期待。
同一天，日本也在呼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宣布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日企撤回日本;其中，2亿美元用来支持日企从中国迁往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
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产业分工和供应链的国际协作突飞猛进，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全力推进全球化发展。如今，美国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它的拥趸者正在变多。
安全将成为第一考量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18日8时38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24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逾15.3万例。
在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肆虐不止的同时，有观点指出，它将会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在3月21日出刊的一期封面上以图片的形式明确表达了“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不得不说，疫情确实很可能在为唱衰全球化的人提供新“理由”。
谁在生产口罩
疫情中，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举足轻重的医疗物资是什么？口罩。就在此时，它几乎成了全球化考验的第一道关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口罩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公开表示，我国口罩最大产能为日产2000多万只。
世界前十大口罩生产企业中，除了4家属于中国，其余分别是：
3M公司（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总部设在美国;霍尼韦尔国际（Honeywell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美国;优唯斯（UVEX），总部设在德国;兴和通商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企业;日本白元株式会社，日本企业;Dettol（滴露），总部设在英国。
生产口罩的原材料有哪些呢？医用外科口罩一般是由3层无纺布制成的，分别是纺粘无纺布、熔喷无纺布、纺粘无纺布;其中，熔喷无纺布是口罩的核心过滤层。
生产熔喷无纺布的企业，在中国目前有54家（考虑到当前还有企业在转产，这一数据或仍在变化）;其余主要20家分布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波兰、捷克共和国等。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国，但熔喷无纺布的产量比较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统计，中国非织造布行业的生产工艺以纺粘为主;2018年，纺粘非织造布的产量为297.12万吨，在非织造布总产量中占比达50%，主要应用于卫生材料等领域;熔喷工艺占比仅为0.9%。
当然，纺粘无纺布对医用外科口罩而言也不可或缺。
各国针对口罩进行“自保”
在前述口罩生产布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欧洲出现了抢夺口罩的实例。
3月8日，德国海关当局在边境扣留了一辆属于瑞士公司的货车，车上装有24万只防护口罩。3月13日，德国又拦截了意大利从中国购买的83万只外科口罩;经过各方努力，德国已经对这批口罩放行。
不仅如此，为确保本国“口罩自由”，不同国家相继在不同时间发布了相关法令。
1月31日，印度外贸总局（DGFT）通告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印度将禁止出口所有口罩等个人保护设备。
2月4日，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朱林签发通知，正式对医用口罩、工业口罩、防尘口罩等“卫生口罩”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单次出口500只以上的口罩。
3月4日，德国内政部表示，为确保医务工作者有足够能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已禁止出口口罩和手套等医疗防护用具。
同一日，法国和俄罗斯也颁布了类似禁令。
法国政府宣布征用全国口罩，导致英国一笔口罩订单被迫取消。而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俄罗斯禁止出口包括口罩和呼吸器在内的几种医疗产品。
3月6日，韩国保健福祉部表示，韩国即日起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传染病预防管理法实施条例》。根据新法，韩国防疫部门将有权禁止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
3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不再对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医药品（包括口罩、听诊器等）加征关税，避免疫情对美国医疗体系造成冲击。
与此同时，遭遇疫情重创的中国，其相关产业正在全面逐渐恢复。目前，中国有47000家口罩企业，每天可生产的口罩“保守估计已达到2亿只”。
“我家附近药店还是比较缺口罩的，但是網上购买已经容易很多了，至少比2月份容易很多。不过还是希望可以从药店自由购买口罩，感觉更放心。”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翟女士这样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郭先生也告诉记者，“现在已经不缺口罩了，我家小区附近超市里就能买到，而且社区工作人员还会不定时发放”。
中国已经对80多个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包括口罩、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中国也愿意通过商业渠道为其他国家地区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便利。
尽管如此，很多国家仍在为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物资匮乏担忧;而此刻，“口罩短缺”已不是中国的问题了。更详细地说，尽管疫情初期，因很多工厂无法复工，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口罩缺口，可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人们开始回到工厂工作，口罩问题在中国很快得到解决。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口罩产能从日产2000多万只提升到1.16亿只，只用了9天时间。 对于唱衰全球化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提出如下思路：在紧急情况下，全球化不是帮助反倒构成阻碍;平时，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大量口罩，它完全可以依靠进口;特殊时期，人们忙于自救，依靠全球产业链就变得不太现实。在后一个场景中，显然谁拥有的产业链更健全，谁就更占优势，也就更有实力对抗突发事件。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人们是否会因此改变对全球化的看法？或者说，全球化的可逆具备实际操作性吗？
