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彝（1903―1984），天津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国临床内分泌学奠基人之一，在代谢性骨病的钙磷代谢研究、碘缺乏病的防治与基础研究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国际上尊称为“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中国控制碘缺乏病的杰出科学家和组织者”，2009年被评选为感动天津人物——海河骄子之一。他创办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天津医学院，逝世后“献出图书、献出存款、献出住房、献出遗体”的遗嘱更充分体现出一名医者在学术和境界上的崇高与伟大。
　　
　　勤勉求学 励志献身医学事业
　　 朱宪彝，字良初，1903年1月3日生于天津。在他的一生中，除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上学、工作和短期在唐山开滦煤矿医务部工作外，其他时间都在天津居住，是地道的天津人。
　　 朱宪彝从小跟随祖母居住在天津西门里欧家胡同（现南开区西南角附近），生活过得很拮据。这种生活状况使朱宪彝从小谦恭自励，从不任性自负。朱宪彝先后就读于直隶第一模范小学（现天津中营小学）和直隶官立一中（现天津三中）。在校期间，朱宪彝勤勉好学、成绩优异，被推选为学校的第一任学长。朱宪彝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每晚8时入睡，清晨4时起床，坚持晨读。这个作息制度从初中开始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前夕。
　　 五四运动爆发时，在校的朱宪彝参加了在南开中学举行的天津学生联合会第一次爱國运动大会、到省公署请愿等和平示威活动;在东浮桥一带发表革命演说，到估衣街宣传抵制日货;在为营救周恩来等爱国人士的请愿活动中，朱宪彝遭受警察殴打，但依然不畏强暴。周恩来等革命志士在狱中提出的“求学不忘救国、爱国不忘求学”的号召，也深深激励着他。
　　 1922年，朱宪彝中学毕业，以几乎全优的成绩考入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样板，全部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没有任何口语基础的朱宪彝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很快闯过口语难关。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入学第一年他便获得了奖学金。在协和医学院的几年间，朱宪彝的课余生活几乎全在图书馆或病案室里度过，他曾经多次让图书管理员把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留存至今的几十册课堂笔记和读书心得真实地记录着他那时的学习情况。
　　 1930年，朱宪彝完成了8年艰苦的学业，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文海奖学金”。这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奖，此项奖学金只授予连续5年以上名列第一的优等生，每届毕业生中只有一人可获此殊荣。鲜为人知的是，8年的大学生活，除了每年所获得的奖学金外，朱宪彝竟是全靠借债维持下来，如此坚强的学习毅力令人叹服！
　　医生本色  奠世界钙磷研究之基
　　 毕业后，朱宪彝决定留在协和医学院任内科住院医师，接受严格的正规训练。期间，朱宪彝与刘士豪教授长期密切合作，系统地对佝偻病、软骨病及其他代谢性骨病进行研究，为现代钙磷代谢理论奠定了基础，成为蜚声中外的临床内分泌学家。
　　 旧中国的软骨病患者非常多而且病情严重，许多妇女因此造成骨盆畸形，导致难产而危及生命。朱宪彝和刘士豪选择各种类型的软骨病患者，并取得病人的长期配合，连续给患者做钙磷氮的检查。通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发现，软骨病的基本病因是缺乏钙和维生素D。他们通过采取对维生素D最低有效剂量、开始奏效时间及药效持续时间、治疗后钙磷代谢动态变化的研究，为应用维生素D和钙剂治疗软骨病起到科学指导作用。
　　 朱宪彝等人对妊娠、哺乳期妇女的钙磷代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研究发现，维生素D的充分供应对预防妊娠哺乳期母亲的骨骼破坏是十分必要的，并第一次证明了维生素D可通过母乳分泌的途径治疗婴儿佝偻病。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儿童佝偻病的高发病因和治疗途径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们还第一次用钙磷平衡法在人体证实了紫外线与日光浴对纠正负钙平衡的治疗作用，并确立了以尿钙水平反映维生素D缺乏程度的检测方法。
　　 从1934年至1942年间，朱宪彝等人发表了30余篇有关软骨病和佝偻病钙磷代谢的研究文章，其中《软骨病的钙磷代谢（第Ⅰ至XIII）》的系列论著是反映他们学术成就的代表作。1943年，朱宪彝和刘士豪共同发表在美国巴尔的摩《医学》杂志的一篇名为《钙磷代谢研究对肾性骨营养不良发病机理的意义及AT10和铁剂的治疗作用》的论文，被推崇为“代谢性骨病研究的奠基石”。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对维生素D的反应性降低是肾性骨营养不良区别于软骨病的显著特点，并敏锐地觉察到肾脏缺陷和维生素D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是肾性骨营养不良的发病机理中的主要因素。由朱宪彝等首先命名的“肾性骨营养不良”被国际学术界沿用至今。
　　 朱宪彝还对严重的纤维性骨炎、成骨发育不全等一系列代谢性骨病进行过深入探讨。朱宪彝逝世后，美国著名骨代谢专家帕菲特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朱宪彝——中国维生素D缺乏和软骨病临床研究的先驱》称，“三四十年代全世界关于钙磷代谢的研究大部分出自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他的逝世标志着代谢性骨病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终结……他的成就至今仍对我们有重大的教益和深远的指导作用”。
