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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形成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确立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新。借助丰富的党史文献资料可梳理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生成逻辑，揭示其化解矛盾、凝聚合力的奥秘，梳理该制度的价值逻辑，揭示其适宜管用、赢得民心的奥秘，梳理该制度的实践逻辑，揭示其服务社会成效高、潜能巨大的奥秘，从而为引导未来、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发挥功能价值。
关键词：党史文献；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少学者依据民国档案和中共党史文献，高度认可“三三制”和“五一口号”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初步形成的历史性意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三三制’”[1]，而初步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标志是“五一口号”的发布[2]，正式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界普遍认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根基，认为该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政治实践“同频共振”的必然产物[3]。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以党史文献为视角，对中国政党制度成功密码加以破解，揭示其历史演化的生成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从三大逻辑进路分析论证中，揭示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在助推中华民族从醒过来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理论为支撑，发挥统筹协调策略和求同存异方式，成为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顺利建立并有效发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密钥”。
1. 马克思主义：巩固践行多党合作的初心使命
早在《不莱梅通讯》一文中恩格斯就表达了早期有关团结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战思想，他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4]，这是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显现。“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的态度……”[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多党派合作中无产阶级政党务必保持党派独立性和批判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多党合作和建立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思想作为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政治工作开展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内核。随着斗争经验的丰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核心在充分学习马、恩等革命导师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时，还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理论。1940年7月，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作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并在讨论政权问题时突出表明了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专政，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6]，实现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分析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政权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7]，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谋求一党专政的真实面目，强调了多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的必然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思想、推进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形成的实践中，引导中国各民主党派及有识之士日益坚定合作初心、共担民族复兴使命。
2. 统筹协调：团结联合各种政治力量
分清敌友、优化结构、统筹兼顾、互信互助，是团结和联合各种政治力量的组织要领，也是制度建构的基础性要求。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包括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近代中国各主要阶层的性质和他们与革命事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需要“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8]。在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及时认识到，在近代中国尚不成熟的政党政治环境下各政治参与主体共克时艰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注入先进文化元素。抗战时期，根据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观点，各根据地紧紧围绕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民主政权建设，自1940年3月起开创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形式，即“三三制”。“三三制”充分体现了中共协商民主的执政理念和力求团结的政治诚意，既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旗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组织雏形和革命探索成果。 “三三制”的成功实践与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坚定了中共反对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信心，各民主党派也看到了终结近代中国政党政治乱象的曙光。1948年春，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政府、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五一口号”一经发出，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表示拥护和支持，进而引发了一场新政协运动。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多党合作的新篇章。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949年以来，中共多次排除“党派工作无用”“民主党派无意义”等错误言论的干扰，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保驾护航。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议章程》，着重强调了人民政协在协调和处理政协内部与党派团体间合作问题的重要作用，从组织形式上维护了多党合作制。1956年中共八大将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上升为全党意志，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协商的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实现了突破性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列入多党合作基本方针之中。1990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随后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多党合作制写入宪法，从而使新型政党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从根本上捍卫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十八大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上升至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高度，2020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颁布进一步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向系统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发展。 3. 求同存异：鼓励各民主党派发挥多样性特长