拥有全产业链的前提条件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即拥有全产业链。这意味着，从服装鞋袜到纸巾口罩再到航空航天，中国几乎有能力生产一切工业产品，从而满足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军事等诸多领域的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疫情当前，中国的全产业链也没有占据很大优势，有些行业仍然受到新冠肺炎的明显冲击。当然，较完整的产业链让我们比其他一些国家做得好，这不用怀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陈凤英指出，在理想状况下，一个国家想要拥有优良的全产业链，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非常多的人才;丰富的资源;先进的教育理念;广阔的地域和足够多的人口。
她告诉记者：“人才和技术至关重要。看德国与日本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日本老年人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很高，但疫情下的死亡率并不高，疫情形势控制得也好，因为日本满足了人才与技术两个条件;德国在抗疫上做得也不错，因为该国科技和医疗水平足够高，且德国在国家治理领域一直表现较好。”
全球产业链在收缩
纵览全球，具备上述全部条件的国家绝不在多数。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令口罩成为全球“硬通货”，下一场突发事件又会将哪款产品推上风口浪尖呢？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建立全产业链的全部条件，但至少他们可以选择尽可能多地发展制造业。这是否会推动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更进一步？
陈凤英说：“‘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不是我想要选择使用的词语。在我看来，有些人的确希望对全球化做出改变，但他们希望的是‘重新全球化’，即希望全球化以自己期待的方式进行。以美国为例，这些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希望重新布置全球化，由美国主导这个过程，同时排挤中国或重新规制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她强调：“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全球化的重新布局会到来，全球产业链一定程度上会收缩。实际上，这种收缩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就出现了。危机之前，全球化通过大进大出的方式进行，即绝大多数产品在全球生产，比如不同国家生产不同零部件，然后这些零部件聚集到一个地方组装。危机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在欧洲，德、法都提出‘购买欧洲’，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是美国政府对全球化的一种尝试。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希望由自己制定规则，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则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在疫情冲击下，各国为拯救内部经济，短期内确实会出现大家各扫门前雪的情况。“这种情势下，各国经济短暂脱钩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体量庞大，涉及领域众多，已经存在的全球化分工不容易被打破。短期内，各国在经济领域短暂脱钩会慢慢出现，且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贸易量的下降;长远看，完全、实质上的脱钩不太可能出现。”
梁海明认为，就当前事实而言，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态度息息相关。他指出：“不仅制造口罩的重要材料熔喷布，主要来源于中国;美国97%的抗生素，也来自中国。美国不用中国产品，用印度的行不行？好像不行。因为印度药厂所采用的原材料及化学物品八成以上也从中国进口。”
区域化与安全性将更受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曾指出，从不同角度观察经济全球化，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全球化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政府放松对跨境贸易与投资管制的过程;从经济学理念角度看，全球化是人类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来最大限度实现贸易收益的努力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促成了两极格局的瓦解，为全球化扫除了障碍;9·11事件以后，中美合作、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全球化带来了又一个高潮。2008年以后，全球化在不断变动中展示了从前没有的特征。
“区域化更加明显了。现在已经存在的很多产业链，涉及的地區与国家都比较多，简单说，产业链拖得比较长。我们也能看到，疫情对他们的冲击比较大。逐渐的，区域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得到重视，工业园区就是很好的例子。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工业园区。区域化可以产生聚集效应，也就是说，一个成品可以在较小的区域内被制造出来;这个过程或许仍需要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参与，但与从前比较，范围变小了。”陈凤英分析说。
她还指出，未来，安全问题也将会是全球化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因素。
从前，人们广泛关注的是利益分配问题。由于一条产业链可能同时涉及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人们最终容易对利益分配产生不满。如今，即便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安全生产也几乎已经是全球化过程的第一重要因素。“安全性与区域性相辅相成，因为区域性意味着可协调性更高，也就意味着安全系数更高。为了产业安全、企业安全、人员安全，就近布局会是一种选择。以电子产品和半导体为例，这部分产品全部放在日本或韩国又或者中国台湾地区生产，都不太实际，但如果他们和中国大陆合作，将产品交给东北亚的产业链来生产，问题就解决了。”
未来，全球化在变动中会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但它不会中断。不过，这个过程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全球供应链体系，不少企业就算复工了也不得不面对原料供应不足、订单减少等困扰，导致自身无法正常运行。这个时候，会有更多企业主张建立可控、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尤其是倾向本土化的供应。值得关注的是，前述做法很容易催生以自力更生为名脱离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在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企业为应对冲击而采取类似措施是必然的。”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这样说。
他同时表示，疫情最终会得到控制，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而言，全球化才是维持发展的最佳选择。“中国需要确立全球化的开放视野，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才能获得更长足的进步。”
当然，全球化并不只聚焦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也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全球治理亟待升级
如何理解全球治理呢？“数字税”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为解决问题而存在
