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记者的调查，近些年，出于就业压力和人才流动的考量，一些地方都形成了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按照不同级别，对领导干部的最高任职年龄做出了针对性的限制。在这些地方，很多年岁已上五十但仍未到退休年龄的领导职务担任者，依照规定退出了领导岗位，有些人被委以虚职（如调查员、巡视员等），有的连虚职也不再安排。而这样未到退休年纪就退下岗位的现象被称作“退居二线”。
　　“退居二线”不是退休，直到退休前，退居二线者的各类政治、经济待遇理论上并不会发生改变。不过，在某些地方，那些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因为没有过多的具体工作安排，甚至在个别地域，这些人只需每天至单位签到或者連到都不用签，他们在工作上与退休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差别。
　　如今，在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已成板上钉钉之事了。如果说延迟退休是国家的宏观政策的话，“退居二线”则是一些公职机构与组织的具体要求。但在个别地方，“退居二线”后就不再上班，工作上等于提前退休，却享受在职待遇，这与延迟退休显然是一种矛盾。而且，针对这些地方所存在的“延迟退休”和“退居二线”的矛盾，人们不禁要问：“延迟退休”是不是只针对普通干部和职工而言;而领导干部，则可以待遇上不“退休”，工作上提早“退休”吗？
　　不能不说，在那些退居二线就等于“不用工作”的地方， “退居二线”实质上已然成了突破相关政策底线的“提前退休”。在个别公职机构，那些在编不在岗的“退居二线”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吃空饷的人。这些单位里，一方面，官员们可以申请提前离岗，但工资照发不误;另一方面，单位本身又从社会上不断招考人员进行补充，额外增加了财政负担，而因此造成的人才和经济上的累计耗费绝对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个别地方的这种“退居二线”实等于提前退休的情况，于退居二线者自身而言，也是一种事实上的人才闲置与浪费。理论上来说，当官者要么在位干，要么退休，退职后也是另谋职业，根本没有“似退非退”一说。而我国的《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也规定，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领导成员职务实行任期制，“退居二线”在宏观层面上并无法律规定的支撑。“退居二线”是地方和具体公职机构的具体规定行为，其执行标准因不同地方和单位的规定不同而不相一致，甚至都可能出现同一地方不同机构关于“退居二线”执行不一，个别人根据管理规定和执行的不一致而寻求实际退休的情形。
　　“退居二线”政策让领导干部在“能上”的同时也能“下”，从推动干部队伍年轻化，保持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角度看，确实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从领导岗位下来后，个人就不再参与实际工作，这样既不合理，也可能涉嫌违法。因此，“退居二线”定要施行的话，如何安排这些从领导职务退下来的人的工作，不能不成为这些实施单位其现任领导们的深思问题。
　　一般来说，“退居二线”者在原有领导岗位上大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的有组织能力，有的有协调能力，有的有谋略、能断事;“退居二线”后，公职单位应根据他们的特长，合适安排他们的工作，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
　　很多领导干部在从原工作岗位提前退下后，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有些落差。对于此，组织上除了多关心关怀，还应该把他们等同在岗干部职工一样进行考核，不仅要“签到点卯”，还得尽职尽责，让其真正“退居二线”而不是退休、发挥“余热”。只要当他们有了用武之地，当他们实施的一项项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目标得以实现、智慧得以发挥时，他们就会有一种成就感，自豪感;另一方面，组织上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肯定了他们的成绩，一切被动的就会变为主动。反之，如果像前文所提到的个别地方与单位一般，简单粗暴地把“退居二线”等同于退休，除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财政支出的增加和人才浪费外，还会引发普通干部职工心理上的不平衡。
　　因此，那些采取“退居二线”的地方或单位，在“退居二线”政策的运用和“退居二线”人员的安置和管理上都需要做出详尽的考量与斟酌，把它直接与提前退休画上等号，这断然是万万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