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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古籍出版;出版转型;《曾国藩全集》
【作者单位】裴喜英，新乡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0.025
一、我国古籍出版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古籍出版是指将古代所留存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进行整理，通过校勘考据的方式对古籍内容加以修订，结集出版。我国的古籍出版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受到重视的，1957年以前，主要由某些出版社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成立（之后改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此，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部署。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出版社恢复了古籍出版工作，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目前，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古籍重大工程和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大批重要古籍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然而，由于古籍受众面小、价格较高、格式不一，古籍出版中仍有诸多问题亟须解决。
一是古籍出版市场与其他类别图书市场相比，相对冷门。古籍读者多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古籍未走向大众市场。在经史子集四类目中，集部多是诗文、辞赋等，版本较多，在古籍市场中受众较广，销量相对较大，而其他类目版本较少甚至未出版。
二是古籍版权归属混乱，造成市场流通版本众多，内容良莠不齐。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曾国藩图书多达180种，且很多图书内容相似，无形中增加了读者选择的难度。
三是价格较高。一部质量上乘的古籍往往需要历经数十年进行整理、校勘、考据，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出版周期较长，因此价格较高。如岳麓书社出版的31卷本《曾国藩全集》前后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整理，售价为2591.2元，对一般读者来说价格门槛较高。
四是古籍数据库的出现虽然便于查找资料，但因书目体量庞大，存在收录重复、无跋序、图文对照缺失等问题。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自2003年成立后陆续开发了中国基本古籍库（2005出版，总计收书10000种170000卷，版本12500个20万卷）;中国类书库（2008年出版，收录《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明代日用类书”等历代类书300部）;中国史学库（2017年出版，收录上起先秦下迄民国之历代史书、诸家史评以及部分史料，包括诏令、奏议、政书、传记、笔记等，共计2000种）等。这些数据库虽然将中华经典分门别类汇编出版，但系统化、精细化仍不足。
二、《曾国藩全集》的出版状况
《曾国藩全集》现存最全面、时间最早的版本是由李翰章编撰、李鸿章校勘的1876年清末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它完整收录了曾国藩一生主要的学问精华，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后来出版的诸多版本都是在该刻本的基础上进行校注、排版。
当今影响最大的版本是1983年由岳麓书社唐浩明主编的《曾国藩全集》，该书以清末传忠书局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和曾国藩后人留存的文本为主要参考资料，历经数十年，于1994年全部出齐。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收录了曾国藩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等部分文本，全书共30卷1500万字（2011年岳麓书社出版的修订版为31卷，新增50万字）。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畅销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唐浩明在《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中提到该书的销售情况：“首次便印8000套，半年后又加印5000套。一部大型历史人物史料，在半年内两次印刷发行共计13000套，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不仅为出版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畅销带动了以曾国藩为主题的图书出版热潮，据蒋科兰在《改革开放以来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研究》一文中统计，“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曾国藩图书种数约有180种，其中查阅到明确的图书印数及销量的大约有70种，这70种图书的平均销量约在15000册”[2]。岳麓版《曾国藩全集》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其风靡市场的原因离不开以下四点。
1.契合读者期待的选题