“求大同，存小异”。虽然政见立场、价值观念、力量基础等存在差别，但各民主党派为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既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又积极参政议政，并有效发挥自己的优势专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和早期民主团体在以党内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清楚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假革命、真独裁”的真实面目，开始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展开初步合作。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抗争中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 并在世界反战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积极筹备远东反战会议。中共借助反战会议的召开重点宣传了建立“广大的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只有这一战线能够拯救中国，能够反抗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9]。李济深、蔡廷锴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组建中华民族革命联盟，为联合抗日反蒋进步人士作出了突出贡献……[10]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中间势力在革命中形成的合作关系，为新式合作型政党关系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呼吁国内各民主党派暂时搁置争议，并通过《八一宣言》号召国内一切支持反蒋抗日的队伍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11]。《宣言》的发布和随后瓦窑堡会议的召开鼓舞了進步民主人士思想的转变。1936年底，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积极响应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暂扣蒋介石，引发了西安事变。事变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得到和平解决，实现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12]。这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抗日取得的初期重大胜利。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开始由军事层面的配合发展到政治层面的并肩作战。为打破蒋介石以“溶共”方式破坏多党合作统一战线的企图，以“第三党”、救国会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联合发声，敦促国民党当局成立“国防参议会或国民大会”[13]，从而为中共和爱国人士争取到了合理合法公开发表政见的舆论阵地。民主宪政运动的发起、皖南事变后民主党派的积极发声等，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加深政治互信，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积累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为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再次与蒋介石集团展开激烈斗争。在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之际，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政治独裁的企图。尽管在建立联合政府的议题上，民主党派曾抱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但在国民党当局公开污名化民盟、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等现实教训下，民主党派开始彻底放弃中间路线幻想，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经历了多次的深刻教训和长期的政治斗争考验后，各民主党派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心和决心。[14]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民主党派的认可和革命斗争的检验，正式成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党制度。[1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6]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以成功实践赢得广大人民的良好赞誉，其成功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紧密结合国情党情民情，作出具有中国特色、完善共商国是程序、旨在服务民生的最佳制度安排。
1. 中国特色：创造多党合作制度的比较优势
政党与政党制度的衍生最早是西方议会斗争的政治产物。然而以两党制为代表的传统西方政党制度始终克服不了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从权力产生方式看，基于剥削阶级本性而生的政党不可避免地为维护本阶级利益服务，导致政党间为争夺议会多数席位和国家行政权展开斗争，容易出现竞选者口号响亮，而实际掌权后朝令夕改的不匹配现象。从实际行政效率看，权力分立和多党竞争常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党间相互扯皮推诿，政策执行力度和范围大打折扣，缺乏应对重大公共安全卫生事件的及时性和实效性。
“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17]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深刻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吸取苏联共产党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而完成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从政党本质属性看，该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保证国家大政方针执政为民的宗旨及政策连贯性；从合作基础来看，注重多党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易于达成政治共识和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从组织方式来看，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易于在推进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化过程中凝聚力量；从组织效能来看，形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基本框架，使服从大局的一致性与基层主体的多样性达到高度契合，充分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18]
2. 共商国是：坚定多党协同治国的政治定力
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归根到底需要依靠各政治团体民主协商、共谋良策。“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19]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治理生活中具有充分的话语权，发挥了三重角色：
其一，科学民主治理国家的担当者。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以及有关章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20]。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共产党作为多党合作制度的领导核心，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决策时，均会主动与各民主党派展开政治协商、推进科学决策。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及各级中共组织更加重视“联系民主党派，牵头协调无党派人士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21]。 其二，合法有效治理国家的监督者。1949年，当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初掌政权是赶考，长期执政是更艰难的赶考，永恒的考题是人心，永远的考官是人民。“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22]共产党人在未来的新征程上将面临更多更复杂更严峻的考验，因而需要各民主党派继续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的合法有效性。虽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地位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平等而不对等，但合作型政党关系决定执政党与民主党派同时也需要相互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23]通过党际间的互相监督，确保国家治理在顶层设计层面的规范性、程序性和合法性的有机统一。
其三，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的助力者。当代中国已进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时期。在追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功能地位，认定“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4]经过长期的成功合作，各民主党派已证明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业的同盟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3. 服务民生：共享多党联合造福社会的发展成就
中國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25]其以民为本的政党性质、民主高效的运行机制和成果显著的实际效能，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支诞生于人民、发展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革命队伍。各民主党派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构成要件，是“先锋队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结合部”[26]。就本质而言，各民主党派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均以人民为中心、以追求国强民富和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折射出中国各政党与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政治抱负和高尚境界，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实践既是体现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中介，也是检验其实施成效的标准。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逐渐形成了巨大优势，其不断走向成功的实践潜藏着服务社会成效高、潜能巨大的密码。
1. 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集聚整合社会资源力量的公意基础