　　
　　殚精竭虑 创中国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
　　 创办天津医学院，是朱宪彝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也是他作为医学教育家的重要贡献之一。
　　 天津解放前夕，朱宪彝毅然决定留在天津，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1950年，天津高等院校调整时，以朱宪彝、方先之为代表，向市领导建议在天津建立一个医学院，并表示，“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在协和医学院教学的，如果天津建立医学院，愿意回到医学教育老本行，担任临床教学工作，为天津培养医学人才尽力”。这一倡议得到市政府的积极响应，立即得到批准。1951年3月，天津市政府批准成立由黄松龄、杨石先、朱宪彝、李先恪等各界人士组成的天津医学院筹备委员会。6月，朱宪彝被正式任命为天津医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后朱宪彝夜以继日地工作，3个月内便完成了筹建医学院的大部分工作。1952年10月15日，在黄敬市长的亲自主持下，天津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医学院拔地而起。 　　 在招揽人才方面，朱宪彝倾尽全力，大批医学专家参与筹建并在学校任教。1953年，朱宪彝聘请方先之教授主办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聘请赵以成教授主办全国神经外科医师进修班，他本人则主持隔周一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邀請天津医务界人士出席。一时间，天津医学院内热火朝天，院外名声大振，打响了科研培干的第一炮。天津的许多知名专家如范权、金显宅、施锡恩、林必锦、张纪正等都成为天津医学院的教授，天津医学院逐步成为天津市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
　　 由于朱宪彝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的贡献，他受邀出席1955年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于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当选为天津市第一至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朱宪彝一心扑在医学教育事业上，时刻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1978年，朱宪彝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并成为中国第一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导师之一。1979年，病榻之上，朱宪彝口述《医学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元气》一文，倡导提高医学教育质量。1980年，经朱宪彝倡议，天津医学院与南开大学合办八年制医学教育试点班，与天津大学合办生物医学仪器试点班，成为全国首办八年制教育院校之一，随后创办了全国首个高等护理系，培养高层次护理人才。
　　无私忘我 崇高风范永留存
　　 1984年12月25日上午，正在家伏案工作的朱宪彝突发心脏病，未及抢救，便永辞人间。原本应该早日住院治疗的朱宪彝，看到医院病床人满为患就说，“我是医学院院长，本已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他依旧每天去医院打针，在家仍坚持工作。
　　 朱宪彝教授的追悼会开得格外隆重。人们深切悼念这位永远值得怀念的师长和前辈。按照朱宪彝的遗嘱，他仅有的两万元存款全部交给天津医学院作为奖学金;全部藏书和期刊交图书馆公用;他的一套私人住房交给学校使用;他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他把毕生所得都无私地奉献给医学院，奉献给医学教育事业。
　　 朱宪彝一生节俭，克己奉公。他不嗜烟酒，甚至很少用茶。他与国外友人的信件往来、寄邮书籍、圣诞贺卡，经费概由己出，甚至接待一些外宾，他也自费招待。他乘坐的轿车，从不让家人搭乘，就是他自己乘车，途中路过商店想买一些东西也不中途停车。他对自己的要求已经苛刻到了别人难以接受的刻板程度，而他却坚持认为，“俭以养廉，勿以善小而不为。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一趾之疾，竟丧数尺之躯。这些千年古训，应当刻骨铭心”。
　　 朱宪彝爱书如命，他每年都要拿出差不多1/4的工资来购买各类图书期刊。他的办公室和他家的书房几乎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从1922年起他就开始积累读书资料卡片，到逝世时已积累有十万余张。现在，朱宪彝所积累的资料卡片已经全部按照新的分类法重新归纳完毕，成为内分泌学的知识宝库。
　　 2002年，天津医科大学创建了全国首个“生命意义展室”，这里展示着朱宪彝教授所捐献遗体的部分脏器标本。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到此参观后，郑重地在留言簿上写下：“我来自远方，来到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来自远方，怀着对朱宪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盏灯，让他的民族看到伦理之光、人性之光。当我回到远方，我会把这灯的信号带给全世界的人。”
　　 这束理论之光、人性之光，将穿越时空，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励志献身医学事业的莘莘学子，领悟生命的意义，守护生命之光。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处四级调研员
　　 责任编辑：朱 健