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也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作为在读者中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历史名人，曾国藩选题极大满足了读者对近代风云人物德业并进的人生修为与处世智慧的探究与向往。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在出版时因主题相对小众，加上大众对曾国藩本人形成的刻板印象，使其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读者期待视野之外，市场反应不太理想。随着曾国藩个人经历、家书不断通过现代观念演绎，相继衍生出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成功学”“励志”等标签，读者对其的接受度不断提高，岳麓版《曾国藩全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体。如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多次失败，其在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以表决心的典故被演化成许多个版本，不仅从侧面体现了读者对曾国藩人格魅力的赞赏，也印证了市场对曾国藩选题的接受度[3]。
2.守正创新的数字出版
为了满足数字时代读者的多元阅读需求，岳麓书社紧跟时代发展脚步向数字出版转型。
一方面，岳麓书社将二维码和云储存技术与古籍出版相结合，并邀请作者唐浩明录制了近千分钟的讲解视频，将一代名臣宦海沉浮的政治智慧、世相人情等经世學问向读者娓娓道来。读者只要扫描《曾国藩全集》图书中内附的二维码，就可迅速获取相关音视频内容，不仅从形式上打破了纸质图书的限制，也在内容上赋予《曾国藩全集》更深层的文本解读附加值。 另一方面，岳麓书社与优酷、爱奇艺等视频平台合作推出“大家书话”系列节目，不断扩大曾国藩系列数字产品的读者辐射面。其中，以畅销历史小说《曾国藩》为基础打造的《唐浩明解读〈曾国藩〉》视频，凭借作者对曾国藩与时代关系等读者关心话题的解读而备受欢迎。
3.精益求精的文献整理
文献资料的翔实程度是古籍出版的根基与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具有较为完善的底本——《曾文正公全集》體例完备、流传甚广，且由曾国藩的门人弟子编校，深得曾国藩思想的精髓，成为后世资料整理及出版的重要参考文献。唐浩明在主持《曾国藩全集》整理工作时，仅在图书馆复印古籍文献就耗费了三四个月，同时参考了有关曾国藩的大量资料。
精益求精的文献整理使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畅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浩明在编辑出版全集时对曾国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看到他处于满目疮痍的清王朝的悲剧性，于是同时创作了以曾国藩为主要人物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传》。该书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总印量超100万册，在整个华人世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于2003年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一度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的“曾国藩热”。
4.多渠道宣传提升古籍热度
新媒体营销是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得以迅速拓展受众、不断提高市场热度的重要原因。在抖音以“曾国藩”为词条进行搜索，话题下的短视频播放量高达7.5亿次。岳麓书社有意识地对《曾国藩全集》进行可视化改造，如将曾国藩影视剧形象、曾国藩文本片段以及曾国藩成功要素进行二度加工，制作成短视频投放在抖音平台;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推出了《曾国藩全集》有声书版本，并联合平台方进行纸质图书的发售。
此外，借用名人效应也是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出圈”的重要方式。近年，在岳麓版《曾国藩全集》销售反馈中，许多读者均提到因白岩松推荐“种草”购买。白岩松在20世纪90年代初读《曾国藩全集》，多年后书中的内容虽然逐渐淡忘，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仍对他有深刻影响。此后，他在“乌镇文化讲坛”分享自己的读书经历时，多次提到该书中曾国藩说“人生最好的境界便是‘花未全开月未圆’[4]”一语，给了他走出人生低谷的勇气。凭借名人加持，岳麓版《曾国藩全集》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知名度。
三、古籍出版的调整方向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出版与畅销，为当代古籍出版提供了有益借鉴。
1.注重古籍的时效性和价值性
古籍要进入大众市场，即使有国家基金的支持，也要考虑其漫长的出版周期和读者接受度问题。
首先，古籍出版周期过长，如果市场发生变化，就可能被束之高阁，失去生命力。其次，要将古籍推向大众，就必须把握好专业性与通俗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若古籍内容过于专业化，则不易被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若古籍内容一旦流于通俗化，对研究者而言参考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古籍出版需要充分考量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市场，才能将古籍所蕴含的价值发挥出来。
2.推动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
目前，我国古籍数字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4年推出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收录了包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等经典系列在内的权威整理本，共300种计2亿余字[4]。该数据库不仅提供全部古籍整理成果的数字文本，还实现了文本与原书图像的一一对照，并能自动生成引用格式，除支持全文检索外，还添加了独具特色的人名异称关联检索等。
古籍数字化是当前古籍出版的主流趋势，不仅收录的古籍较为全面，而且学术性强，能为研究者提供便利，有利于古籍的保存和应用。此外，“云出版”也是推动古籍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途径之一，通过打造开放共享的阅读平台，充分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阅读需求与研究者的专业需要。
3.提高古籍的专业化水平