树立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团结各政党共同制定社会整合策略的必要前提。多党合作的历史就是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同心同德，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接续奋斗的历史。巴金在抗战时期写道：“‘整体’的存在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27]实际上，无论是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还是和平年代，个人与国家总是患难与共、命运相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28]
2. 优化利用政党资源：增强多党服务中心大局能力的基本路径
民主党派许多成员具有技术精湛、专业精通、社交广泛等明显优势，对国计民生等问题有特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我们应“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党外代表人士，健全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29]。虽然，民主党派成员中也存在参政议政能力不足、热情不高、对政治形势误判、存在界别偏见等局限，但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 [30]。应积极支持各政党完善自身素质能力常态化培训机制，在推进大统战格局深度调整过程中，鼓励更多具有专业技能和参政热情的党外人士，加入到政治协商的组织机构中，实现民主党派人士的智力优势、党派特色与协商民主优势融合发展；[31]鼓励各民主党派利用海内外关系资源助力服务祖国统一、民族繁荣及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32]。
3. 提高协商合作效率：增强政党联合治理社会效能的重要手段
进入“互联网+”时代，党际合作和协商民主的形式向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方向拓展，建立数字化标准化可视化电子档案库，完善参政议政质量评估体系，促进智库建设和智能管理，已成必然趋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提出，要“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提高协商实效”[33]。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协商民主应当主动顺应信息时代发展潮流，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化手段，积极创新和改进协商方式方法，不断拓宽协商议政参与面，切实提升履职效能。应加强民主协商档案信息化建设，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巩固多党合作优势，大力推动新旧媒体融合，打造数字化协商平台，借助网络平台扩大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政策实施范围，让协商民主紧跟时代节奏，实现高端化、高效化和精准化。
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洗礼和检验，证明是最适合国情党情世情的政治制度安排，并以鲜明的制度优势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和制度演进逻辑，可发现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背后蕴藏着成功密码。其一，在唤醒民众觉醒过程中成立各政党组织，以求同存异的聚合力为导向，以统一战线为重要法宝，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其二，在引导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过程中，以民主建国保政权为己任，为推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发挥了奠基作用；其三，在推进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守正创新促改革为动力，推动爱国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谋求参政议政的最大公约数，助力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其四，在推进中华民族强起来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以优质高效促发展为保障，不仅为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新型政党制度奠定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为服务“双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和共筑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重要的战略资源。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重大招标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体系整体建构研究”（编号：18VSJ005）、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编号：18ZD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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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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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史文献；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少学者依据民国档案和中共党史文献，高度认可“三三制”和“五一口号”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初步形成的历史性意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三三制’”[1]，而初步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标志是“五一口号”的发布[2]，正式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界普遍认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根基，认为该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政治实践“同频共振”的必然产物[3]。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以党史文献为视角，对中国政党制度成功密码加以破解，揭示其历史演化的生成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从三大逻辑进路分析论证中，揭示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在助推中华民族从醒过来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从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生成逻辑中揭示凝聚合力奥秘
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理论为支撑，发挥统筹协调策略和求同存异方式，成为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顺利建立并有效发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密钥”。
1. 马克思主义：巩固践行多党合作的初心使命
早在《不莱梅通讯》一文中恩格斯就表达了早期有关团结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战思想，他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4]，这是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显现。“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的态度……”[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多党派合作中无产阶级政党务必保持党派独立性和批判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多党合作和建立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思想作为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政治工作开展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内核。随着斗争经验的丰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核心在充分学习马、恩等革命导师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时，还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理论。1940年7月，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作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并在讨论政权问题时突出表明了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专政，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6]，实现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分析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政权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7]，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谋求一党专政的真实面目，强调了多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的必然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思想、推进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形成的实践中，引导中国各民主党派及有识之士日益坚定合作初心、共担民族复兴使命。
2. 统筹协调：团结联合各种政治力量
