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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产品除服饰用品外，还有产业用品，但在解放前我国生产的纺织品，主要是服饰用品，产业用纺织品只有电器绝缘材料、消防水龙带、伞用油布、篷盖布、医用纱布等少数品种。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抗美援朝期间，才开始发展军工纺织品生产，这是我国产业用纺织品中首先开发的一个分支。
纺织工业是传统的民用工业，从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度较大而技术密集度较小，但军工纺织品则不同，它的质量要求明显高于民用产品。如为航天、航空、核工业以及为部队特种装备配套的产品，要求具有高强力、高模量、耐高温、耐核辐射、防毒、无透气量等特殊性能；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求采用立体三向、双层、异形、特密、特厚等特殊编织技术；在生产工艺方面要求采用高温高压、涂层、复合、变性等高新技术。
我国最早发展的军工纺织品，主要是仿制苏联的飞机蒙布、降落伞等产品。这些产品，虽然需求量不大，但是时间要求急，产品性能要求特殊，再加上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研制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考虑到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老基地，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就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上海承担，上海纺织系统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1955年，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出聘请苏联军工纺织品专家来华指导工作的要求，苏联政府同意派来军工布专家马尔钦柯和军工丝绸专家鲍里绍夫。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严格的军工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包括定工厂、定品种、定设备、定人员、定协作关系的“五定”制度，不合格的原料不投产、不合格的半成品不放行、不合格的产品不交货的“三不”制度，严格按照“产品标准工艺设计卡”生产的制度等。各厂都培养了质量检测队伍，配置了测试仪器设备，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了技术手段。军工纺织品的品种逐步增多，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苏联政府撤走专家，中止援助。纺织工业部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积极承担了为“两弹一机”（原子弹、导弹和新型歼击机）配套的纺织新产品的研制任务。歼击机所用救生等产品，如用天然纤维制作不能符合要求，就研制锦纶6和锦纶66。1962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把生产核燃料所需的精密镍网的研制任务交给纺织工业部负责，钱之光为此专门到上海考察，想方设法配合我国军事工業的科技攻关，费尽了心力。他的言行举止，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钱之光病逝一年后，钱正英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怀念钱之光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钱学森读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回忆起钱之光对他开创的军事科学事业的支持，他致信钱正英说：“不久前我读了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缅怀钱之光同志的文章，很受教育。也使我回忆起在6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搞固体燃料的火箭，外壳是用的玻璃钢，缠玻璃纤维的设备是请纺织工业部搞的。设备出来安装在南苑我们的车间，但因为保密，不能让钱老部长从厂门进去，而是在车间打开临厂路的窗户，按上一条木板，请60多岁的部长同志从窗口进车间视察！”
镍网研制成功后，还接着研制了制网专用的整经机、卷纬机和织机。此后，随着镍网需求量的增多，又建设了织网专厂。铀的提炼需要过氯乙烯布作为过滤材料。1963年研制成功后，于次年建设了专纺车间。
1964年开始，纺织工业部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强三线建设，从此改变了纺织系统只有上海一地承担军工纺织品任务的局面。到上世纪70年代，四川、陕西等地也成为纺织军工的重要基地。
纺织系统的各级领导对于军工纺织品的工作都十分重视，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抓得很紧，在研制以合成纤维为原料的军工纺织新产品方面继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为航天工业、核工业、人造卫星配备的聚酰亚胺观察裙，制造火箭发动机用固体燃料玻璃钢壳体的缠绕机，制作宇航服所用的高强、阻燃、伸长小的涤丝绸，耐高温、耐烧蚀、抗热震的碳/碳复合材料等；为航空工业配套的无捻、无定形锦纶长丝织制的不透气的翼形升力伞伞绸，兼有纽扣、拉锁和扎绳功能的新型尼龙搭扣带，用作无人驾驶飞机回收的高强锦丝伞绸等；为部队特种装备配套的火箭扫雷锦丝爆破带、制作核潜艇反应堆电缆用的聚酰亚胺长丝、制作反坦克导弹缠包发射导线用的蚕丝绝缘线等。
改革开放以后，纺织军工重点研制以新型合成纤维为原料的新产品，研制成功了用于洲际导弹的高密高强锦丝筛网、聚丙烯腈碳纤维、碳/碳复合材料和耐高温合金金属网；用于通信卫星的高强锦纶长丝、高强重比锦丝绸；用于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的涂层高强锦丝绸和加强耐燃橡胶的酚醛纤维等。
与此同时，还抓紧做了将军工科研成果向民用转移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收获。如：把聚丙烯腈碳纤维制造用于纺织生产的静电消除器；把透气抗浸服材料应用于石油、建筑工人的工作服及民间的风雨衣；把水溶性纤维应用于高支麻纱混纺、抽纱刺绣等；把复合导电纤维应用于易燃易爆的石油、化工、火药、海轮码头工作人员的工作服；把芳砜纶纤维用于机车的电机绝缘套等。