一部古籍的整理和出版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才，如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才将其全部出齐，其中参与校勘考据的都是从事古籍出版的专业人才。该版本在参考底本的基础上不断查漏补缺，校注考据，倾注了无数编辑的心血，因而在市场的更迭中格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当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古籍没有版权归属，许多出版社纷纷试水，导致古籍出版物良莠不齐，乱象丛生。许多劣质版本仅因排版模式调整便再出新书，而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却未在书中及时更新，谬误也未得到更正，甚至个别版本还存在错别字过多、脱文、衍文的现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极易产生误解。因此，古籍出版仍需加强管理，减少出版乱象。
4.加强古籍的融媒体传播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大量出现，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阅读载体也由纸质书转变为电子书、有声书，阅读方式更加多元。随着电商平台的出现，人们购买书籍也更加便利，在手机上几乎可以解决所有图书购买需求。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在各类媒体平台的全面推广，也为古籍走向大众市场提供了成功样本。未来，古籍出版应充分转变出版思维，在不断强化自身内容优势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精准捕捉读者的动态内容需求，推动古籍出版流程与呈现形式的升级迭代;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契合自身发展的融媒体平台，通过时下热门的微信、微博、小程序、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渠道以及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赋能，拓展古籍传播渠道，丰富古籍内容呈现形态，推动古籍销售线上化，不断促进古籍出版向立体化、多元化发展。
此外，为了保障融媒体传播拥有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古籍出版机构还应加强对编辑的培养与激励，建设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出版转型积蓄人才力量。
综上所述，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畅销为古籍在新媒体时代的出版提供了成功样本，未来古籍出版应从时效性、数字化、专业化以及融媒体传播四个层面推进古籍出版转型，进而推动古籍出版行业的发展，使古籍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张月新. 历史文化的现代性反思——论唐浩明的历史小说[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2]唐浩明. 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J]. 中国编辑，2008（3）：10-12.
[3]徐柏容. 对几次图书出版“热”潮的剖析[J]. 出版发行研究，1989（4）：07-10.
[4]何凯. 古籍整理进入数字化时代——从中华书局版《中华经典古籍库》成功数字化谈起[J]. 出版广角， 2014（14）：41-43.
【作者单位】裴喜英，新乡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0.025
一、我国古籍出版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古籍出版是指将古代所留存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进行整理，通过校勘考据的方式对古籍内容加以修订，结集出版。我国的古籍出版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受到重视的，1957年以前，主要由某些出版社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成立（之后改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此，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部署。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出版社恢复了古籍出版工作，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目前，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古籍重大工程和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大批重要古籍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然而，由于古籍受众面小、价格较高、格式不一，古籍出版中仍有诸多问题亟须解决。
一是古籍出版市场与其他类别图书市场相比，相对冷门。古籍读者多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古籍未走向大众市场。在经史子集四类目中，集部多是诗文、辞赋等，版本较多，在古籍市场中受众较广，销量相对较大，而其他类目版本较少甚至未出版。
二是古籍版权归属混乱，造成市场流通版本众多，内容良莠不齐。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曾国藩图书多达180种，且很多图书内容相似，无形中增加了读者选择的难度。
三是价格较高。一部质量上乘的古籍往往需要历经数十年进行整理、校勘、考据，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出版周期较长，因此价格较高。如岳麓书社出版的31卷本《曾国藩全集》前后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整理，售价为2591.2元，对一般读者来说价格门槛较高。
四是古籍数据库的出现虽然便于查找资料，但因书目体量庞大，存在收录重复、无跋序、图文对照缺失等问题。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自2003年成立后陆续开发了中国基本古籍库（2005出版，总计收书10000种170000卷，版本12500个20万卷）;中国类书库（2008年出版，收录《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明代日用类书”等历代类书300部）;中国史学库（2017年出版，收录上起先秦下迄民国之历代史书、诸家史评以及部分史料，包括诏令、奏议、政书、传记、笔记等，共计2000种）等。这些数据库虽然将中华经典分门别类汇编出版，但系统化、精细化仍不足。