分清敌友、优化结构、统筹兼顾、互信互助，是团结和联合各种政治力量的组织要领，也是制度建构的基础性要求。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包括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近代中国各主要阶层的性质和他们与革命事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需要“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8]。在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及时认识到，在近代中国尚不成熟的政党政治环境下各政治参与主体共克时艰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注入先进文化元素。抗战时期，根据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观点，各根据地紧紧围绕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民主政权建设，自1940年3月起开创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形式，即“三三制”。“三三制”充分体现了中共协商民主的执政理念和力求团结的政治诚意，既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旗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组织雏形和革命探索成果。 “三三制”的成功实践与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坚定了中共反对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信心，各民主党派也看到了终结近代中国政党政治乱象的曙光。1948年春，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政府、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五一口号”一经发出，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表示拥护和支持，进而引发了一场新政协运动。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多党合作的新篇章。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949年以来，中共多次排除“党派工作无用”“民主党派无意义”等错误言论的干扰，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保驾护航。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议章程》，着重强调了人民政协在协调和处理政协内部与党派团体间合作问题的重要作用，从组织形式上维护了多党合作制。1956年中共八大将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上升为全党意志，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协商的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实现了突破性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列入多党合作基本方针之中。1990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随后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多党合作制写入宪法，从而使新型政党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从根本上捍卫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十八大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上升至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高度，2020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颁布进一步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向系统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发展。 3. 求同存异：鼓励各民主党派发挥多样性特长
“求大同，存小异”。虽然政见立场、价值观念、力量基础等存在差别，但各民主党派为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既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又积极参政议政，并有效发挥自己的优势专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和早期民主团体在以党内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清楚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假革命、真独裁”的真实面目，开始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展开初步合作。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抗争中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 并在世界反战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积极筹备远东反战会议。中共借助反战会议的召开重点宣传了建立“广大的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只有这一战线能够拯救中国，能够反抗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9]。李济深、蔡廷锴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组建中华民族革命联盟，为联合抗日反蒋进步人士作出了突出贡献……[10]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中间势力在革命中形成的合作关系，为新式合作型政党关系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呼吁国内各民主党派暂时搁置争议，并通过《八一宣言》号召国内一切支持反蒋抗日的队伍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11]。《宣言》的发布和随后瓦窑堡会议的召开鼓舞了進步民主人士思想的转变。1936年底，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积极响应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暂扣蒋介石，引发了西安事变。事变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得到和平解决，实现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12]。这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抗日取得的初期重大胜利。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开始由军事层面的配合发展到政治层面的并肩作战。为打破蒋介石以“溶共”方式破坏多党合作统一战线的企图，以“第三党”、救国会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联合发声，敦促国民党当局成立“国防参议会或国民大会”[13]，从而为中共和爱国人士争取到了合理合法公开发表政见的舆论阵地。民主宪政运动的发起、皖南事变后民主党派的积极发声等，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加深政治互信，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积累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为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再次与蒋介石集团展开激烈斗争。在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之际，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政治独裁的企图。尽管在建立联合政府的议题上，民主党派曾抱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但在国民党当局公开污名化民盟、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等现实教训下，民主党派开始彻底放弃中间路线幻想，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经历了多次的深刻教训和长期的政治斗争考验后，各民主党派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心和决心。[14]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民主党派的认可和革命斗争的检验，正式成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党制度。[15]
二、从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逻辑中揭示赢得民心奥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6]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以成功实践赢得广大人民的良好赞誉，其成功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紧密结合国情党情民情，作出具有中国特色、完善共商国是程序、旨在服务民生的最佳制度安排。
1. 中国特色：创造多党合作制度的比较优势
政党与政党制度的衍生最早是西方议会斗争的政治产物。然而以两党制为代表的传统西方政党制度始终克服不了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从权力产生方式看，基于剥削阶级本性而生的政党不可避免地为维护本阶级利益服务，导致政党间为争夺议会多数席位和国家行政权展开斗争，容易出现竞选者口号响亮，而实际掌权后朝令夕改的不匹配现象。从实际行政效率看，权力分立和多党竞争常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党间相互扯皮推诿，政策执行力度和范围大打折扣，缺乏应对重大公共安全卫生事件的及时性和实效性。
“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17]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深刻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吸取苏联共产党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而完成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从政党本质属性看，该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保证国家大政方针执政为民的宗旨及政策连贯性；从合作基础来看，注重多党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易于达成政治共识和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从组织方式来看，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易于在推进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化过程中凝聚力量；从组织效能来看，形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基本框架，使服从大局的一致性与基层主体的多样性达到高度契合，充分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18]