纺织系统在军工纺织品的研制工作中，始终执行军民结合的方针：在开创阶段，把军工纺织品的研制任务交由生产民品的企业承担；对三线建设时所建工厂安排军品生产任务时也适当安排民品生产；改革开放后又抓了军工科研成果向民用的转移，从而节省了投资，加快了建设进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纺织工业是传统的民用工业，从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度较大而技术密集度较小，但军工纺织品则不同，它的质量要求明显高于民用产品。如为航天、航空、核工业以及为部队特种装备配套的产品，要求具有高强力、高模量、耐高温、耐核辐射、防毒、无透气量等特殊性能；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求采用立体三向、双层、异形、特密、特厚等特殊编织技术；在生产工艺方面要求采用高温高压、涂层、复合、变性等高新技术。
我国最早发展的军工纺织品，主要是仿制苏联的飞机蒙布、降落伞等产品。这些产品，虽然需求量不大，但是时间要求急，产品性能要求特殊，再加上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研制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考虑到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老基地，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就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上海承担，上海纺织系统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1955年，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出聘请苏联军工纺织品专家来华指导工作的要求，苏联政府同意派来军工布专家马尔钦柯和军工丝绸专家鲍里绍夫。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严格的军工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包括定工厂、定品种、定设备、定人员、定协作关系的“五定”制度，不合格的原料不投产、不合格的半成品不放行、不合格的产品不交货的“三不”制度，严格按照“产品标准工艺设计卡”生产的制度等。各厂都培养了质量检测队伍，配置了测试仪器设备，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了技术手段。军工纺织品的品种逐步增多，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苏联政府撤走专家，中止援助。纺织工业部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积极承担了为“两弹一机”（原子弹、导弹和新型歼击机）配套的纺织新产品的研制任务。歼击机所用救生等产品，如用天然纤维制作不能符合要求，就研制锦纶6和锦纶66。1962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把生产核燃料所需的精密镍网的研制任务交给纺织工业部负责，钱之光为此专门到上海考察，想方设法配合我国军事工業的科技攻关，费尽了心力。他的言行举止，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钱之光病逝一年后，钱正英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怀念钱之光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钱学森读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回忆起钱之光对他开创的军事科学事业的支持，他致信钱正英说：“不久前我读了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缅怀钱之光同志的文章，很受教育。也使我回忆起在6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搞固体燃料的火箭，外壳是用的玻璃钢，缠玻璃纤维的设备是请纺织工业部搞的。设备出来安装在南苑我们的车间，但因为保密，不能让钱老部长从厂门进去，而是在车间打开临厂路的窗户，按上一条木板，请60多岁的部长同志从窗口进车间视察！”
镍网研制成功后，还接着研制了制网专用的整经机、卷纬机和织机。此后，随着镍网需求量的增多，又建设了织网专厂。铀的提炼需要过氯乙烯布作为过滤材料。1963年研制成功后，于次年建设了专纺车间。
1964年开始，纺织工业部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强三线建设，从此改变了纺织系统只有上海一地承担军工纺织品任务的局面。到上世纪70年代，四川、陕西等地也成为纺织军工的重要基地。
纺织系统的各级领导对于军工纺织品的工作都十分重视，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抓得很紧，在研制以合成纤维为原料的军工纺织新产品方面继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为航天工业、核工业、人造卫星配备的聚酰亚胺观察裙，制造火箭发动机用固体燃料玻璃钢壳体的缠绕机，制作宇航服所用的高强、阻燃、伸长小的涤丝绸，耐高温、耐烧蚀、抗热震的碳/碳复合材料等；为航空工业配套的无捻、无定形锦纶长丝织制的不透气的翼形升力伞伞绸，兼有纽扣、拉锁和扎绳功能的新型尼龙搭扣带，用作无人驾驶飞机回收的高强锦丝伞绸等；为部队特种装备配套的火箭扫雷锦丝爆破带、制作核潜艇反应堆电缆用的聚酰亚胺长丝、制作反坦克导弹缠包发射导线用的蚕丝绝缘线等。
改革开放以后，纺织军工重点研制以新型合成纤维为原料的新产品，研制成功了用于洲际导弹的高密高强锦丝筛网、聚丙烯腈碳纤维、碳/碳复合材料和耐高温合金金属网；用于通信卫星的高强锦纶长丝、高强重比锦丝绸；用于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的涂层高强锦丝绸和加强耐燃橡胶的酚醛纤维等。
与此同时，还抓紧做了将军工科研成果向民用转移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收获。如：把聚丙烯腈碳纤维制造用于纺织生产的静电消除器；把透气抗浸服材料应用于石油、建筑工人的工作服及民间的风雨衣；把水溶性纤维应用于高支麻纱混纺、抽纱刺绣等；把复合导电纤维应用于易燃易爆的石油、化工、火药、海轮码头工作人员的工作服；把芳砜纶纤维用于机车的电机绝缘套等。
纺织系统在军工纺织品的研制工作中，始终执行军民结合的方针：在开创阶段，把军工纺织品的研制任务交由生产民品的企业承担；对三线建设时所建工厂安排军品生产任务时也适当安排民品生产；改革开放后又抓了军工科研成果向民用的转移，从而节省了投资，加快了建设进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