二、《曾国藩全集》的出版状况
《曾国藩全集》现存最全面、时间最早的版本是由李翰章编撰、李鸿章校勘的1876年清末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它完整收录了曾国藩一生主要的学问精华，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后来出版的诸多版本都是在该刻本的基础上进行校注、排版。
当今影响最大的版本是1983年由岳麓书社唐浩明主编的《曾国藩全集》，该书以清末传忠书局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和曾国藩后人留存的文本为主要参考资料，历经数十年，于1994年全部出齐。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收录了曾国藩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等部分文本，全书共30卷1500万字（2011年岳麓书社出版的修订版为31卷，新增50万字）。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畅销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唐浩明在《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中提到该书的销售情况：“首次便印8000套，半年后又加印5000套。一部大型历史人物史料，在半年内两次印刷发行共计13000套，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不仅为出版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畅销带动了以曾国藩为主题的图书出版热潮，据蒋科兰在《改革开放以来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研究》一文中统计，“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曾国藩图书种数约有180种，其中查阅到明确的图书印数及销量的大约有70种，这70种图书的平均销量约在15000册”[2]。岳麓版《曾国藩全集》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其风靡市场的原因离不开以下四点。
1.契合读者期待的选题
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也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作为在读者中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历史名人，曾国藩选题极大满足了读者对近代风云人物德业并进的人生修为与处世智慧的探究与向往。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在出版时因主题相对小众，加上大众对曾国藩本人形成的刻板印象，使其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读者期待视野之外，市场反应不太理想。随着曾国藩个人经历、家书不断通过现代观念演绎，相继衍生出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成功学”“励志”等标签，读者对其的接受度不断提高，岳麓版《曾国藩全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体。如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多次失败，其在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以表决心的典故被演化成许多个版本，不仅从侧面体现了读者对曾国藩人格魅力的赞赏，也印证了市场对曾国藩选题的接受度[3]。
2.守正创新的数字出版
为了满足数字时代读者的多元阅读需求，岳麓书社紧跟时代发展脚步向数字出版转型。
一方面，岳麓书社将二维码和云储存技术与古籍出版相结合，并邀请作者唐浩明录制了近千分钟的讲解视频，将一代名臣宦海沉浮的政治智慧、世相人情等经世學问向读者娓娓道来。读者只要扫描《曾国藩全集》图书中内附的二维码，就可迅速获取相关音视频内容，不仅从形式上打破了纸质图书的限制，也在内容上赋予《曾国藩全集》更深层的文本解读附加值。 另一方面，岳麓书社与优酷、爱奇艺等视频平台合作推出“大家书话”系列节目，不断扩大曾国藩系列数字产品的读者辐射面。其中，以畅销历史小说《曾国藩》为基础打造的《唐浩明解读〈曾国藩〉》视频，凭借作者对曾国藩与时代关系等读者关心话题的解读而备受欢迎。
3.精益求精的文献整理
文献资料的翔实程度是古籍出版的根基与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具有较为完善的底本——《曾文正公全集》體例完备、流传甚广，且由曾国藩的门人弟子编校，深得曾国藩思想的精髓，成为后世资料整理及出版的重要参考文献。唐浩明在主持《曾国藩全集》整理工作时，仅在图书馆复印古籍文献就耗费了三四个月，同时参考了有关曾国藩的大量资料。
精益求精的文献整理使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畅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浩明在编辑出版全集时对曾国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看到他处于满目疮痍的清王朝的悲剧性，于是同时创作了以曾国藩为主要人物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传》。该书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总印量超100万册，在整个华人世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于2003年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一度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的“曾国藩热”。
4.多渠道宣传提升古籍热度
新媒体营销是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得以迅速拓展受众、不断提高市场热度的重要原因。在抖音以“曾国藩”为词条进行搜索，话题下的短视频播放量高达7.5亿次。岳麓书社有意识地对《曾国藩全集》进行可视化改造，如将曾国藩影视剧形象、曾国藩文本片段以及曾国藩成功要素进行二度加工，制作成短视频投放在抖音平台;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推出了《曾国藩全集》有声书版本，并联合平台方进行纸质图书的发售。