2. 共商国是：坚定多党协同治国的政治定力
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归根到底需要依靠各政治团体民主协商、共谋良策。“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19]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治理生活中具有充分的话语权，发挥了三重角色：
其一，科学民主治理国家的担当者。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以及有关章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20]。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共产党作为多党合作制度的领导核心，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决策时，均会主动与各民主党派展开政治协商、推进科学决策。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及各级中共组织更加重视“联系民主党派，牵头协调无党派人士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21]。 其二，合法有效治理国家的监督者。1949年，当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初掌政权是赶考，长期执政是更艰难的赶考，永恒的考题是人心，永远的考官是人民。“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22]共产党人在未来的新征程上将面临更多更复杂更严峻的考验，因而需要各民主党派继续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的合法有效性。虽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地位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平等而不对等，但合作型政党关系决定执政党与民主党派同时也需要相互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23]通过党际间的互相监督，确保国家治理在顶层设计层面的规范性、程序性和合法性的有机统一。
其三，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的助力者。当代中国已进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时期。在追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功能地位，认定“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4]经过长期的成功合作，各民主党派已证明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业的同盟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3. 服务民生：共享多党联合造福社会的发展成就
中國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25]其以民为本的政党性质、民主高效的运行机制和成果显著的实际效能，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支诞生于人民、发展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革命队伍。各民主党派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构成要件，是“先锋队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结合部”[26]。就本质而言，各民主党派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均以人民为中心、以追求国强民富和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折射出中国各政党与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政治抱负和高尚境界，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三、从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逻辑中揭示潜能巨大奥秘
实践既是体现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中介，也是检验其实施成效的标准。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逐渐形成了巨大优势，其不断走向成功的实践潜藏着服务社会成效高、潜能巨大的密码。
1. 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集聚整合社会资源力量的公意基础
树立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团结各政党共同制定社会整合策略的必要前提。多党合作的历史就是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同心同德，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接续奋斗的历史。巴金在抗战时期写道：“‘整体’的存在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27]实际上，无论是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还是和平年代，个人与国家总是患难与共、命运相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28]
2. 优化利用政党资源：增强多党服务中心大局能力的基本路径
民主党派许多成员具有技术精湛、专业精通、社交广泛等明显优势，对国计民生等问题有特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我们应“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党外代表人士，健全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29]。虽然，民主党派成员中也存在参政议政能力不足、热情不高、对政治形势误判、存在界别偏见等局限，但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 [30]。应积极支持各政党完善自身素质能力常态化培训机制，在推进大统战格局深度调整过程中，鼓励更多具有专业技能和参政热情的党外人士，加入到政治协商的组织机构中，实现民主党派人士的智力优势、党派特色与协商民主优势融合发展；[31]鼓励各民主党派利用海内外关系资源助力服务祖国统一、民族繁荣及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32]。
3. 提高协商合作效率：增强政党联合治理社会效能的重要手段
进入“互联网+”时代，党际合作和协商民主的形式向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方向拓展，建立数字化标准化可视化电子档案库，完善参政议政质量评估体系，促进智库建设和智能管理，已成必然趋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提出，要“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提高协商实效”[33]。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协商民主应当主动顺应信息时代发展潮流，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化手段，积极创新和改进协商方式方法，不断拓宽协商议政参与面，切实提升履职效能。应加强民主协商档案信息化建设，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巩固多党合作优势，大力推动新旧媒体融合，打造数字化协商平台，借助网络平台扩大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政策实施范围，让协商民主紧跟时代节奏，实现高端化、高效化和精准化。
四、结 语
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洗礼和检验，证明是最适合国情党情世情的政治制度安排，并以鲜明的制度优势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和制度演进逻辑，可发现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背后蕴藏着成功密码。其一，在唤醒民众觉醒过程中成立各政党组织，以求同存异的聚合力为导向，以统一战线为重要法宝，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其二，在引导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过程中，以民主建国保政权为己任，为推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发挥了奠基作用；其三，在推进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守正创新促改革为动力，推动爱国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谋求参政议政的最大公约数，助力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其四，在推进中华民族强起来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以优质高效促发展为保障，不仅为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新型政党制度奠定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为服务“双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和共筑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重要的战略资源。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重大招标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体系整体建构研究”（编号：18VSJ005）、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编号：18ZD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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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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