税收原本是某个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求而按照法律规定，无偿、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规范形式，“征税自主权”是其特征之一。伴随经济数字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互联网巨头企业不断涌现。这些公司至少在一点上具有共性，即其经营范围全球化、盈利模式数字化、规模增长快但很可能与税收负担不相当。传统上，各国通用的税收原则是在利润产生地征税。问题在于，互联网巨头具有跨越地域的特点，他们提供的数字服务通常跨越多个国家与地区。
在以往的经营活动中，生产要素流动时间长，容易监管。但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容易复制、传输，流动性极强;与之相关的资本，也基于互联网以数字形式流动。数据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常见且容易，很容易将利润转至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而将公司中的负债与亏损部分留在经营地。这就对征税主体的判断和利润估算提出了挑战。
以欧盟为例。在欧盟，传统行业企业的平均税率高达23%，而数字科技公司支付的税率为8%或9%;较低的税率吸引了许多科技巨头将其公司总部设在爱尔兰或卢森堡，以此实现避税。
2017年以来，欧盟内部约有11个国家拟对或已经对数字经济征税，欧盟也逐渐意识到成员国们的决心。
2018年3月，欧盟公布数字经济公平课税方案。该课税方案包括两大提案：一条为长期提案，即通过企业所得税法使企业通过数字渠道与用户进行交易所获得的利润能够被征税，并修改税收协定以明确新的常设机构规则;另一条为短期提案，是实现长期提案前的一种过渡措施，即对提供某些数字服务的企业所取得的相关收入征收税率为3%的数字服务税。
然而，由于部分成员国强烈反对，上述两大提案最终没能通过。此后，欧盟成员国开始“各自为政”，法国、意大利、捷克、奥地利纷纷颁布或批准数字税相关法案，而比利时、匈牙利、波兰等国也跃跃欲试。欧盟以外，土耳其、英国、印度也决定征收数字税。
可以看到，围绕数字税存在如下发展环节：全球化+经济数字化→互联网巨头崛起→避税、税负不公→国际组织希望解决问题并提出方案→方案不能通过→国家作为主体推广各自的方案→越来越多国家感兴趣并参与其中。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出现针对数字税的统一规范和征税标准。然而，前述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们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寻求统一路径，从而试图达到全球治理目标的模式。遗憾的是，与数字税相关的规则尚处于探索阶段，我们还不能说它是成功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如果要简单概括全球治理，他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各治理行为体通过国际制度、机制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其中，国家是重要的治理行为体。因此，通俗说，全球治理是用来解决全球问题或全球挑战的。”
他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呼唤全球治理。“这是因为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挑战不断增多。有些是国别问题演变为全球问题，有些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求人类加强全球治理。”
这一分析与当前形势高度契合。作为经济领域的新议题，或许数字税还算不上“十分紧迫”“巨大挑战”，但无论如何，新冠肺炎疫情绝对“当仁不让”。
疫情暴露全球治理的不足
传染病席卷而成的疫情一直对人类生存构成重大威胁与考驗。鼠疫、天花、霍乱等，曾经为人类带来深重苦难与沉痛打击。世界各国人民在摸索中总结规律，留下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有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卫生条例（2005）》和各国（政府与民间）的沟通合作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WHO为核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以世界银行（WB）为核心的全球多边发展机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机制，在应对疫情、降低疫情的经济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便如此，全球治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表现仍有欠缺。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治理至少还存在两个层面的不足：一是应对全球问题的资金依然不足，二是各国对于全球治理规则的遵守和执行力不强。”熊爱宗如此强调。
长期以来，WHO预算不足，特别是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资源不足。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并无太多资源用于疫情应对，不得不依赖各方捐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约拥有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但也还远远不够。据IMF估计，新兴市场目前的潜在融资需求在2.5万亿美元以上。可以说，上述机构都需要继续扩充资源。
疫情期间，各国对于《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执行并不到位。该条例要求，在突发或不寻常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应保持卫生数据和信息的共享。而2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透露：“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太多受影响国家仍未与WHO共享数据。若没有分类数据和详细的项目清单，WHO将无法提供适当的公共卫生指导。”
如何提高全球治理水平
对比数字税的征收与抗疫可以发现，试图在一个领域达成全球性的治理规则体系是很难的;而一旦达成，遵守这套规则体系同样不容易。
这是否意味着，提高全球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现实呢？
“二战后，全球新经济秩序逐渐建立，全球治理也随之在各个领域有所体现，比如在金融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贸易领域有WTO。在科学技术、通信交通等的推动下，全球化不断加速，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步伐却滞后了。这种滞后其实不只体现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也体现在信息交流、贸易秩序等方面。要推动全球治理水平向上走确实不容易，因为人们原本对全球化的态度就不完全一致。全球化发展到如今，其受益面并不十分均衡，或者说大家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体验不尽相同。这也是有些人反对全球化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一条走向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路径，那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首先要在意识上达成一致。”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这样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他强调，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去寻找一个平台，比如G20（二十国集团），从而大范围推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高水平的全球治理或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