此外，借用名人效应也是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出圈”的重要方式。近年，在岳麓版《曾国藩全集》销售反馈中，许多读者均提到因白岩松推荐“种草”购买。白岩松在20世纪90年代初读《曾国藩全集》，多年后书中的内容虽然逐渐淡忘，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仍对他有深刻影响。此后，他在“乌镇文化讲坛”分享自己的读书经历时，多次提到该书中曾国藩说“人生最好的境界便是‘花未全开月未圆’[4]”一语，给了他走出人生低谷的勇气。凭借名人加持，岳麓版《曾国藩全集》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知名度。
三、古籍出版的调整方向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出版与畅销，为当代古籍出版提供了有益借鉴。
1.注重古籍的时效性和价值性
古籍要进入大众市场，即使有国家基金的支持，也要考虑其漫长的出版周期和读者接受度问题。
首先，古籍出版周期过长，如果市场发生变化，就可能被束之高阁，失去生命力。其次，要将古籍推向大众，就必须把握好专业性与通俗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若古籍内容过于专业化，则不易被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若古籍内容一旦流于通俗化，对研究者而言参考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古籍出版需要充分考量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市场，才能将古籍所蕴含的价值发挥出来。
2.推动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
目前，我国古籍数字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4年推出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收录了包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等经典系列在内的权威整理本，共300种计2亿余字[4]。该数据库不仅提供全部古籍整理成果的数字文本，还实现了文本与原书图像的一一对照，并能自动生成引用格式，除支持全文检索外，还添加了独具特色的人名异称关联检索等。
古籍数字化是当前古籍出版的主流趋势，不仅收录的古籍较为全面，而且学术性强，能为研究者提供便利，有利于古籍的保存和应用。此外，“云出版”也是推动古籍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途径之一，通过打造开放共享的阅读平台，充分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阅读需求与研究者的专业需要。
3.提高古籍的专业化水平
一部古籍的整理和出版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才，如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才将其全部出齐，其中参与校勘考据的都是从事古籍出版的专业人才。该版本在参考底本的基础上不断查漏补缺，校注考据，倾注了无数编辑的心血，因而在市场的更迭中格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当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古籍没有版权归属，许多出版社纷纷试水，导致古籍出版物良莠不齐，乱象丛生。许多劣质版本仅因排版模式调整便再出新书，而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却未在书中及时更新，谬误也未得到更正，甚至个别版本还存在错别字过多、脱文、衍文的现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极易产生误解。因此，古籍出版仍需加强管理，减少出版乱象。
4.加强古籍的融媒体传播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大量出现，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阅读载体也由纸质书转变为电子书、有声书，阅读方式更加多元。随着电商平台的出现，人们购买书籍也更加便利，在手机上几乎可以解决所有图书购买需求。
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在各类媒体平台的全面推广，也为古籍走向大众市场提供了成功样本。未来，古籍出版应充分转变出版思维，在不断强化自身内容优势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精准捕捉读者的动态内容需求，推动古籍出版流程与呈现形式的升级迭代;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契合自身发展的融媒体平台，通过时下热门的微信、微博、小程序、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渠道以及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赋能，拓展古籍传播渠道，丰富古籍内容呈现形态，推动古籍销售线上化，不断促进古籍出版向立体化、多元化发展。
此外，为了保障融媒体传播拥有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古籍出版机构还应加强对编辑的培养与激励，建设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出版转型积蓄人才力量。
综上所述，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畅销为古籍在新媒体时代的出版提供了成功样本，未来古籍出版应从时效性、数字化、专业化以及融媒体传播四个层面推进古籍出版转型，进而推动古籍出版行业的发展，使古籍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张月新. 历史文化的现代性反思——论唐浩明的历史小说[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2]唐浩明. 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J]. 中国编辑，2008（3）：10-12.
[3]徐柏容. 对几次图书出版“热”潮的剖析[J]. 出版发行研究，1989（4）：07-10.
[4]何凯. 古籍整理进入数字化时代——从中华书局版《中华经典古籍库》成功数字化谈起[J]. 出版广角， 2014（14）：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